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读｜图书馆幸存指南：从《华氏451》说起

或许是因为小说的初稿，是由雷·布拉德伯里在UCLA图书馆地下打字间的按时计费打字机上，用九天时间码完的缘故，《华氏451》的故事进度快得令人猝不及防。接近尾声时，终于进入了最有诗意的部分：在书籍全部被烧毁的城市边缘，逃亡中的蒙塔格遇到了这样一群人，外表是流浪汉，内在是图书馆，依靠最原始的人脑记忆法背诵下那些伟大的书，以期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可以再次付梓印刷。

小说最后写道，“待我们抵达城市”，沉重的现实与乐观的期待萦绕在这座“流动图书馆”周围，他们或许能够回到文明中心，成为文明重生的楔子。

距离《华氏451》最初的出版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是否有朝一日，人类真的需要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来保存书和图书馆？

火灾与防火：图书馆头等大事

图书馆属于世界上最难幸存的那类场所。除了和其他建筑物一样容易毁于各种自然、人为灾害外，作为“书的容器”，图书馆内的“书”会受到包括灰尘、潮湿、霉变、虫害、偷盗、火灾在内的各种威胁。而一座没有了“书”的图书馆，显然是不能称为图书馆的。和《华氏451》中发生的情况一样，古往今来，图书馆最大的敌人是“火”，天灾偶尔，人祸居多。

历史上最著名的“传说中”的图书馆，恐怕要数希腊化时化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了。由于托勒密王朝对藏书之极端追求——托勒密三世曾经从雅典档案馆借出手稿原本，仿造副本归还原主——终于建成了当时世界上藏书最多、文种最全的图书馆。然而，这座传奇图书馆却只存在于后世的文字之中。它毁于火灾，一说是公元前48年凯撒发动战争时，意外之火将其烧毁；另一说是公元641年，穆斯林征服者奥马尔的将军阿慕尔征服亚历山大城时请示如何处置图书，奥马尔命令全部烧毁。

如今号称世界上最大图书馆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历史上和“火灾”纠缠不清。成立的第15个年头，1814年8月24日，美加战争期间，英军攻陷华盛顿，顺手点燃了大量公共建筑，其中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大厦）。其所藏的3000多卷（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量）图书被烧毁；1851年12月24日，又一场大火烧毁了35000本书（全部馆藏的80%）。

近年最著名的图书馆火灾，应该是2015年莫斯科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的大火（损毁馆藏15%），因这座图书馆是俄罗斯人文科学的文献心脏，俄科学院院长称其为“科学界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引起火灾的原因，竟是三层一个房间的电线短路。

火灾是图书馆挥之不去的梦魇。于是，防火也应如影随形。首先来说说笔者认为在图书馆史上最为神奇的一个案例。

故事要从1839年一个叫做奥斯丁·亨利·莱亚德的英国年轻人说起，原本打算去锡兰（今斯里兰卡）任殖民地官员的莱亚德，在东方之旅的途中，经过了底格里斯河畔的尼姆鲁德遗址，并且被摩苏尔附近的库云吉克大土丘摄住了魂儿。1845年，当他终于开始进行“亚述探险”时，遇见了另一个年轻人——亚述后裔霍姆兹德·拉萨姆。29岁的莱亚德和19岁的拉萨姆，这两个对古代世界充满神往与想象的考古者，携手展开了一场永垂史册的发掘之旅。

说他们是“天作之合”也不为过。莱亚德有能力向大英博物馆筹措资金，而拉萨姆精通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以及亚述基督徒的语言叙利亚亚拉姆语，和当地的村民、酋长、总督打起交道来如鱼得水。

当莱亚德基于尼姆鲁德的发掘出版了《尼尼微及其遗址》（当时他误以为尼姆鲁德就是《圣经》中的尼尼微），转而成为外交官和政治家以后，拉萨姆继续挖掘库云吉克。1853年12月，一个巨大的土堤坍塌了，拉萨姆听到他的人喊着“苏瓦尔！”（图像）。月光下，有2500多年前为亚述国王巴尼拔的房间雕刻的石板，宫殿的地板上散落着传奇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所收藏的泥板残片。

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尽管不是最早的图书馆，但它却称得上是第一座试图收集到世界一切知识的图书馆（比亚历山大图书馆早400年）。亚述帝国最后一代国王亚述巴尼拔，和先辈一样穷兵黩武，却对文化有着狂热的爱好。他热爱收集文献和收藏泥板，派抄写员到帝国各个地区收集和抄写文献，将它们收藏在他建立的图书馆中。

这座图书馆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是一座火烧不尽的图书馆。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某一天，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某个人，用芦苇杆在随手可得的泥巴上刻下了一些符号，潮湿的泥巴在烈日下很快干燥，符号永远印在了上面，那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这种文字和承载文字的泥板，就是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幸存下来的“书”。泥板怕水但不怕火，而且越经过火烧越坚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时的书写材料还有木板、金属等，尼尼微城也曾被付之一炬，但历经几千年留存下来的“泥板书”依然金刚不坏。第一个在泥巴上刻符号的人，一定没有想到，其信手拈来的书写材料，竟能抵抗大火的侵扰，成为书籍存储史上的奇迹。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故事的第三个年轻人，他叫乔治·史密斯，是工人的儿子，且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由于从小对亚述文化和历史非常着迷，史密斯在印刷厂工作的午餐时间全部都花在了大英博物馆。他的研究天赋引起了著名亚述学家亨利·罗林森爵士的注意，并被邀请进行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1872年，史密斯破译了从亚述巴尼拔图书馆运来的以楔形文字阿卡德语书写的《大洪水的迦勒底人记述》，即世界上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引起轰动。那一年，他33岁。

第二个案例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诠释了“防火意识”在图书馆火灾防范上居于最重要的地位。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兵部右侍郎范钦退休返乡，决定建造一座私家藏书楼来存储他历年收集来的7万余卷图书。从天一阁建造之初，一直到今天，它惊人地从未发生过火灾。

零火灾记录要归功于建造者范钦所具备的极致的“防火意识”。首先，“天一阁”这个名字取自于郑玄《易经注》“天一生水”，体现了建造者将“防火”置于最优先的位置。其次，具体营造上，为防火进行了多项创新设计：生活区与藏书楼分开，并保持一定防火间距，分隔墙的门错开设计；藏书楼及周边设置足够多的安全出口；楼前凿“天一池”，池水终年不涸以蓄水备用灭火。再次，也是最重要的，范钦制定了非常严格的“防火守则”，包括：禁止烟火入阁、烟酒切忌登楼——避免疏忽导致的火灾；不得无故入阁、外姓人不得入阁、女性不得入阁——疏忽的根源还是人，越少人进去越安全。

范钦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防火意识呢？原来他有个好朋友叫丰坊，其人命运多舛，早年进士出身，因事遭贬谪，晚年穷困病逝于寺庙。丰坊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同范钦一样是大藏书家，藏书数万卷，以“万卷楼”储之。然而其人性格乖张，一次酒后秉烛登藏书楼，忘吹蜡烛导致失火，损失惨重。

显然，由于疏忽大意导致的火灾给范钦敲响了警钟。规则是苛刻甚至不近人情的，传说嘉庆年间宁波知府的内侄女钱绣芸，因仰慕天一阁藏书而嫁给范钦后人，婚后方知该后人并未掌管藏书楼且族规禁止女性入阁，绣芸竟郁郁而终——藏书重于泰山，牺牲在所难免。

还有一个防火案例很有趣，源于一个颇为惊悚的传说，那就是耶鲁大学的贝内克图书馆（全称“贝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这栋外表极具特点的图书馆由第10届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戈登·邦夏设计，落成于1963年。

建筑外墙非常独特，照片中镶嵌在方格子里的方形大理石板厚度为32毫米，可以透过一定的外部光线，同时阻挡热量和紫外线。除了功能性作用外，这个设计在室内看如梦如幻（见下图）。而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在耶鲁大学校园甚至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该图书馆的灭火系统在发生火灾时会将馆内空气全部排出，导致里面的人员窒息而死。

贝内克藏有50万册珍本和以百万计的手稿，其中包括古登堡原版圣经（西方第一本以活字印刷术出产成印刷品的书，印数160-185本，现存49本完整或残篇）和伏尼契手稿（成书于15世纪初，至今无法破译的世界上最神秘的书之一）。

为了能够完成艰巨的防火使命，图书馆在防火新技术的运用上领先于世——当然，副产品就是上述误解。实际上，贝内克的确采用了“气体灭火”系统，但适用范围仅在馆内存储了更高价值图书的特定区域（内部空间照片中右边的玻璃盒子），这个区域只有图书馆员可以进入。

当火灾探测器被触发时，和普通建筑物使用水灭火不同（会损坏书），系统会自动向该区域释放大量的包含哈龙1301（属于卤代烷，是一类非常干净的灭火剂）和惰性气体灭火剂混合气体，从而置换出氧气以阻燃。“它们确实降低了氧气的百分比，但不足以杀死任何图书馆员”，贝内克图书馆访问服务主管史蒂文·琼斯辟谣说。

从微缩胶片到数字化：现代科技对图书馆的重塑

若简要回顾一下人类的知识存储史，第一个时间节点显然是文字发明之时。在这之前，人类存储知识的方法和《华氏451》的结尾一样，是纯粹依靠人脑来进行的。不要小看这种存储方式，大量的神话、传说、各种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知识，存储在每个个体的大脑中，再经过口耳相传，构成了“信史”前人类的历史。

这段时期的知识在文字被发明以后，最终由一句句“话”转化为一个个“字”。文字的诞生起因于城市形成之时人类政治、经济生活的新形态，让人脑存储信息的方法忽然变得不够用了。考古发现，最早的楔形文字记录多与经济生活有关，反映了当时新出现的剩余产品再分配的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从文字，到书，再到“书的容器”图书馆，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过程。

微缩胶片。实体书和实体图书馆统治了人类知识存储几千年。期间，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使得图书复本量大大增加，从而大大减少了整本图书内容损毁殆尽的风险。而现代科技让图书馆拥有了许多全新的防火和防止其他威胁的方法。在数字化存储时代全面到来之前，有一种模拟的存储方式曾经称霸一时：微缩胶片。在它之前，存储是受到空间之绝对限制的，想要收藏更多的书，就必须要建造更大的图书馆。

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陷入重围的巴黎驻军需要接收驻扎在首都之外的法军总司令的指令，但携带密件越过敌人的防线十分困难。此时，发明家普鲁登·达格罗恩想起英国企业家约翰·丹瑟曾在1853年用微缩摄影技术将《泰晤士报》的一个版面微缩成为直径1/6厘米的一个点，于是他用丹瑟当时使用的火棉胶湿版法（在玻璃板上涂含有碘的火棉胶作为负片，在干燥前装入相机曝光，然后用连苯三酚或硫酸亚铁显影，用氰化物或硫代硫酸钠定影）将密件微缩到感光板上，用信鸽递送，底片可以用幻灯机播放，从而实现了文字和图片量较大情况下的“飞鸽传书”。

实际上，早在1839年，约翰·本杰明·丹纳已经利用银版摄影法制作了160:1的微缩照片。这个技术（及技术的不断更新）的商业化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实现。应用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微缩胶片最终定型为16mm和35mm两种规格，并使用柜式阅读机进行资料的提取和阅读——大大节约了物理存储空间。据说在21℃，50%湿度下，微缩胶片可以至少保存500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用该技术微缩了大英图书馆300万页的图书和手稿；到了中叶，微缩胶片已普遍被图书馆用于保留有腐烂危险的书籍和报刊。尽管当下，数字化存储正在逐渐取代微缩胶片这种模拟存储的方式，但由于后者存储寿命的优势，图书馆依然用其来保存重要图文。而且，同数字化存储相比起来，它具备一项绝对的优点：不会像你在使用数字化检索和阅读工具上那样，用算法分析你，读取你的爱好、情绪、消费取向、政治倾向等一切可以被收集和利用的东西。

数字化存储。和其他领域遭遇的情况一样，数字化存储的出现完全颠覆了图书馆资料存储的传统观念。数字化的美妙之处在于，世界上一切的信息都可以被转换成为一系列由数字表达的点或者样本的离散集合形式；通常使用二进制，也就是说，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用“0”和“1”这两个数字来表示。数字化实现了所有信息在相同格式下的混合传输，且理论上可以无限传输而没有任何损失。听上去，这和上帝是一个级别的概念。数字化难道就是图书馆的上帝？从此再也不用担心资料被火烧被虫蛀，只要把他们全部转化为“0”和“1”，图书馆就会永垂不朽？

幻想存在任何的终极答案终究是一种天真的表现。跟笔者同龄的（80后）朋友们，家里有没有一张叫做3.5吋盘的东西？那是电脑在国内刚普及的时候所使用的外部存储设备，2000年以前红极一时。现今，要找一台能够读3.5吋盘的软盘驱动器好像有点困难。数字化的速度和效率催生了“信息爆炸”，然而这些信息“载体”的生命周期却越来越短暂。从3.5吋盘到现在的U盘，它们终将有一天被淘汰，依附于它们的“信息”如何幸存？

答案会是互联网吗？互联网只是增加了保存信息的“人数”，并没有改变信息存储的“载体”。当然，一本书（纸质的或电子的）保存的人数越多，能够流传下来的概率越大，这是个简单的数学逻辑。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图书馆”也许逃得过火灾，但新类型的灾难可能更具破坏性：二进制电荷因电流泄露而流失、存储器访问软件失效、一场不可预期的超强日冕物质抛射对电子系统造成毁灭性损害，等等。

“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发展至今，最激动人心的一个篇章，因为它正在通过不断地将越来越多的文字和图片数字化，以及数量不断增多的网络接入点，为地球上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只要你愿意，你几乎可以了解一切。同时，“数字图书馆”可能也是最危险的图书馆，除了其本身并不那么百毒不侵以外，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只要你“接入”，关于你的一切也几乎都可以被了解。

还需要图书馆吗？重新定义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显然更令得一部分人感到不安：它拆除了传统图书馆的墙，使得图书馆作为一栋物理的建筑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这对传统图书馆爱好者而言，几乎意味着图书馆的末日。未来，我们还需要图书馆吗？只要一台电脑、一个互联网接口，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覆盖面越来越广泛的书籍和信息。在不久的将来，图书馆是否会成为保存着人类“历史上”那些“文物图书”的博物馆？

1996年，英国图书馆学家S. Sutton先生提出了图书馆将经历的四个阶段：传统、自动化、复合、数字。复合图书馆已然在席卷全球，图书馆正在整合物理资源和虚拟资源，实现传统馆藏和数字馆藏并存，无论用户选择什么方式都能通过数字化的桌面传递获得无缝的服务和资源。复合图书馆显示了“数字”和“传统”并不矛盾，且可以通过科学整合发挥“1+1>2”的作用。另外，上述四个阶段的图书馆，依然单独或综合地存在于世界各地。所以，即便就图书馆而论图书馆，传统馆藏是否会很快或最终被完全取代还有待观察。

让我们从一个更广域的视野来看待“数字图书馆”，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人类其他领域的“数字化”共同且关联存在的。从城市生活的角度来看，“数字图书馆”是“数字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处于正蓬勃发展的“数字城市”中，我们可以清楚感受到，“数字化”正在让人类生活越来越便利。与此同时，基于人类目前依然以“肉身”的方式存在，用“滴滴”打一个车的目的是为了坐上那个车，用“链家”租一套房的目的是为了住进那套房——“数字化”是工具，不是目的。也许有人会把“数字化”当作目的，那么就会发生《黑客帝国》里那样的情况。

2017年，美国著名纪录片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一部叫做《书缘：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图书馆是否会消失，完全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图书馆”这个词。

影片开头，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以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一书而闻名全球）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总馆的大厅演讲，为“无宗教信仰群体”一直以来被政客和大众所忽视而发声。道金斯教授充满理性和诗意的语言，深深吸引了站在大厅里的读者，他们不一定都是无神论者，但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倾听的欲望和面对面交流的热情。

讲座、读书会、音乐会甚至招聘会，出现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网络的各个图书馆内（2017年年报显示其有92个分支机构）。此外，图书馆还从事着儿童教育、残疾人教育、老年人服务等类型的社区教育工作。

整部影片展现了纽约公共图书馆已经从书的“存储中心”转变为市民的“教育中心”和“社区中心”这样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出现了很多有色人种，作者、读者、服务者、被帮助的弱势群体……导演用了大量笔墨来讨论图书馆之于种族平等的作用。美国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说：图书馆是民主的支柱。在《书缘》中，观众颇为惊讶地看到，图书馆在民主领域竟然有那么多有所建树的可能性。

影片中，参与场馆设计竞标的荷兰女建筑师法兰馨·侯班说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图书馆和书没有关系，而是和求知的人有关。”在数字化背景下，图书馆的优势已经不是文献的存储，而是“人与人的联结”。它的“启发性”可以不仅在于翻阅到某一书页时所看到的一个句子，更多的可能性，在于通过丰富多元的活动所提供的真实交流，而激发出的思想火花；它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检索和阅读图书，更多的可能性在于帮助市民“使用”知识，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教育和社区服务，变被动为主动，让更多的人真正受益于知识。

如此一来，我们是否还需要图书馆？除了图书馆，还有什么知识传播组织，有这么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真实嵌入社区的能力？人类因为求知而变得独特，因为交流而互相理解与尊重，图书馆是让这一切发生的最理想的场所。

结语：依旧脆弱的图书馆

“我的秘书乌姆·海森，她有点害怕，因为两枚炸弹就降落在她的车前七十米处。就跟其他人一样，她谈个两分钟后又回到日常的工作岗位上。五十分钟后又一声巨响，双方持续交火一个半小时。”——如果不是2006年11月至2007年7月，在大英图书馆网站上出现的一系列日记，和平地区的人们可能无法想象21世纪之初，世界上竟然还有一群人必须以生命为代价才能保全一座图书馆。

日记的作者叫做萨德·伊斯康德，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他毅然返回巴格达协助抢救国家的文化财产，担任“伊拉克国家图书暨档案馆”馆长。“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的入侵、以及ISIS强硬的意识形态，使伊拉克国家图书馆多次遭受洗劫和破坏，95%的罕本藏书、60%的档案、25%的手稿损毁。2006年年底，在萨德和全体馆员的努力下，经过4年的重新修整，图书馆终于重新开放。萨德的日记牵动了全球读者的心，并在多个国家出版发行。

世界一头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因其对“公共性”的深入探索，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和不可或缺；而同一个世界的另一头，《华氏451》的情况依然还在上演。无论人类已经发展出多么发达的科技，战争、恐怖主义、独裁等等人为的因素，依然威胁着图书馆。难道需要把图书馆里所有书的内容通过无线电波传递到宇宙中，让可能存在的更发达、更崇尚和平的外星文明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存储问题吗？如同其他关心人类未来的文学作品一样，《华氏451》的存在始终提醒着我们：哪怕付出了一切代价，文明依然易碎如玻璃。

[作者系半层书店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