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少女”出逃计划:用影像战胜一事无成的焦虑

2019-02-22 07:49
北京

【编者按】


2020年,最大的一批90后步入而立之年,自私、任性、非主流的标签,逐渐让位给“社畜”、佛系、养生的自嘲。在富足和贫乏、保守和洒脱、乐观和焦虑之间,这个年轻群体所呈现出的多元和矛盾,也是复杂中国社会与飞速发展时代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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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苗

编辑 | 王迪

乡村印记

刚刚搬进城市的刘建和父母住在租来的土房子里,就在最繁华的市中心附近。

刘建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霓虹灯从眼前掠过。服装城的叫卖声,歌舞厅里传出的音乐是她最熟悉的背景声。

这座城市不属于刘建,她和父母常常去逛夜市,但是什么也不买。

但是她希望能属于这座城市。

上世纪90年代,城市化进程大幅推进。1993年,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刘建的父亲放弃了山东乡村的一亩三分地举家搬到市里生活,在当地中学谋到一份老师的工作。那时的刘建,刚刚3岁。

但是他们没有过上心中“城市人”的生活。后来,刘建一家三口搬进了学校的一间狭窄的闲置房子里,生活环境很糟糕。但是这所不怎么样的避风所成了学校不给父亲发工资的理由。

没有钱的日子很难。刘建一家人的口粮靠着母亲在纺织厂的微薄工资和从奶奶家“借”来的面粉。

在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她搬了十一次家。虽说镇子不大,但兜兜转转的生活让刘建始终没有机会跟附近的孩子发展友谊。五岁上的一年级,年龄和体格都偏小的刘建常常被欺负,也不太跟得上学习的进度。在班级里,她也总是作为那个“又穷成绩又差”的孩子坐在角落,没有什么朋友。

刘建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边缘人。瘦小的她仿佛站在了城乡交界的田埂上,前面是蓬勃又刻薄的城市和工厂,背后是望不尽的黄土和一轮夕阳。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她实在应付不来,虽然很小就来到了城市生活,但她莫名地依恋土地。刘建很想快快到暑假,这样就可以回田埂边上的外婆家,那里有土地和庄稼,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她想扎进土地里滋润生长,但是她不想再过穷日子了。她更害怕成长为自己所有姨婶的样子——没有工作,仰仗丈夫,终日负责着家里的灶台和老人的床铺;全身心扑在孩子上,没有任何自己的时间;甚至在前几年过年时,厨房忙进忙出的她们却连上桌吃口饭的资格也没有。

刘建看不见自己在乡村的机会和未来。她想得很清楚,在一个不富裕的家庭里,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是自己。

她从小没有留过长发。

北漂生活

我第一次见到刘建是在大学校园里。

2017年我18岁,作为国际新闻系的新生入学,刘建供职于一家传统媒体6年,已结婚生子。她想制作自己的个人纪录片作品,而我,也是她的记录者。我坐在宿舍的凳子上躲着窗外有些刺眼的阳光,对着话筒和相机跟她聊了一下午“飞扬的新闻理想”。我只记得刘建那时扎着马尾辫,很白,甚至有些苍白。说话声音不大,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镜头前的我,屏幕后的她,第一次被采访的我和第一次制作纪录片的她,都挺紧张。

我再次见到刘建已是一年后的冬天,她又把头发给剪了。

马尾变成了齐耳短发,她跟北京大街上的所有人一样穿着深色长羽绒服,戴着围巾,并不算出众,但我仍能在她的安静中感受到她的力量。

直到这次相谈我才知道,一年前笑着跟我聊天、认真调试话筒的刘建正在努力走出抑郁这场噩梦。

刘建剪短了自己的头发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刘建的本科专业是法学,硬着头皮在家乡的大学读完了之后她发现自己真不是当律师的料,她想写东西。2011年毕业后,刘建给自己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进修班学习编导,坐火车来到了北京,先漂着。

刘建在进修班里得到了很多:她认识了自己现在的丈夫,第二年结了婚,也经一位同学引荐入职了现在的单位。家人和朋友都认为她机遇难得,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体面工作,又光速完成了人生大事。

虽然自己也没整明白以后到底要干什么,当时刘建在基层写剧本、制作视频节目的生活也自得其乐。

工作后,刘建很认真,她几乎没有错过一场知识技能讲座,又在职读了北京一所211高校的新闻学硕士。非专业出身的她在这个行业里很怕被落下。

在有孩子之前,她一直都很知道自己要什么。巧的是,孩子的出生刚好卡在她工作的重要节点上,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让刘建欣喜,同时也让她也有些不知所措。

在入职的第四年,刘建去了一个新岗位。新岗位周围没有她熟知的人,她不能闲聊与倾诉,每天的工作也颇为机械。

早上背着包去上班,晚上再坐地铁回家,终日面对着一台随时会死机的台式电脑重复工作,脑中还时刻死绷着一条名叫“孩子”的弦。

有时她会盯着地铁的车窗玻璃上自己倒映着的脸,怀疑自己是否还真实存在着。

不知在一天中的哪一刻,刘建会突然觉得自己正在被吞没,沉入地板。她只是宏大蚁巢中的一只工蚁,是摩天大楼缝隙里的一颗螺丝钉。 

加上产后激素水平一直不稳定,刘建不可避免地抑郁了。

她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会结束。“在大街上走着,车撞过来都不想躲”——她深陷失望,而且在家中的不被理解,与丈夫的争吵让她更加看不到未来的意义。

在这种环境下,对于纪实影像的热爱仿佛成了刘建生活的唯一出口。她决定给自己找点事做,去做自己的个人纪录片作品。

这个看似突兀的决定实际上扎了很深的根。本科毕业后,对影像的热爱将她赶到北电,期间许多优秀的纪实作品和导演给了她极大的触动。一颗纪实影像的种子自此在她心中生根发芽。

一次出逃

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出逃活动。

制作纪录片对于刘建来说是去体验另一个人的生活,当走进别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自我”仿佛就不存在了。“我对自己的境遇不满,也对自己不满,所以我想逃到别人的生活里去。”

就在2017年下半年,刘建开始着手拍摄自己的个人作品——记录我所在大学中一个社团和其成员的成长。

在独立拍摄的两个月内,她购置了摄影灯、三脚架等设备,扛着十几斤的器材在学校、家、单位之间奔走,拍出了400个G的视频素材,同时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快乐。“我老公说别人拍纪录片都觉得很累很辛苦,但是我拍纪录片简直就像休假一样。我也觉得是,那两个月我实在是太开心了,太开心了。” 她点着头跟我强调了两遍,耳边的碎发跟着颤动。

刘建正在校园里采访一位社团成员

在拍摄之前,刘建完全没有构思,拍摄的时候也属于“墙上的苍蝇”型的“摄影大哥”——不打扰,只是单纯地记录下发生的一切。拍摄、采访、剪辑,她一个人完成了一部时长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

按照励志大片的常规叙事逻辑,这时作为女主角的刘建即将凭借处女作被知名导演一眼看中,包揽大奖,从此走上人生巅峰。但是生活并非电影,事实上这部纪录片的制作并不精良:叙事不够精简有力,画面质量也完全算不上优秀。刘建觉得这部作品“实在太烂了,根本拿不出手给别人看,更没想着拿去参赛”。

制作纪录片的全部动机,是一种练习,更是对自己的试探: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刘建已经大概三年多没有碰过摄影机了。她心里很慌,就想试试自己,还能不能拍?还会不会剪片子?还会不会做东西?

虽然没有做出心目中的影片效果,但是她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她不想把这只当作临时的兴趣爱好,她希望投入全身心去做纪实影像。

她个人最喜欢的一部片子是郑琼导演的《出路》。在这部影片中导演的个人表达很明确,他用六年讲述了三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小孩的成长故事,想探讨的其实是社会上每个人的焦虑和出路。

刘建很赞同这种思路,她认为纪录片不应该只是去拍摄特殊的、不常见的群体——有猎奇之嫌的纪录片不能激起她的兴趣,她更想去探讨普通人的困惑,将目光聚集到一个普世的价值上。

纪录片对刘建来说更像是一场胆大的冒险与实验,因为记录者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抱着一个想法开机,结束的时候也许你的想法会完全颠覆,这是最有趣的。但是只要内心有坚定的表达,一切突如其来的变化都会为你服务。”

在谈论纪录片的时候,刘建的眼睛里是有光的。

逃不掉的“中年焦虑”

就像当年的小刘怎么甩不掉自己身上的“又穷成绩又差”的标签,她现在也逃不出一些突然涌上来将她吞没的“中年焦虑”。

首先从乡土里带来的身份焦虑。她仿佛又站在了一道新的田埂上。

丈夫偶然开玩笑叫她一句“村姑”她都会生气,她努力地想要甩掉自己身上农村的印记。她隐藏起自己的动作和习惯,买一些包装精美的商品,尽量让自己“都市”和“精致”起来。掩藏在这些脆弱敏感背后其实是揭不开、长不拢、迈不过的自卑,是童年精心打下的注脚。

家是回不去了,在北京已经漂了近十年,但刘建也从没觉得自己是个北京人。刘建没有自己的房子,短期内也不会有。即使租房是年轻人的居住趋势,但自己的房子仍是刘建安全感的重要组成,可她一直在漂着。

更严重的焦虑来源于事业。刘建觉得人近中年却一事无成的焦虑正在杀死自己。

刘建的脑中已经有了下一部作品的构思:去拍摄她即将新婚的闺蜜,记录爱侣之间最真实的情感和最亲密的矛盾。她跃跃欲试着想着去设计一些场景,在纪录片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是,这些有趣的想法目前都只是构思,它在一段时间内还将保持在“构思”的状态。

丈夫目前是自由职业的状态,她全身心的投入纪录片则意味着较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收入,无法对全家的开销负责。同时,她将失去大量陪伴儿子的时间。

这似乎是个无法两全的抉择。

她的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甭管咱挣钱不挣钱得先把孩子养好”。刘建嘴上常反驳道“得我好了我孩子才能好”。之前,电影进修班花去了刘建一万五千元,这个不小的开销就曾经引起过她与较为传统的家人的争执。但同时,刘建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今天的成就离不开母亲的无私付出,她很纠结。

在职场中刘建观察到,不知为何,女员工比重大的一般都是比较清闲的组。而对于比“一般女员工”多了点事业心的刘建,领导会表示赞叹,但更多的是惊讶。

“我无时不在体会着,女人在职场中的上升渠道比男性窄太多了。男人成功了大家都觉得他牛X;而当女人取得些成绩时,大家好像只关注她如何兼顾事业与家庭。我能怎么办呢?”她把围巾向上拉了拉,有些感慨。

我说你可以坚持一下试试看,后悔做过和后悔没做过,总要选一个。

然后我同她一起叹了口气。

与自己和解

猪年春节前夕,我打电话给她,她的声音听起来元气多了。

刘建说她单位还没放假,丈夫和孩子先回家了,她已经自己在北京待三天了。前两天很嗨地出去跟同事喝酒唱歌看话剧,今天觉得特累特没劲。

接着她跟我聊起了最近的一些想法。

刘建说她很喜欢跟我聊天,每次都会让她重新梳理自己的思路,同时整理的还有自己的人生。最近她已经开心多了,找到了与自己和解的方法,她的声音里充满欣喜。

她最近在看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这似乎给了她不少的启发。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消费主义裹挟了太久:其实那杯星巴克她根本不想喝,那支新款的口红她也从来不需要。她努力地想融入这个城市,却给自己戴上了一层不透气的假面。她决定认同自己所有真实的特质,包括所谓“土气”。

刘建从未放下对土地的依恋,她特别喜欢土里钻出小苗子的感觉。她重新种起了阳台上的几盆菜,那些绿色让她感到由衷的宽慰。

阳台上的绿色植物

而对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和家庭之间的权衡,刘建还是没有想好怎么办,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她绝不会放弃任何一方。

仔细想想,看似有些草率的婚姻实际给刘建带来了很多支持。刘建常提起丈夫的某些决定对她的触动。他是个“道德底线很高的人”,他让刘建想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而孩子则让刘建的人格慢慢丰盈起来。

29岁的刘建说她曾经觉得自己可能活不到30岁,而现在只想好好活着。“这可能是我不再年轻的表现吧!” 刘建咯咯地笑着说。

刘建这个年纪的人常常被玩笑地称为“中年少女”,她们不再是最年轻的一批人,却仍“少女心”十足,充满了干劲。

刘建说婚姻也好孩子也好,都不是她来北京的目的。她留在北京,甘愿这么漂着的原因是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挣钱啊,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婚姻和孩子都不能也不会成为阻止她去做这些事情的枷锁,反而给她力量。

如果有嫁入豪门的机会呢?刘建说那她肯定也不乐意嫁。她想要的是真正的独立,是话语权。

我又想起了两个月之前我与她的相见,之后我送她去返程的地铁站,她穿着深色羽绒服走在北京的冬夜里,路灯照在她的头发上,她清醒着,她也从未服过输。

【作者简介】

李苗,1999年生,安徽阜阳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传播学在读,现任校媒《107调查》新媒体部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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