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房、炒煤、炒油、炒棉：被想象的浙江富人

2004年年初，所谓民营企业主的“原罪说”一夜发酵，截然相左的激辩声四起。

引燃争论的导火索，是2003年12月31日河北省政法委出台了《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两天后，河北省委、省政府批转了这个文件。

关键是文件第七条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的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情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

该文件的核心精神，被解读为官方不赞成追究“原罪”，但不追究同时也就意味着认定了民营企业主——哪怕是曾经的——“原罪”的存在。

“原罪”本是西方宗教术语。《圣经》中认为上帝造出亚当和夏娃之后，两人因为受蛇的引诱，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禁果。这一罪过，成为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即“原罪”。

对21世纪初的中国民营企业主而言，所谓“原罪”就是指他们在改革初期财富积累过程中难以洗脱的深重的罪过。主要表现为：假冒伪劣、行贿钻营、偷税漏税。

“原罪说”既出，来自政府、学者、民间的观点不外乎分为三种：一是“大赦派”；二是“清算派”；三是既不赞成“一律宽大”，也不赞成“彻底追究”的“折中派”。

这就像一场光天化日之下的缺席公审。不论具体观点有何分别，审判者的一个共同认定是：民营企业主大部分“曾经有罪”。他们以自诩的道德优越感，俯视着虽然拥有巨大财富却只能被动等待发落的有产者们。

“原罪说”并无法律意义的个案价值，事实上也没有哪个民营企业主因为所谓“原罪”被追诉且走上审判台。这更多的是社会公众积蓄已久的某种情绪的宣泄，折射出了在改革走过20多年坎坷历程中，鼓励、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文件也已下发无数次之后，对待迅速膨胀的私有财富及其拥有者阶层的真实的集体性姿态。

作为中国富人总数最多及比例最高的省份，“原罪说”在浙江并没有掀起多少波澜。但由于浙江富人的游商特性，改革开放以来其商业活动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仍然被无情地置于全国范围审视质疑的聚光灯下。

响动最大的事件，莫过于从2001年延续至2006年关于温州老板——浙江富人的代表群体——全国性炒房、炒煤、炒油、炒棉的连锁批判风潮。

中国沿海城市第一波楼市暴涨的行情，大约始于2001年。对大多数城市民众来说，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具震撼力的一次资产分配机会，其力度和参与广泛度甚至远超更早兴旺的股市。有关机构曾经调查显示，杭州户籍居民的家庭总资产中，房产比重占70%以上，而房产价值在迄今10余年间普遍上涨了数倍。购房多少及购房早晚，几乎成为某个家庭平民、小康或富裕分层的决定性因素。

偏偏，已经富得流油的温州人这一轮又美滋滋地喝上了“头口水”。他们在全国各地大肆购房炒卖，无非仗着自己口袋里有钱、有资本。说他们“炒房”那是客气的，说重了就是大白天“抢钱”！2004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尹中立在《南方周末》发表了被广泛转载的《不能再对“炒房行为”听之任之》一文，他言之凿凿地认为，“温州炒房团利用资金优势左右房地产价格牟取暴利，该行为和股票市场的庄家行为如出一辙，构成了操纵市场罪”，应当坚决追究刑事责任。

当年，关于温州人炒房的疯狂与凶狠，许多媒体做过绘声绘色的长篇报道。我们不妨摘要如下：

温州炒房者究竟有多少人、动用了多少钱？比较被认同的说法是10万人，1000亿元资金。最夸张的版本则是10万人，5000亿元资金。

史上最牛的温州炒房者又是谁？有报道称此人在上海，乐清籍人士，姓名不详。他喜欢将所购置房产的钥匙环挂于腰间，一共60把。据说，此人的房产几乎全部租了出去，他极敬业，每天的唯一工作就是按照钥匙的顺序，挨家收租金。一天两户，轮一圈，一个月正好收完租金，活脱脱一个现代城市版的“刘文彩”。

北京一家著名媒体对此的评点是结论式的：狼来了！这批来自南方的狼并不孤独，而是成群结队，穿行于城市。狼过处，寸草不生！

在有关温州炒房者的传播中，最耸人听闻、最吸引眼球的猛料当属“炒房团”。

2001年8月18日清晨，一支奇特的队伍出现在上海火车站。他们高举着《温州晚报》的牌子，但不是记者采访团；他们提着花花绿绿的旅行袋，但也不是旅行团——这就是见诸报端的第一支成规模的“温州购房团”，民间俗称“温州炒房团”。

后来的报道说，这支由《温州晚报》广告部组织的“炒房团”总人数为117人，涉足的上海楼盘包括“新加坡美术馆”“菊园”“怡景园”“四季之门半岛花园”等5个，一次性下单共1000万元。经《新民晚报》等许多新闻机构的滚动追踪报道引起巨大轰动，“温州炒房团”一夜之间成了声名远扬的另类品牌。

事实上，由于温州购房者的纯民间性，其购房行为是广泛而散漫的，地域跨度极大，但是在意图谋取房产商巨额广告费的媒体统一操作下，加之借助了媒体天然的公信度及传播话语权，温州购房者摇身一变成了“有组织、有预谋”的“炒房团”。而有钱人一旦“有组织、有预谋”，什么坏事干不出来？

我们不难观察到，在长达数年席卷沿海大批城市的第一轮房价飙升中，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攫取了最大红利，地方政府亦有所收获，媒体亦从自身利益出发推波助澜。而温州商人只是凭借其投机天赋及相对雄厚的资本积累，顺势分得了一杯羹罢了，但被上述各方联手推上前台，背负骂名。谁让他们改革之初依靠“假冒伪劣”捞得“第一桶金”，本来就形象不佳、名声不大好呢？

温州富人炒房风声正紧，炒煤、炒棉、炒油又铺天盖地而来。

——在煤海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包括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已经被温州人鲸吞，投资额高达数百亿元，控制的煤矿年产量达8000万吨以上，是山西省煤炭年产量的1/5。

——在全国棉花主产地新疆，数以千计的温州人携带资金100亿元入市。抢购战中，各棉区每公斤籽棉的收购价由1.6元飙升到8元以上，温州商人在当地开办的棉花一条龙加工厂也骤增至300家。

——温州“炒油团”则是从陕北转战新疆。仅以新疆为例，温州人即控制了约120口油井，投资总额18亿元以上。如算上后续加工的炼油设备等，总投资额将超过50亿元。

被媒体披露、曝光的数字是十分吓人的，被记者发掘出来的许多细节可谓触目惊心，却往往难以查证。比如，“在太原街头，你随便拦下一辆高级轿车，十之八九就是温州煤老板的。林肯、悍马、保时捷应有尽有”。再比如，“在陕北打一口井只需十几天，投资约50万元。一年的产值就是投资额的两倍，除去开支，年利润至少有50多万元，当年返本”。

动辄数以亿元计的投资，轻松赚取成倍的高额回报；屁股坐的是高档名车，手里玩的是煤炭、石油、棉花等国家战略资源。被如此描述的温州富人，在众人眼里不是令人作呕的“蝗虫”又能是什么！

在这里，我更愿意花费笔墨，记录有关王荣森的故事，一个我两次面对面采访过的“温州炒油客”真实的血泪故事。

王荣森原名王月香，是温州最穷的文成县的一名普通女子。在温州卖过皮鞋，后来和丈夫一起跑到西安做服装批发生意。一次旅途中，她遇到了因口袋空空而陷入困境的陕西地质学院屈茂稳老师。不由分说，她硬塞给对方1500元救急。事后，为了表示谢意，屈老师告诉王月香，陕北有石油，开采利润肯定比卖服装高。再说政府鼓励民间到贫困地区投资，产出的石油国家也全部回收。

王月香的命运就此改变。

1996年11月18日，王月香拉上屈老师包车赶往延安甘泉县。3个月后，终于在东沟乡李湾村一带找到了出油较为稳定的油层。经专家测算，最初的3口勘探井需投资480万元。但王月香夫妇多年辛苦攒下的积蓄仅250万元。一咬牙，她跑回老家动员亲朋好友入股，费尽口舌总算凑足了480万元。高高的井架矗立起来了，日夜难眠的王月香干脆就把铺盖搬进钻架下的临时帐篷。大西北的风沙很快将她的脸庞剥蚀得如同黄土高原般沟壑纵横，只有那口白灿灿的牙齿，让人依稀记得她本是江南女子。

1997年5月12日，因劳累过度中暑，丈夫蔡高锡倒在了井架旁，当天下午4时，蔡高锡即撒手离世。

丈夫倒了，王月香没有倒下。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荣森，她需要像男人一样坚强。

守寡一年零两天后，王荣森的油井喷出了黏稠浓黑的原油。但欣喜若狂的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竟是昙花一现。由于技术等原因，这3口井出油仅两三天便油层凝固，成了枯井。紧接着与温州一家鞋业公司联合开发的第4口探井，又因接错管子而在出油后不久变为废井。这几口井的直接损失达700余万元。

为了翻本，为了还债，2000年，王荣森辗转来到甘泉相邻的靖边县继续开采石油。先是投资280多万元打了一口井，油层还挺好的，不料压裂时管子被压破。再砸进148万元将井修好，但出油量少得可怜。此后的几度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王荣森濒临崩溃。她无助地回到甘泉，日夜徘徊在丈夫曾经倒下的油井边，一遍又一遍地流泪，像祥林嫂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向路人诉说她的油井故事。

接二连三的厄运，使王荣森背上了山一样沉重的近千万元债务。房产和值钱的家具早已变卖，但仍然杯水车薪。走到尽头的王荣森开始为吃饱肚子发愁了。百般无奈之下，这位曾经的百万富翁只能到当地人家中做保姆，每月收入300元。

老家文成是不敢回了，讨债者如云。王荣森最牵挂的是自己才13岁的小儿子：“我已经没钱供他读书，只能靠我70多岁的老母亲到处借钱撑着。”2002年，王荣森偷偷摸回老家一趟。等待她的是更大的打击——她的宝贝儿子早在4年前就已溺水身亡，老母亲一直瞒着她。

2003年，据一位浙江记者报道，王荣森孤独地躺在甘泉县的一家小医院里，憔悴得几近枯槁。此后，她与所有人失去了联系。

故事还没有完。谁也没想到，2008年6月，当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气氛在温州愈来愈浓的时候，多年杳无音信的王荣森居然又在当地一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出现了。这是一档关于她一个人的节目：《超越生命的力量——王荣森的故事》。她说，她已经回到温州，做些小生意，有生之年必须把欠下的钱全部还清。她没有告诉大家自己曾经过得有多苦，她说得最多的仍然是她和她丈夫的油井和梦想。长长几十分钟的节目中，王荣森除了流泪还是流泪。

王荣森的故事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浙江富人。但可以肯定的是，无数已经成功或曾经失败的浙江富人都品尝过王荣森式的辛酸与血泪。

本文摘自《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作者：胡宏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