托马斯·本德：你我都曾被教授过一种“错误”的美国史

文 | 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全球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美国知名历史学家，纽约大学（NYU）校座人文讲席教授，纽约大学国际高等研究中心负责人，研究涉及文化史、思想史、城市史等领域，是美国当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

宣告美国史的寿终正寝，这一点我们早已知晓。“终结”（end）既可以指一种“（主动的）目的”（purpose），也可以指一种“（被动的）终止”（termination），这两重含义对我导入主题都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我有意吸引大家来关注民族国家史（national history）的终结，美国史也位列其中。各国的历史通过学校教育被带入公众话语中，进而打造和维持了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自足的国家被呈现为历史的天然载体。我认为：这种写作和教授历史的方式早已黔驴技穷。

我们所需要的史学是一种能够把民族国家史理解为自身不断构成了多重历史，同时又被多重历史所塑造的史学。而多重历史（的范畴）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民族国家史（的范畴）。

民族国家并非决然独立、封闭自足的；它跟其他各种人类团结（的形式）一样，不仅与外部相关联，也或多或少地被自身之外的环境所塑造。事到如今，（我们）不应再忽略（这种观察）民族国家史的显而易见的维度了。19世纪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嵌入了作为一门学科的史学的发展历程之中，但它遮蔽掉了民族国家多重社会中的真实经历，并在一个我们更加需要宽广的世界主义的时代中造成了一种狭隘的地方主义。

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s）一样，各民族国家史的研究也经历了种种现代的发展。作为合众国之首部民族国家史著作，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的《美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出版于1789年。

事实上，拉姆齐有意拖延，将此书的出版拖到了美国宪法被批准生效之后。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史学——特别是学校中的历史教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人们）将国家视为人类团结的最主要形式。它成为学校和各类机构中公民教育的核心，这些学校和机构都致力于将小农、移民和各边远民族（provincial peoples）造就成民族国家的公民。

一种共同的历史有意要为一种共享的民族认同提供依据，它既裹挟了人类共同的记忆，也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即忘却差异。这种对公民的构想是完全且绝对的，被认为是能够压倒其他所有的认同来源的。地域、语言、种族、阶级、宗教和其他团结或关联的形式，相较民族国家而言，要么微不足道，要么大而无当。它们都应当完全服从于那种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此外，国家的领土也被明确地限定。为了维持一种国家公民或国家主体的观念，国家的空间和人口都被假定成高度同质的。相应地，现代民族国家承诺在国家内外都会对其国民提供保护。一种既能表明国之边界至关重要，又能许诺提供保护的人为创制就是护照的出现——它是19世纪的一项新发明。

新兴民族国家的领袖们把国家自然化视为一种最基础的、最显而易见的人类团结形式，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帮助。

尽管这种对国家意义的抬升仍算是一种相当新鲜的做法，但当习惯成自然，把一千年前发生在法兰西当下国界里的事都当作“中世纪的法国史”时，人人都越发对这个概念泰然处之了。显然，在这个大谈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散居（diasporas）的时代里，我们当下的切身经历并不能与民族主义者那时的假设相匹配。

生活着实更为复杂难辨。历史学家们跟其他人一样也都深谙此理。

人们常说，19世纪的史学在意识形态框架上展现出来的明显缺陷之所以延绵不绝、难以根除，可以用别无选择、了无他途来解释。

在这本书中，我的目的就是要在超越国家的背景下，提供另外一种理解美国史中心事件和主题的方式。

不同于“美国例外论”的概念，我的这一框架坚持认为：民族国家并不足以构成其自身的历史背景。事实上，它早已逼迫着，将其生存的环境推展到了最终端的大陆尽头，即整个地球。

在此，美国史中的一切重大主题和事件，包括像革命和内战这样独特的美国事件，都应在一种全球史的背景下接受检视。超越民族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要置民族国家于不顾，相反是要将其历史化并澄清其意涵。

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曾写道：“抽身于史学和民族国家的源流之外，不是为了非难史学，相反，是为了把握一些强有力的假设，而这些假设业已形塑了我们的思考。

在过去数年间的美国史研究中，在最具原创性且令人振奋的学术志向里，有一些并不必然束缚于民族国家的方面已经被搭建起来——它们包括在社会史中对性别、移民、民族散居、阶级、种族、族裔特性以及其他各领域的研究。

如果（我们说）这类学术志向并未屈从于民族主义者的框定，但它也没有改变或取代后者。它只是日渐壮大，日益与盘踞于我们脑海中的那类老旧的既定叙事渐行渐远。

它带来了关于美国史中先前未被研究或未被充分辨识的某些团体和主题的新知，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处于主导地位的叙事结构。民族史的单一逻辑看上去已经陷入僵局，新的学术志向貌似可以有所突破。

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这类新型的学术志向被打上了括号、割裂另置（在各类教科书中确实如此），而不是被整合收编。虽然学者们不断添枝加叶，但基本叙述却岿然如故。

这也解释了教科书为何日渐冗长、越发难读、鲜有读者问津，因为19世纪的老旧叙事被淹没于芜杂的新研究之下。这种叙事必须经受更为直接的挑战。

大约10年前，我开始更认真地思考，并从相当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早已被写就、定型的美国史。对我自己当时教授美国史的方式，我不想再提。困扰我的并非是当时饱受争议的政治史议题，至少不是对所谓文化战争中此方或彼方狭隘的支持或反对，也不是要迎合自由派或保守派的阐释，因为在困扰我的事情上，两派并无异见。

我面临的是一种更为根本性的、方法论上的难题：

在我看来，那种盘踞在我脑中的既有叙事似乎限制了我理解美国史中心主题的能力。什么是美利坚民族经历的真正边界？什么样的历史是美国与他国共享的历史？如何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背景为参照来改写美国的核心叙事？

我开始反复思量核心叙事中的两个方面：它未加检视的假设——民族国家是历史天然的容器和载体；以及它所忽视的真相——不逊于时间，空间同样也是历史解释的基础介质。历史既在时间中延绵，也在空间中展现。

你我都曾被教授过一种美国史，那种美国史看上去似乎是封闭自足的。

在学校历史课程中出现的种种新变化，更是突显了问题的存在而非解决这一问题。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在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中，为了把我们的年轻人更好地培养成合格的公民，美国大多数州如今都要求学校开设世界史课程。这貌似是一种富有成效的课程变化，但在实践中，这种新课程却颠覆了动议的美好初衷。大多数世界史课程并不涵盖美国史。

不知何故，无所不包的世界史（的课程内容）却不容我们（自己的历史）栖身于内。在此类课程中，美国与其边界之外的世界的相互联结和彼此依赖鲜有提及，并且这种修订后的课程再次强化了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分裂，而这正是当代公民必须克服的一种分裂。

如果美国人倾向于将某些“国际化的”事务视为“外在的异数”（out there），而非以某种方式与他们自身相关，那么对于这种错误的认知，我们合众国的历史学家们难辞其咎。我们的学科训练致力于让我们把国家视为自足的历史载体，我们讲授历史的方式强化了这种地方主义（parochialism）的眼光。

我们把这一点假定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但我们却并未对其加以证明。如果历史学家想把学子和公众教化为真正的公民，他们必须更为深入地思考其用以架构各民族国家史的方式。民族国家史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但也应当以揭示共同性和互联性的方式来坚守。

令人费解的是，研究外国史和地区史的许多学者——区域研究的专业人士——往往共享甚至强化了这种内外二分的研究方法（binary approach），把合众国和它外部的世界放在了两个不同的匣子里。在美国的大学中，美国研究和区域研究的计划是同时发展起来的，然而直到最近，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彼此都是同一个全球史中相互影响的组成部分。

由此，我们限定了自身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理解，也忽略了他国之历史在构成我之历史的组成部分时的种种方式。

美国人需要更加意识到自身是作为“异邦的一部分”（a part of abroad）而得以存在，正像纽约《商业周刊》在充满希冀的1898年所观察到的那样。

本文节选自《万国一邦 : 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 (美) 托马斯·本德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