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以来，非虚构已逐渐在美国发展为一个成熟的类型，每年都有数百本新书面世，亦有多个大奖等待角逐。而在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非虚构作品相对较少为国内读者所知。今起，湃客镜相栏目刊载“海外书讯”系列，不定期盘点外国非虚构奖项和畅销榜单，介绍最新的优质作品，呈现非虚构写作的不同可能，供读者参考。文｜薛雍乐（澎湃新闻）
1月27日，美国图书馆协会在西雅图公布了2019年安德鲁·卡耐基卓越虚构与非虚构作品奖的获奖名单，拉开了2019年美国重要非虚构奖项开奖的帷幕。
今年非虚构类的卡耐基奖由密西西比大学英语系教授基斯·雷蒙（Kiese Laymon）的回忆录《沉重：一部美国回忆录》（Heavy: An American Memoir）夺得，这位非裔美国作家以坦诚而艺术性的写作回顾了自己坎坷的成长历程，在贫穷和绝望之外，更展现出学习、写作、社会活动带来的力量。
其他入围的作品也展现出了对公共议题和个人叙事的双重关注。短名单中的另两部作品分别聚焦作为新闻热点的美墨边境和药物上瘾问题，在长名单中，美国城市的发展历程和公共设施成为出现频次最高的主题。而与获奖的《沉重》一样，入围的多部传记和回忆录则以各自新颖而动人的方式，探究了“活着”的意义。
拖着沉重的身体寻找希望
从表面上看，获奖作品《沉重》所讲述的种族和阶级故事似乎并无新意。作为美国黑人人口比例最高的州，密西西比的历史早已和奴隶制时代的血泪及种族歧视法律的枷锁画上了等号。几十年来，它又始终是美国最贫困的州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雷蒙会写出怎样的成长故事几乎没有悬念。
不过，雷蒙并没有止步于对困窘和暴力的抱怨。身体的沉重成为了贯穿全书的意象——从小被他崇拜的母亲鞭打，他不得不在食物中寻找安慰，而在暴饮暴食之后，又因为想要“抹去自己的存在”而陷入厌食症，直到崩溃。
沉重的身体受到的是来自外界社会的重压：母亲克服困难独自求学的压力、家庭暴力的层层转移、无处倾诉的压抑，以及挤入白人圈子后遭遇的歧视，都在雷蒙的身体上留下印记。正因如此，他得以理解母亲的行为：“我记得外婆告诉我，你之所以这么打我，是因为在杰克逊（作者家乡）的某种东西正在打你——那时我原谅了你，”他在书中这样对母亲写道。
显然，从自我厌恶的青少年长成为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雷蒙的故事带上了“美国梦”的色彩。他看着母亲在不利环境下读到博士，在母亲的打骂下养成写作的习惯，此后又不断从书中找寻慰藉、动笔发出自己的声音，逃离了此前的绝望和恐惧。但他并不是沾沾自喜地吹嘘自己的成功之路，而是借自己所处的独特位置，诚实地记录了自己这一代美国黑人的记忆。
《沉重》的写作极度私人：雷蒙始终以“你”称呼母亲，假想是在向她回溯自己充满创伤的经历，这允许他坦率地表达内心深处对母亲的害怕和怨恨，以及对她的理解和爱意。它也极度宏大：以“一部美国回忆录”为副标题，似乎要以自己的人生折射整个国家的历史。如果说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是一部史诗，那雷蒙就用这封献给母亲的长信交出了一份独特的答卷。
用故事讲述公共议题的日常
在《沉重》之外，不少入围作品都直接切中热点公共议题，以深入的调查和生动的叙事为美国公众关心的问题提供了深度和广度。
弗朗西斯科·坎图（Fancisco Cantu）的《画线成河：来自边境的报道》（The Line Becomes a River: Dispatches from the Border）切中了近年来备受瞩目的美墨边境问题。身为墨西哥移民后裔，作家从小在美国西南部长大，后来加入边境巡逻队，打击非法越境者。在体会到执法工作的残酷后，他退出巡逻队，又目睹了身边朋友的家庭因边境而被撕裂。在围绕边境墙建设的喧嚣中，坎图个人化的叙述展现出，移民对边境的真实体验往往比“自由vs保守”的二元政治复杂得多，更关乎具体的生活和家庭。
贝斯·梅西（Beth Macy）的《麻醉之疾：那些让美国上瘾的商人、医生和药企》（Dopesick: Dealers, Doctors, and the Drug Company that Addicted America）则关注了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的危机。经过在弗吉尼亚州西南部贫困地区长达30年的工作积累，记者梅西从受害者家庭、执法部门及部分始作俑者的角度，以扎实的报道展现出这一全国问题的全景。书中既描述了止痛药泛滥所加剧的痛苦、贫困和绝望，又追溯了政客、医生和医药企业在利益面前选择依赖止痛药的根源，为关于这一议题的公共讨论提供了充足的材料。
入围长名单的多部作品也体现出对社会议题的关切。记者安娜·克拉克（Anna Clark）的《毒城：弗林特的水和美国城市的悲剧》（The Poisoned City: Flint’s Water and the American Urban Tragedy）将2014年开始的弗林特水危机置于更长的历史背景中，在记录那场致使大量儿童铅中毒的悲剧同时，追溯了弗林特数十年来的衰退、边缘化和政府渎职现象。
记者本·奥斯丁（Ben Austen）的《高楼人：卡布里尼-格林与美国公共住房的命运》（High-Risers: Cabrini-Green and the Fate of American Public Housing）结合个人故事、城市政治和国家历史，讲述了美国最大公共住房项目的历史。社会学家埃里克·克林恩堡（Eric Klinenberg）的《人民的宫殿：社会基础设施能如何抗击不平等、两极分化和公共生活的衰落》（Palaces for the People: How Social Infrastructure Can Help Fight Inequality, Polar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Civic Life）则介绍了世界各地的公共设施，为如何跨越分裂、重建社区和共识描绘了蓝图。
个人叙事探究生命的意义在入围长名单中，还有多部与《沉重》相仿的传记和回忆录。与之相似的是，它们并未停留于陈述个人经历，而是挖掘经历背后的意义，给读者以共鸣。
亚历山大·齐（Alexander Chee）的《如何写一部自传体小说》（How to Write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就将个人叙事的方法置于全书中心。他作为韩裔美国人、同性恋、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种种经历，与他的写作生涯和对创作的思考互相交织，为读者和作者都提供了启发。
塔拉·韦斯特沃（Tara Westover）的《受教：一部回忆录》（Educated: A Memoir）已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近一年之久。成长于一个思想极端的摩门教家庭的韦斯特沃在17岁才第一次踏进教室。在饱受无知和暴力的折磨后，她对学习的饥渴让她得到了新生，最终踏足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虽然大多数读者都没有韦斯特沃这样坎坷的经历，但她笔下教育的力量仍能打动人心。
安东尼·雷·辛顿（Anthony Ray Hinton）和拉拉·勒夫·哈丁（Lara Love Hardin）用《太阳确实照耀：我如何在死囚区里找到生命和自由》（The Sun Does Shine: How I Found Life and Freedom on Death Row）也讲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辛顿在80年代蒙冤入狱被判死刑，直到2015年被释放。在死囚区的30年中，失去自由的辛顿学会留住自己的想象力、幽默感和乐观。在揭露美国司法系统的不公同时，辛顿在死亡边缘得到的生命感悟也显得格外珍贵。
相对不那么惊心动魄的人生同样可以带来思考。在《这里没有奇迹：一部回忆录》（There Will Be No Miracles Here: A Memoir）中，凯西·杰拉尔德（Casey Gerald）描述了他从贫困家庭到哈佛MBA的“美国梦”之路。在体验了不同阶层的生活后，他却对所谓的“成功”提出疑问：阶层流动在当前的美国是否仍然可能，人们公认的成功背后又有怎样的代价？黛博拉·莱维（Deborah Levy）的《生存的代价：一部未完成的自传》（The Cost of Living: A Working Autobiography）则审视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她以自己离婚的经历，以及对身边其他女性的观察，探讨了在当前社会秩序下，一个女性在离开对她不利的家庭环境、自己创造新生活时不得不做出的牺牲。
此外，美国最高法院传奇大法官的传记（《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战地记者在叙利亚战争中的死亡（《紧急关头：战地记者玛丽·科尔文的生与死》，In Extremis: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War Correspondent Marie Colvin）、非裔作家的政治活动（《寻找洛兰：洛兰·汉斯贝里闪耀而激进的一生》，Looking for Lorraine: the Radiant and Radical Life of Lorraine Hansberry）等等，也在当事人自己或记录者的笔下得以还原，无论大小人物，都以各自鲜活的人生展现了时代和世界的一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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