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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希腊人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瓦西列夫 著 徐家玲 译

2019-04-12 15:26  来源:《拜占庭帝国史》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瓦西列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Vasiliev,1867-1953)是国际历史学界公认的、20世纪中期以来最权威的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者之一。他所著的《拜占庭帝国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1928年初版)是对拜占庭帝国史最具综合性的、详尽的论述。
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国史》较完整地记载了自324年到1453年间的拜占庭帝国的兴衰发展史,是现代从事拜占庭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书。该书的俄文版本早自1917-1925年间就已经先后问世,是作为瓦西列夫在大学任教期间的基础教材。以后,又陆续出版了英文(1928-1929年)、法文(1932年)、西班牙文(1948年)及土耳其文(1943年)等各种语言的版本。上述版本都在原有基础上作了修订、增补,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些版本均已经绝版。
由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中文译作《拜占庭帝国史》(徐家玲译,2019年),是根据1952年发行的第二版翻译。该版本以原作者的法文版著作(1932年)为蓝本,补充吸收了20世纪30-50年代拜占庭研究领域的新的研究成果。该书译稿从策划到正式出版历时30余年,译者徐家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前往希腊进修拜占庭史的学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发布书摘节选。

 
《拜占庭帝国史》,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瓦西列夫著,徐家玲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出版。
拜占庭和意大利文艺复兴
考虑中世纪希腊传统,尤其是拜占庭希腊人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时,首先要记住的是,并非是人们对古典文献的兴趣和了解导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生,引发了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的生活背景才是人们对古希腊文化的热情高涨的真正原因。
在19世纪中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土耳其危机之前,尤其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逃往意大利的部分拜占庭希腊人,促进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产生。例如,19世纪上半叶的一位俄国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J.V.吉列也夫斯基(Kireyevsky)就曾写道:“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从东向西吹来了一阵清风,使西方思想家能更自由自在地呼吸,整个经院哲学结构立刻崩溃。”
众所周知,15世纪上半叶,文艺复兴确实已经遍及意大利,但所谓的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主要领袖佩特拉克、薄伽丘却生活在14世纪。很明显,除非在基本年代学上的证据以外还存在其他原因,这种观点是十分站不住脚的。
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即中世纪的希腊传统对文艺复兴的影响,以及拜占庭希腊人对文艺复兴的影响。首先考虑第二个问题,究竟有哪些希腊人的名字与文艺复兴早期,即14世纪到15世纪初这一时期,相联系呢?
15世纪,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按年代顺序来看,第一个人物是巴尔拉姆,南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人,约死于14世纪中叶,曾参加过静修派的斗争。他在成为卡拉布里亚修道院的修士之后,将其名字贝尔纳多(Bernardo)改为巴尔拉姆(Barlaam),并在萨洛尼卡、阿索斯山和君士坦丁堡驻留了一段时间。幼者安德罗尼卡皇帝命其担负重要使命,就组织讨伐土耳其人的十字军和恢复教会联合问题赴西方谈判。在一趟毫无成果的旅程之后他返回拜占庭,参加了静修派宗教运动,接着又前往西方,最后终了于此。巴尔拉姆是早期人文主义者经常谈及的人物,而且,19世纪的学者们在对他的评价上也颇有争议。佩特拉克曾在阿维尼翁遇到过巴尔拉姆,并为了能读懂希腊作家的原著而随他研习希腊语。在一封信中,佩特拉克谈到巴尔拉姆说:“另一个唤起我最大热情的老师,在我刚开始学习(in ipso studiorum lacte)时,就离开了人世。”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他(即巴尔拉姆)的希腊语口才是最好的,可拉丁语却很差;他富有思想且思维敏捷,但要让他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却很为难。”
在第三封信中他还说:“我一直渴望研究所有的希腊文学,要不是命运嫉妒我的起步而夺走我的老师,现在的我可能就不只是一名初级的希腊文化研究者了。”在阅读希腊文学原著方面,佩特拉克一直未能成功。另外,巴尔拉姆对薄伽丘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薄伽丘在他的著作《神谱》(Genealogia deorum)中称巴尔拉姆为一个“虽然身体瘦小却拥有渊博知识”的人,而且只要是涉及希腊学者方面的问题,薄伽丘都完全信任他。
薄伽丘
巴尔拉姆在神学和数学方面的文章、笔记和演说词并不能提供足够的理由称巴尔拉姆为人文主义者。我们只能猜测,也许佩特拉克对其著作一无所知;薄伽丘曾清楚地说过他“从未看过任何一本他的著作”。也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他曾广泛培养学生或在文学方面有特殊的才智,换句话说,没有理由相信巴尔拉姆拥有足够的天赋或知识力量能极大地影响其才华横溢且受过良好教育的意大利同代人、那些时代精神的前导,即像佩特拉克和薄伽丘这样的人。因此,我们不能赞同把巴尔拉姆对于文艺复兴的影响估计过高,这种估计有时会出现在一些优秀著作中。例如,德国学者G.科尔廷曾评论说:“由于巴尔拉姆在阿维尼翁过早离世,使得佩特拉克不可能更深入地学习希腊语言和文明知识,从而破坏了能引人自豪的前景的构想,并决定了此后几个世纪欧洲人民的命运。可谓小因而大果!”
俄国学者Th.乌斯宾斯基就同一个问题写道:“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所具有的丰富活跃的思想观念和对希腊研究的重视完全应归功于巴尔拉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中世纪文学历史的最伟大成就归功于他……我们还可以根据事实断言他兼具当时存在的学术上最优秀的品质并使之延续下来。”
巴尔拉姆在文艺复兴历史中的作用事实上远没有那么复杂。他只是一名不太成功的希腊语教师,能传授语法基础知识并起到活字典的作用,科勒林认为,“其中还有一些非常不精确的资料”。对于巴尔拉姆在文艺复兴中的作用,A.维切洛夫斯基给予了更为正确的评价:“在意大利人文主义早期历史中,巴尔拉姆的作用是表面性的,偶然的……作为一名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敌人,他仅能给予他的西方朋友以希腊语言方面的知识及一些学问的断片;但他的德行却因人文主义用以表现自己的理想和期待而被夸大了,而他是无法对这种期望做出回应的。”
第二个在文艺复兴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希腊人是巴尔拉姆的学生莱昂提乌斯·皮拉图斯(Leontius Pilatus),他和他的老师都是卡拉布里亚人,也死于14世纪70年代。他从意大利移居到希腊,后来又返回意大利。在意大利他被看作是萨洛尼卡的希腊人,而在希腊又被看作是意大利人,不论在哪儿生活他都会与人发生争论。他曾在佛罗伦萨与薄伽丘一起生活三年,给薄伽丘讲授希腊语并对《神谱》给予一些建议。佩特拉克和薄伽丘都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及了莱昂提乌斯,并以相似的方式描绘了这个“有着禽兽般举止、行为怪僻的人”之倔强、严厉、急躁的性格和难以接近的外表。在写给薄伽丘的一封信中,佩特拉克写道,莱昂拉乌斯在对意大利和意大利人进行了傲慢无理的抨击之后离开了他,而在旅程中又写给他一封“比其胡子和头发更长更令人作呕的信,信中,他向上天赞美可恨的意大利,贬低和谴责他以前极为赞颂的希腊和拜占庭,并以此为乐;接着他恳求我让他回去,比使徒彼得向基督祈求掌控水性还要诚挚”。在同一封信中还有如下有趣的内容:“现在听吧、笑吧,还有其他更有趣的事情,他请求我给君士坦丁堡皇帝写信推荐他,可我既不认识这位皇帝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想要如此,并想当然地以为(那位皇帝)会像罗马皇帝(此处的罗马皇帝,应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与古代罗马皇帝没有任何关系。——译者)对我那样仁慈、宽厚;似乎他们的头衔相同,就表示他们完全相同,或者由于希腊人称君士坦丁堡为第二罗马就敢于认为它不仅与古代的罗马一样,甚至还在人口和财富上超过了前者。”
在《神谱》中,尽管薄伽丘将莱昂提乌斯描绘得极其丑陋,总是全神贯注地陷于沉思,态度粗鲁、不友善,但他却是活生生的希腊文学的泰斗和希腊神话、寓言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档案。当然,当莱昂提乌斯与薄伽丘在一起时,曾完成了第一部文学上的《荷马史诗》的拉丁语译本。然而,这个译本很不完善,以至于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认为有必要以一部新的译本取而代之。正像薄伽丘所表明,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即莱昂提乌斯的许多知识都是受惠于他的老师巴尔拉姆,而Th.乌斯宾斯基说“后者(此处指巴尔拉姆其人。——译者。)的价值必须在我们的眼中居于更高的地位”。
我们完全承认在希腊语研究方面莱昂提乌斯·皮拉图斯对薄伽丘的重要影响,但在文艺复兴的全部历史过程中,皮拉图斯的作用却只限于通过授课和翻译手段在意大利传播希腊语言和文学知识。此外,薄伽丘之所以能名垂后世,也并非依赖着希腊文学提供的养料,而是完全不同的基础。
因而,这些出身于南意大利(卡拉布里亚)而非拜占庭的希腊人在早期人文主义运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仅仅在于他们传播了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专门知识。
我们经常强调的是巴尔拉姆和莱昂提乌斯·皮拉图斯都是南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人这一事实,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那里的希腊语言和民间传统都很活跃。尽管南意大利古老的“大希腊”(Magna Graccia)因素还没有完全被罗马吸收,但一般来说,6世纪的征服者查士丁尼一世也向意大利尤其是南意大利引入了许多希腊因素。查士丁尼一世之后不久,征服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伦巴德人自己也受到希腊潮流的影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希腊文明的提倡者。考察希腊人口逐渐增加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化是很必要的。6、7世纪,许多希腊人在入侵希腊的斯拉夫人压力下被迫离开他们的祖国前往南意大利和西西里。7世纪,由于拜占庭大部分领土被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征服、劫掠,导致大批希腊人向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移民浪潮。8世纪,大批希腊修士为逃避破坏圣像派的皇帝们之迫害而来到意大利。9、10世纪,西西里被阿拉伯人征服时,来自西西里希腊难民的足迹踏遍了南意大利。这可能是拜占庭南意大利希腊化的主要根源,因为拜占庭文化仅在10世纪才开始在那里繁荣,“好像仅仅是西西里文化的继续和继承”。维切洛夫斯基写道:“这样,在南意大利形成了希腊人口密集的群岛和靠单一语言、宗教以及修道院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团结起来的人民及其社会。这种文化的繁盛期自9世纪下半叶一直延续到10世纪下半叶,甚至持续到更晚的诺曼人时代……南意大利许多最重要的希腊修道院都是12世纪建立的。这些修道院的历史也就是南意大利希腊化的历史。
它们各有自己的初始时期、在洞穴里沉溺于读写经文的隐修士时期,也有组织良好的集体结构的修道时期,其中有其抄胥的学校、图书馆和文化活动。”中世纪希腊人的南意大利出现了许多作者,他们不仅描写了圣徒生活,也创作了宗教诗歌;他们“还保存了学术传统”。13世纪下半叶,罗杰·培根(Roger Bacon)提及了教宗们已经注意到,“在意大利许多地方,神职人员和居民都是纯粹的希腊人”。同一时期的一位法国编年史家指出,“卡拉布里亚的农民只说希腊语”。14世纪,在佩特拉克的一封信中谈及了一名听从其建议而前往卡拉布里亚的青年:他本来希望直接去君士坦丁堡,“但了解到曾经是人才济济的希腊现在已大不如前,因此相信了我的话……;他从我这里知道,卡拉布里亚有许多人相当熟悉希腊文学知识……他就决定到那里去了。”这样,14世纪的意大利人不需要为了掌握希腊语言的初级知识和希腊文学的入门知识而去求助于拜占庭;他们有一个更近的知识来源,即南意大利,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巴尔拉姆和莱昂提乌斯·皮拉图斯。
拜占庭对意大利的真正影响开始于14世纪末并在整个15世纪延续下来,即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杰米斯图斯·普勒桑和尼西亚的贝萨里翁等真正的拜占庭人文主义者的时代。
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大约在14世纪中叶出生于君士坦丁堡,并在其家乡以杰出的教师、雄辩家和思想家而闻名。一位年轻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瓜利诺(Guarino)为了能拜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为师而前往君士坦丁堡;赫里索罗拉斯教授了他希腊语,由此瓜利诺开始研究希腊诸作家。由于皇帝的命令,赫里索罗拉斯赴意大利执行一次特殊的政治使命,他的名声传到哪里,就在哪里受到热情的接待。意大利各地人文主义中心竞相热切地向这位外国学者发出邀请。他用了几年时间在佛罗伦萨大学教书,有许多人文主义者去听他的课。那时,皇帝曼纽尔二世恰好在意大利,赫里索罗拉斯应召前往米兰,一段时间后又在帕维亚成为教授。赫里索罗拉斯回拜占庭稍作停留后又返回意大利,作为皇帝的使节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到达了英国、法国,可能还有西班牙,最后与罗马教宗和教廷进行了密切接触。他受罗马教宗的派遣前去德国筹划即将召开的宗教会议,到达了会议举办地康斯坦兹,1415年死于此地。赫里索罗拉斯能受到如此重视很明显是由于他的教学和向其听众传授大量希腊文学知识的能力。他的神学论文、希腊语法、翻译作品(例如,对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和信件等多种形式的著作并没有表明这种重视是归因于他杰出的文学天赋。但他对人文主义学者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倾其所能给予这位拜占庭学者最高赞誉和最真挚的热情。瓜利诺把他比作照耀了陷于黑暗蒙昧之中的意大利的太阳,并希望心怀敬意的意大利人应在他经过的地方竖立一座凯旋门。他有时也被誉为“希腊雄辩术和哲学之王”。在文艺复兴这一新的运动中,许多杰出人物是他的学生。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莫尼耶在回忆人文主义者对巴尔拉姆和皮科图斯的评价时写道:“这里没有迟钝的智者,令人厌烦的胡须,也没有随时想嘲笑泰伦斯(Terecnce)那令人钦佩的智慧之光的粗鲁的卡拉布里亚人。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是一名真正的希腊人;他来自拜占庭;他是高尚的;他是博学的;他不仅懂希腊语,还懂拉丁语;他是庄重而温和的,虔诚而节俭的;他似乎是为美德和荣耀而生的;他熟悉最先进的科学和哲学成就;他是一位大师。他是第一位因在意大利占据一个教席而使古典传统重拾声望的希腊教授。”德森布里奥(Decembrio)认为,“谈到他的文学知识,他似乎不是凡人,而是天使”。
但对15世纪意大利影响更深更广的却是拜占庭文艺复兴的著名先驱,杰米斯图斯·普勒桑和尼西亚的贝萨里翁。前者是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的发起人,使西欧柏拉图哲学再生的人物;而后者则是这一时期文化运动的首要人物。
贝萨里翁于15世纪初生于特拉布松,在那里受到基础教育,后来被送往君士坦丁堡深造,接着又开始彻底研究希腊诗人、雄辩家和哲学家。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即当时参加了君士坦丁堡课程学习的菲勒尔弗(Filelfo)的会面,使贝萨里翁了解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并对后来出现于意大利的古代文学艺术深感兴趣。隐修之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即米斯特拉,贝萨里翁受教于著名的普勒桑,继续学习。他后来作为尼西亚的大主教,伴随皇帝参加了弗拉拉佛罗伦萨宗教会议,极大地影响了趋向教会联合的谈判进程。贝萨里翁在这次宗教会议期间写道:“不论有多少看似合情合理的原因,我都不认为与拉丁人的分离是正确的。”
在意大利驻留期间,贝萨里翁热切地投身于文艺复兴的紧张生活中。就其才能和所受的教育,他绝不逊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他与这些人文主义者过从甚密,而且由于他在联合问题上的立场,也与教廷有了密切接触。在返回君士坦丁堡时,贝萨里翁很快地意识到,由于大多数希腊人的敌对情绪,教会的联合不可能在东方实现。恰在此时,他接到了来自意大利的消息,得知自己已经被任命为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考虑到在国内的尴尬地位,他产生了返回人文主义中心意大利的愿望,随后离开拜占庭前往意大利。
在罗马,贝萨里翁的居所成为人文主义思想交流的中心。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波焦(Poggio)和瓦拉(Valla)等都是他的朋友。由于贝萨里翁在两种古典语言方面都极为出色的学识,瓦拉称他为“拉丁人中最好的希腊人和希腊人中最好的拉丁人”(latinorum graecissimus,graecorum latinissimus)。通过购买书籍或订购手抄副本,贝萨里翁收集了丰富的藏书,包括东西方教父的著作和一般的神学著作以及人文主义文学作品。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将其丰富的藏书送给了威尼斯,这些藏书成为现代著名的圣马克图书馆的主要基础之一;在其入口处,我们仍能看见贝萨里翁的肖像。
贝萨里翁最为感兴趣的一个想法是组织一支对付土耳其人的十字军。在听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之后,贝萨里翁立即给威尼斯总督写信,要他注意土耳其人对欧洲威胁的危险性,并要求他因此而采取军事行动反抗土耳其人。当时,欧洲人还不可能理解任何其他的理由。1472年,贝萨里翁死于拉文纳,他的遗体运往罗马,并举行了神圣的葬礼。
贝萨里翁的文学活动是在意大利开展起来的。除了大量关于联合问题的带有神学性质的书籍、一部《教义演说》(Dogmatic Oration),对以弗所马可(Marcus Eugenicus)的批驳等,以及一些辩论和《圣经》评注方面的著作,贝萨里翁还留下了一些包括德莫斯提尼和色诺芬在内的古典作家作品的译本、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的著作,表明他是一名人文主义者。作为柏拉图的崇拜者,贝萨里翁在他的著作《反对柏拉图的诽谤者》(In Calumniatorem Platonis)中,成功地保留了或多或少的客观性,这一特点在其他论述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著作中无以匹敌者。不久以前,贝萨里翁歌颂其出生城市特拉布松的长篇《颂歌》(Eulogy)问世。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颂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正像贝萨里翁的一位法国传记作者所说,在贝萨里翁时代的所有杰出人物中,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好地显示出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双重才华,正是从这两种才华的融合中促发了文艺复兴的产生。“贝萨里翁生存于两个时代的交替处。他是一个拉丁化的希腊人……一名保护学者的红衣主教,一名为柏拉图主义而斗争的经院神学家,一名对现代文化的开端做出最大贡献的古典作品的热烈倾慕者。他极力主张实现基督教联合,动员一支反土耳其十字军,因此他属于中世纪;他又在自己的生活年代中居于领导地位,并以热情驱策着这个时代进入新的进步的轨道和文艺复兴运动中。”一个与贝萨里翁同时代的人,迈克尔·阿颇斯托利乌斯(Apostolios)怀着满腔热情崇拜贝萨里翁的人格和他的天赋,乃至于将他比作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在为贝萨里翁做的葬礼演说中,他写道:“〔贝萨里翁〕是神圣和真正智慧的结晶。”许多关于贝萨里翁的著作仍未被出版。还有一个有趣的现代版的赞颂词,即19世纪末意大利出版了一种以实现东西方基督教会为宗旨的天主教杂志,这份杂志就以“贝萨里翁”命名。
但是,拜占庭对于文艺复兴历史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它通过授课或演讲的方式,灌输了希腊语言和文学知识,并通过普勒桑或贝萨里翁等天才人士的活动,向意大利展现了的新视野;另一方面,除了拜占庭的希腊教父著作及文献资料外,拜占庭也给予了西方大量最优秀的古典作家著作的早期希腊原稿。
大约于15世纪40年代,即佛罗伦萨会议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著名藏书家波焦的指引下曾游历意大利和西欧,并搜集了几乎所有那些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拉丁语文献。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在意大利唤起了人们对古代希腊的热情崇敬,这里明显出现了积极搜索希腊书籍的运动。为了这个目的,意大利人希望能够使用拜占庭图书馆。已经前往拜占庭学习希腊学术的意大利人带着希腊书籍返回意大利。其中第一人是赫里索罗拉斯在君士坦丁堡的学生瓜利诺。波焦为收集罗马文学著作做了什么,乔瓦尼·奥里斯帕(Giovanni Aurispa)在收集希腊文学著作时就做了什么:他前往拜占庭,从君士坦丁堡,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各岛屿带回了至少238卷书,换言之,即带回了包括最优秀的古典作家作品的一整座图书馆。
由于土耳其的征服,拜占庭的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糟糕,也越来越危险,大批希腊人迁居西方,同时带来了他们的文学作品和文献。拜占庭之客观情况所引起的古典世界的珍宝在意大利的集中,为西方世界了解希腊遥远的过去以及她永恒的文化创造了特别有利的条件。通过向西方传播古典著作并因此保护它们免于落入土耳其人手中而惨遭毁弃,拜占庭为人类未来命运完成了伟大的业绩。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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