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离炮火最近的摄影师
▌小时候上学，我每天会经过西夏王陵
柳军：我出生在双军人家庭。母亲是杭州龙井人，家里有茶园。1954年杭州女中毕业后，和60多个杭州姑娘志愿支援西北，到了西安四医大护校。
父亲老家山西，也是大户人家，为了参加革命，从家里出走，参加了解放兰州战役。后随王震一兵团进疆，1951年随6军组建西北空军，在兰空一干40年，直到离休。父亲严谨认真、有计划、有责任心，做什么事情不会随意。他见多识广，开明、干练。
我在四医大出生。小时候因为父亲工作调来调去，我们家从西安到重庆、从兰州到银川，又从银川到西安，老在搬家。
1966年，母亲在四医大参加义务修建游泳池时，把腰扭伤了，两次手术失败，就成了二等乙级残废军人。当时只有五六岁的我就学会了干家务，我们家家务事基本靠我。记得上小学一二年级，我的大量时间在做家务，暑寒假也如此。一般我做饭，妹妹就洗碗；我扫地，她就掏炉灰……
妈妈是南方人，爸爸北方人，我那时每顿饭还要做两种：米饭和面食。我们家几乎每周都要开家庭会。很小，我就学会了制订每周学习计划、定家庭食谱……
我世界观的形成是在银川。我们营区就在贺兰山下、戈壁滩上。沙尘暴来的时候像迎面来了一堵黑色的墙，像我们俩现在这样的距离，根本看不见对方。最厉害的沙尘暴都把我们院礼堂的顶给掀了。
戈壁滩上种树比养一个孩子还难。我在家门口先试着种菜而后种树，要把戈壁挖下去两米，再从其它地方取土回垫，很不易。20多年后我回去，树有一抱粗了。
我们一排住五户人家，家家都有我这么大的孩子。9岁那年，运来一车冬天取暖煤，5吨，一家1吨。我能一个人拿铁锹把煤卸了，公平分好，还知道把最差的留给我们家自己。下雪了，天不亮，我早早就起来扫雪，不是光扫自家门口，而是把五家门口都扫了，连通往公用厕所门口的雪都扫干净。
那时我被院里的其他家长当成是他们家孩子的榜样。
陈小波：我印象中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很会玩，《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
柳军：父母亲要求我们很严，每天会检查我们做的作业和家务事。父母布置的事情我从来不敢糊弄，会尽量让他们满意甚至让他们吃惊。我基本没有让父母亲烦恼过，从小就养成了踏实认真的个性，并有了做事的原则：不做则罢，要做就要做好，做出自己的个性。
陈小波：那你上学更不要大人操心了？
柳军：上学条件非常艰苦。学校离我家7里路。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我每天都要在这条路上往返步行4趟。每天穿过戈壁，天天路过西夏王陵，那几个现在著名的土包我都上去过，掏鸟窝。
我还是个倔强、爱冒险的少年。在荒漠上呆得太久，想念绿色。我和同学刘利坚信贺兰山里“一定有绿色”，暑假两人没和任何人打招呼，五点起床，就朝山里走去。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在山里看到大树、看到人家……
▌《如此父母官》是我摄影的一个标杆
柳军：成长的经历挺艰难。1976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又吃了许多苦。1977年恢复高考去考试。在宁大附中我是好学生，老师料定我能考上文科。结果我报的第一志愿就是人大新闻系。没曾想，虽过了分数线。但人家那年只招电视摄影专业，男1.75米、女1.65米，就让我没戏了。
1979年参军。本来我分到西安警备区，可以回到向往的大城市，但父亲认为要当兵就去野战军，好好锤炼。在火车站和人家换了档案，去了47军，当了炮兵。
我的人生一直有目标，虽不会过于远大，但两三年、三五年一个目标我是要定的。我个性鲜明但不张扬，我的认真、坦诚、有毅力在当新兵时起了作用，新兵就成了训练尖子，当上了一炮手也就是瞄准手。一炮手要求反应快，计算数字准确。十组口令规定在一分钟以内完成。为了完成好，1980年一年我没睡过一个午觉，不停地练，最后十组口令30秒就能完成并瞄准。当年，全军恢复“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我们团考上两个神炮手，我是其中之一。
两年后调到团政治处，我当上了战士摄影员，有了一台抗美援朝从美军那里缴获来的徕卡相机。摄影报道需要经费支撑，没钱养活报道。我每天白天要给连队战士们拍照，一天拍一二十个卷，晚上洗，每天要洗一大桶，常常洗到凌晨三四点。四张三寸收费一毛二。搞报道第一年，我的目标是上省报刊，第二年是上全国报刊。
那时，我整天泡在基层连队，我就是战士中的一员。那时团里考察基层干部，政治处主任、干部股长必来找我。我基本上可以说出个一二三。除了我熟悉基层还因为我客观公正。
陈小波：上前线之前你默默无闻，但你已经拍摄了《如此父母官》这张在全国首届新闻摄影大赛获银奖的照片。
柳军：1985年，我刚提干半年，在陕西华阴县拍摄了《如此父母官》，抓拍到了一个副乡长对移民百姓的漠然和无视。《如此父母官》是偶然也是必然。这张照片使我在摄影上有了方向，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当我把它当成我摄影的一个标杆时，上前线的日子来了。
▌要拍对得起良知、对得起战友的照片
陈小波：拍战地照片以前，你对战地摄影有概念吗？
柳军：几乎没有。在那以前，我从来没机会和条件看外国战地摄影作品。老一辈吴印咸、邹健东、沙飞的照片倒是看过，留下的印象大都是当年战争的动态和场面。
要上前线了。我所在的师没有参战任务。我没有像人家那样写请战书、写血书、立誓言等等，只是很平静地找师政委要求上前线。他了解我的性格，知道我是脚踏实地的干部。这样我就作为师工作组成员派到某团协助工作。
上前线以前，我们几个要上去的摄影干事在一起讨论过怎么拍——有军部的王红、139师张富汉、梁子，417团战士报道员袁熙和我。我们当时从公开出版物中获取的影像极有限。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出现了一些照片，如《攻克凉山》《拼到底》，我们头脑中也有了想当然的东西。现在我不隐瞒，那时都有想出名的想法。但我们还有最朴素的共同的出发点：为了我们47集团军这支英雄的部队，我们能带回来什么？给历史留下什么？
那时比较封闭，没有机会接触摄影圈，也不可能更多地和圈外的朋友交流。我走时，师政治部一些知心朋友给我送行时说：“希望你拍到的东西和你人一样！希望你拍到比《如此父母官》更好的佳作。”
无论我是否看过战地照片，无论圈子里还是圈子外的探讨，我自有坚定的信念：我从小在军营长大，我要努力做对军人负责任的摄影者。我要拍对得起良知、对得起战友、经得起战争和历史考验的照片。
1985年12月20日，我们部队从陕西蒲城乘闷罐车出发，走了7天7夜，来到了云南老山。
▌突击2—24号
陈小波：那一年，你25岁，是突击队员，2—24号。
柳军：在突击队的花名册上我是战斗队员，而不是摄影师。那个号码用橡皮膏在我身上贴满了200块。每个战士都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当时的战斗双方是非常近的，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要收复的阵地是个小山包，不到300平米。战斗打响，伤、残、死、被俘，可能都是一瞬间的事。如果我被炸碎了，至少通过身体某个部分上的这个号可以知道我的出处，死活均通过2—24号有个交待。
在参加收复越军占领的310阵地时，我随身携带的东西有：相机4台、随身听1个、止血带10根、急救包10个，0.7秒的“光荣弹”两枚。
陈小波：这个光荣弹是你不愿意让敌人活捉用来自杀的？
柳军：对！在前线许多人都这样，甚至睡觉的时候，这些东西也不离身。我是干部又是突击队员，长短枪都有，但我带枪没用，武器是战士的生命，相机是我的武器！再说，如果我发现敌人，把相机放下，再拿起枪，我早被打死了。如果我被活捉，就会拉响光荣弹。
那次战斗我带4台相机，两架分别装有24毫米镜头，28~100变焦头的理光，手腕上一边挂一个“傻瓜”，因为没换卷机会。后来一个傻瓜相机丢了，怎么丢的我都不知道。
陈小波：你真的不怕死？
柳军：不怕死是有条件的。再不怕死，炮火一响，人都会发慌，这是生的本能。战斗打响几分钟后就会冷静下来，一要生存、二要拍片。
我从小就对未知的世界有探索之心，骨子里喜欢冒险、探险。不怕死是嘴上的话，人在战场身不由己，但我胆大心细。
整整3个月战前训练，我不是点个卯，而是天天和战士一样训练。模拟训练，我一场不落。我对战争的残酷程度、对自己和战友构成的威胁，事先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陈小波：那时在部队的临战训练中，就已经有“抢救伤员”“坚守哨位”“跳出战壕”“面对照相机镜头向敌人扫射”的作品发回来了……
柳军：我在临战训练中几乎没有动过相机。面临将要开始的一场生死战斗，我急需知道战斗怎么打、发起攻击的时机、哪个地方有敌人的暗堡、面对自己和战友将构成什么样的死亡威胁、哪个突击队员会在哪个位置……我在周密思考诸如“受伤怎么办？被敌人俘虏怎么办？失去联系怎么办？对失去战友将如何面对？”等以前从未遇到的一道道难题，能想到的结果我都想到了。
▌战地摄影最重要的是尊重生命
陈小波：你大部分时间也呆在猫耳洞？
柳军： 1986年5月到1987年6月，在阵地我待了整整一年。团里的206个大小阵地、哨位我用双脚一个一个跑遍了。团里的士兵我是一个猫耳洞一个猫耳洞、一个哨位一个哨位认识的，80%的战士我都能叫上名字。战士们把我当兄弟。他们有什么心思、什么事情都会和我说。我们在对方面前都是最真实的。
陈小波：当时，我们看到的报道大部分表现的是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可在战场上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柳军：除了大无畏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我看到的还应该有别的。在老山前线没有触及我心灵、灵魂的东西我不按快门。没有感受我不会端相机。
1986年10月25日，在三面受敌的左二阵地上，17岁的战士惠帮利表情呆滞，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收到家信，爷爷住院欠债，父亲和叔叔为了承担老人2000元债务发生口角，母亲被叔叔打伤住院，哥哥为此出走新疆。我拍下这张照片时，分明感到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惠帮利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但他又确实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1986年4月6日，即将要上老山前线的二连副连长林芳来找我：“哥们，给我一台傻瓜相机，咱自己记录自己，也省的你们这些长兔子腿的上去挨枪子。”我说：“我上去给你们照就行了，要什么照相机？”“什么，你们去？别让人笑掉了大牙。”原来林芳要去的405阵地是前沿上最恐怖的地段，自1985年年底被我军收复后，还没有一个正连职的干部上去过，更别说机关干部了。林芳把嘴一撇：“别他妈吹大牛了！”我指着林芳的鼻子大吼：“我柳军要不上你那阵地，就不算一条汉子。要相机，你甭想！”
5月24日，我到了林芳所在的405阵地。8号哨位是一块伫立在山顶上的巨石构成。我方在岩石上部掏的洞里隐进5个战士，越军在岩石下面掏的另一个洞里钻进了六七个人，上下两个洞仅距六米，堪称世界战场上寸土必争的奇景。不足2.5平方米的洞猫耳洞里，4个战士全都赤条条，一丝不挂，他们耐着40°的高温，难以喘息，不能躺，就面对面坐着，屁股底下就是岩石和水。林芳因为怕敌人听见，把头捂在能挤出水的被子里打电话。
半夜1点，敌人大约觉察出上面洞里有异常情况，便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我起初还以为是老鼠在洞口折腾发出的声音，要去看看，林芳死命用身子压住我，警告我别动。5个战士全部手持武器，做好最后的准备。后来战士们一拥而上，各种火器向外齐射。紧接着，阵地上枪炮声响成一片。我想钻出洞外拍照，又被一个战士拼命拖住。
3班长李树军右臂被弹片击伤，林芳用镊子给他取弹片时，我拍下了他痛得呲牙咧嘴的照片。接着我又拍下了这个洞穴的裸体官兵。
柳军：人是战争中的主体。战地摄影最重要的是尊重生命。我关注什么？军人！军人首先是人。是人就有感情，有喜怒哀乐。战争永远不会让人快乐！
▌北虎行动
陈小波：你参加的“北虎行动”是一场怎样的战斗？战斗打响前一天，你还违规上了一趟越军工事？
柳军：这次战斗在1987年1月5日凌晨打响。本来我被安排在第二突击队，第二突击队是在第一突击队员伤亡过重或战斗残酷的情况下补充。我和搞摄像的战友刘志远分析，如果战斗进行得顺利，等我们上去，就收缴残余了，精彩的东西过去了。如果战斗打得残酷，我们就被阻断了，根本上不去，那3个月的训练不是白费了吗？这么一合计，我们临时决定跟着第一突击队。没机会跟团里报告了，先斩后奏。
刘志远和我是生死之交。我俩同年同月生，在前线我俩非常默契，不需要语言，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想什么。而且我俩互补，他冲动时我冷静，我激动时他倒叫我安静。从文山临战训练开始到轮战结束，70%时间我俩都在一起。在老山我俩只要同时上阵地，始终是中间相隔10米左右。一个人踩到雷不至于殃及另外一个。如果有炮火靠近一个人，另一个还能活，还能留下东西。所以，1987年1月5日，又成了我俩的再生日。
上了老山，我凭勇敢，更凭直觉和灵感。1987年元月4号凌晨，刘志远把我叫醒说：能不能到越军工事去看看？要不，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又去激突击队长刘阿平：“30个战友交给你，30个父母看着你怎么把他们的孩子带回来。你身上的责任比我们都大。我们得摸出去看看，越军到底有多少人。我们得心里有底啊！”他同意和我们一起摸出工事。天蒙蒙亮，我们判断那个时间是越军放松警惕的时间，就出发了。三个人踩着岩石前行了近100米，发现了敌人一个工事，有两具骷髅，有苏制手雷、班用水壶和单兵火箭……战士们在越军阵地上少停一分钟就少一分危险，我拿回去了一袋子战利品。并返回工事拿了相机在另外一个视点上还拍了阵地的位置关系。准确地讲，这是一个违规行为，但是这让我们对将要作战的阵地地形心中更有了数。
“北虎行动”是奇袭作战。凌晨3点从我方阵地出发。30个突击队员在前，两个工兵在后边，沿着一个月前我们开辟的一条50公分的通路前行。每个队员要猫步走，几十个人不能发出任何声音。敌我双方阵地有效距离180米，我们从凌晨3点走到7点。
凌晨，越军一发枪榴弹打到我们跟前，大家忍着谁都不能动。奇袭队长刘阿平在7：07分时准确地打了一梭曳光弹，给我方直瞄火炮指示目标。我们的十几门直瞄火炮就打过来了，整个阵地上顿时硝烟弥漫。战斗一打响，我概念中所有的有关战争的原有东西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当时天刚蒙蒙亮，我慌张地将相机快门调到B门，头部紧顶在一块石头上，拍下了战斗打响的瞬间场面。前后就拍了几分钟。双方的火炮全压在那个不足300平米的山头。硝烟笼罩，枪声、炮声、子弹呼啸声、嘶杀声、喊叫声响作一片，但看不到人。事实证明，我和刘志远的决定是对的。这个战斗打得艰难而残酷。
在前线，谁都知道，第一突击队就是“敢死队”，就意味着死亡。我们迈出这一步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从摄影角度讲，我们把握住了最好时机。你现在还能从刘志远当年拍的带子里听见战斗激烈的枪炮声和我们的呼喊。那次战斗，第一突击队加我俩和两个工兵34人，牺牲10人、重伤18人、轻伤2人。我和刘志远以及另外2名战友是真正的幸存者。
陈小波：现在我们看到的战地照片是硝烟过去以后拍的？
柳军：对！阵地1.5米以上什么都看不见，全是硝烟。你可以试想一个采石场“轰”一下炸完后，你马上能看到什么？
收复310阵地的战斗胜利了，身负重伤的幸存者，突击队长唐昌云为在战斗中失去10位战友悲痛万分。陈小波：讲讲那个叫李涛的战士吧。
柳军：我在训练时就注意到河南籍战士李涛了。他老在一旁抽闷烟，我就是有意把他拉到人堆里，他也不和别人说什么话。
他不是421团的，是423团的油库加油员。我个人判断：当时从外团抽调来参战的一般是两种人：要不就是思想政治军事素质特优秀的，要不就是平时有些“污点”的。李涛属于后者，他告诉我他在油库时卖过油。
据我观察，李涛性格孤独忧郁，不合群，但个人素质很高。他没什么言语，但乐于助人、性情耿直，中华民族和中原人的美德大多数他都有。他军事素质和身体也极好，被选为第一批突击队员。
要给李涛照相，他总是把手捂着脸，不让照。所以给他拍的照片极有限。我能感觉到有种东西压在他的心头，让他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也能感觉到他准备在这场战斗中把委屈和“污点”彻底洗干净的一种决心。战斗前13天，我为李涛拍摄过一张照片。那时他正把冲锋枪抱在怀里，冷静地抽着烟，等待随时上战场。
“北虎行动”打响，李涛冲在突击队的最前面。战斗打响几分钟后，我们已全部占领敌人的表面阵地，开始了搜剿打洞。绝望的越军迅速地将覆盖我军前沿阵地的炮火移向了我军占领的敌人阵地。我突然发现李涛越入敌工事，端着冲锋枪向企图逃跑的越军扫射，我马上趴在石缝中拍下了李涛劲射的身影。当时离他只有六七米远。
为了报复，越军的高射机枪子弹呼啸着向李涛扑来，仅几秒钟以后，阵地上突然一片巨响，涌起的硝烟淹没了李涛的身影。他是被高射机枪平射打死的，死得太惨了。两分钟后，浓密的硝烟淡了一些，我看到距我六七米外李涛的尸体，只有两个肋骨是连着的，肚子中间全空了。
越军的直瞄火炮、曲射炮朝着我们来的路上猛烈炮击，完成任务的突击队员们抬着伤员、遗体沿着原路返回，我拼命呼喊战友们的名字，让他们不要从原路回去。他们什么也听不见……只认准脚下这条生路，但他们哪里知道空中却是条死路。越军的空爆弹在他们头顶飞啸着、爆炸着，许多战友就是在这条路上牺牲的。当我和刘志远最后撤离敌军阵地，距原路左侧10米左右，返回途中，一发炮弹落在我们中间，我俩几乎被冲击波、气浪震晕、掀翻，几分钟清醒后，我们庆幸没有负伤。
回到工事后，副指导员严训宣问我见李涛没有，我说他牺牲了，我知道他的遗体在哪。在前线所有牺牲的战友，无论怎样都要找到遗体或残肢抬回去的。这时，第二突击队的三名队员、我、刘志远又折回敌阵地去抬李涛的遗体。人死后尸体非常重，抬是抬不动的，几个人只好拖着。我倒退着步子，用镜头连续拍下这一悲壮场面。走到半路上，敌人发现我们这支搬运遗体的队伍，调集了强大火力进行密集覆盖，空爆、地爆弹以及呼啸的子弹在我们这支队伍周围狂飞。
陈小波：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你用生命换来的照片！
柳军：这是我拍摄得最惨烈的一场战斗。硝烟炮火、死里逃生、尸体遍布，我脑子全乱了，精神快要崩溃。我几乎所有的拍摄动作都是下意识的，还管什么构图，还管什么光线。但是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我又是异常地冷静，我知道，这一次次按下快门意味着什么……
陈小波：昨天还在眼前生龙活虎的战友，今天就没有了他们的身影。这种刺激对一个25岁的摄影者来讲可想而知。
柳军：在这之前，我没有一个亲密的人在我眼前活生生地离去。这场战争中，李涛、宋建平，还有我的一个个战友就在我面前眼睁睁倒下而且是那样惨烈。
还有梁希军，一个个性张扬、素质超常的军人。他本不该死，他和李涛冲在最前面。本来他已经出色完成任务回到阵地了，看到第二突击队还没有去抢救伤员，他哪知道第二突击队被敌军强大的炮火压制得根本动弹不得，他站在工事外大喊大叫的时候，一发炮弹落在他们四个突击队员中间，一个没活。
还有袁熙，47军唯一牺牲的摄影报道员，被编在第二突击队中。1月7号参加战斗。一发炮弹落在4人中间，弹片不仅切断了他的双腿，而且还嵌入了他的腹部……他生前，我们俩在一些问题上的认识很一致，他东西我看过很多。他在战斗中肯定拍了一些好照片，但他的相机也给炸烂了。后来听说他的未婚妻把他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遗物都取走了。
战争残酷极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也许数秒之后我就是他。
▌老山的照片公诸于世
陈小波：你的战地照片什么时候公诸于世的？
柳军：老山照片拿回来我没有给摄影界的人看过，也没有发表。在前线我是另类，与很多人对战争的看法格格不入——甚至有人认为我是危险人物。我就像高速路上的一个逆行者——但我对自己拍的照片有数。
陈小波：后来最早看到你战地照片的是侯登科、胡武功？
柳军：对。1987年8月，我调到47集团军政治部，军部在临潼，我在城东军部，侯登科在城西铁路局。我去拜访他，告诉他我刚从老山回来，并参加过战斗，拍了一些照片，他一下兴奋，马上把我介绍给胡武功。他们一起到我这里来看照片，看了还一个劲地问：还有吗？还有吗？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当时正在筹划《艰巨历程》摄影大赛。第二年初，我的战争纪实组照《不能忘记他们》获得了“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的个人风格大奖。
陈小波：这批照片一拿出来就引起震动。马上就有评论说你是“战地摄影第一人”，是“建国以来最优秀的战地记者”。
柳军：对此，我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些评价。这样拍，只是因为我有一种良知，更有一种责任。
陈小波：那时我们看到的双眼蒙上纱布拼死不下火线，移植沂蒙山抗战时期红嫂给战士喂奶等内容的假照片，令人愤怒，令人对军事摄影绝望。我自己认为：你的《不要忘记他们》是重要作品，是你摄影的巅峰，你自己恐怕一生都难以超越。
柳军：是啊！为了证明柳军不仅仅是不怕死，不仅仅是因为运气好，不仅仅是自己去了老山、别人没去才拍到这样的照片，我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老山已经成为历史，战争过后，是否还能拍出东西是我从战场上回来要面对的问题。
▌高原野驴
柳军：从前线回来，我于1989年去南京政治学院学习了两年，给自己的热血降降温。降温期内，我开始关注普通军营，关注军营里的人。作为军事摄影家，我们更多的时候要面对普普通通的军营。起点和起跑线相同，我能否把握时代前行的步伐，在军营里留下新的印迹是我马上要做的事情。这时期我拍摄了《国事·家事》《兵保姆》《士兵经理》《别亦难》等。之后两年，我进入了混沌期，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1992~1994年，我和陕西群体来往密切。遇到侯登科、胡武功是我摄影生命中重大的转折，思想又被激活了。那时《中国青年报》也影响了我的职业素质，我的很多照片发表在这张重要的报纸上。1995年，我和侯登科、李百军、于德水、杨延康一起去过陕北采风；后来我跟着老侯拍麦客，一起走到潼关。和他们在一起，对我触动很大。
陈小波：1996年，你又拍了《雪域亲情》。记得我参加了那次评选，所有评委给这张照片投了票。
柳军：西部人和高原官兵又一次成就了我的新闻事业。
那是在1996年1月底，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遭受百年不遇大雪灾，中央电视台采用口播形式报道了这一消息。我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赶到西宁，与省政府、省军区派出的第一支突击队一同出发。经过38小时星夜兼程，于2月3日晚赶到玉树军分区。当晚，军分区派独立骑兵连战士组成救援突击队，寻找在这次大雪中失踪的21名藏族同胞。我决定与他们一起深入海拔5000多米的重灾区进行采访，时任军分区参谋长的才娃怎么也不让我去，他说：“山高路远、险象环生，没法为你的生命安全负责!”我说：“战士能去的地方我就得去，我的安全我自己负责。”才娃见说服不了我，就与我一同向重灾区奔去。
经过两天两夜的寻找，终于找到了21名失踪的藏族同胞。一位小女孩突然抱着—位老阿妈大哭起来，老阿妈也老泪纵横。我举起手中的相机，拍下了这对饥寒交迫、绝处逢生的老幼。翻译告诉我，这名6岁的女孩名叫达娃，雪灾中失去了双亲，又患严重肺炎，是这位75岁的卓措拉毛藏族老阿妈收养了她。
陈小波：这张照片谁看都会震撼。
柳军：多年西北军旅生涯，使我对西部人、西北边防士兵有了较深的理解，对人生也有了新的感悟：生活中我们常常抱怨这苦那苦，其实艰难困苦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笔可贵财富。
过去我所在的西北部队，信息和地理位置在同行中没有优势。但是西北部队驻扎在全国三分之一面积的土地上，拥有三分之一的国境线。咱们国家陆地边境21000多公里，和14个国家接壤。我要关注西北军人，把他们粗犷、纯朴、坚毅的性格表现出来。1996年，我时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和四个朋友搞了一次西北边防行。用102天的时间走了西部边防。1996年5月18号从兰州出发，8月31号回到兰州。从中尼边境的第九号界碑到中蒙边界的184号界碑，行程2万多公里，上到了西北边防5个海拔5000米以上的边防连、前哨班和执勤点。我是一个点不落唯一走完全程的，历尽艰辛，光换汽车轮胎50多个。
陈小波：你们当时要做一个什么东西？
柳军：西北边塞大型采访活动，想出一本书、一本画册、一个电视专题片。像范长江当年写的《中国的西北角》那样，全方位报道西北戍边军人。至于我自己，我想给兰州部队留下一套完整的边防图像资料。
我的摄影全是以故事的形式。至少不是高大全，基本上客观反映了边防军人的真实状态。
在兰州军区政治部8年，大家称我“边防通”。我先后21次上雪域高原，走遍了全区所有海拔4000米以上的边防连队，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所我就去过3次，西藏的阿里军分区8个边防连全部跑过两三遍，军委首长直接叫我“高原野驴”。
记得最艰苦的一次，是1996年7月我跟随红旗拉普边防连高原巡逻兵骑牦牛14个小时，到海拔5000米的吾普浪沟巡逻，一天中经受了暴风雨、雪，严重缺氧、严重紫外线灼伤、冻伤的考验。
陈小波：你从军26年，得过五个二等功，其中有一个是二等战功。
柳军：战士、军营给了我营养，这种营养使我终身受益。我只有用真诚的、脚踏实地的摄影来回报。
陈小波：摄影界较少看到你的消息，是在刻意保持低调吗？或者这本来就是你的风格？
柳军：我是双重性格：我在朋友中间是个非常活跃、幽默，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人；但在摄影界我又是谦虚、谨慎、不善交往不想出风头的人，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事。做不到的事情之前不说。也许这样缺少交流，过于封闭，但我关注摄影现状，并且眼光独特，谁手里有什么好东西我心里是清楚的。
我在兰州军区当新闻干事时，极少送稿。这就是一种锻炼，因为你必须拍出更好的新闻作品来打动编辑。要打动编辑就必须努力学习。多年来养成了每天独立思考、读书的习惯。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让人们记住名字，不如让历史留住作品。
陈小波：你好像非常喜欢看电影，而且喜欢看战争大片。
柳军：而且我还要到电影院去看。《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现代启示录》，看了好多遍。我还喜欢古典音乐，对流行音乐不太感兴趣。小时候我很想学小提琴，但没有条件。贝多芬的《英雄》、柴科夫斯基的《悲怆》、喜多朗的《天界》《敦煌》都是我爱听的。在老山，我的随身听里天天放着这些曲子。拍照时，这些音乐对我理解战争、构成画面起了一定作用。
1993年4月，这对母女乘卡车来到新疆阿拉马力边防连探望守防的亲人。身为丈夫、父亲的边防军人，面对爱人有病、双方父母年迈、常年回不了家乡的实际困难，舍小家为国家。
陈小波：你和你夫人在少年时代就认识了？
柳军：对！我们小学三年级就认识了，我们还是初、高中学的同班同学。对于我，她付出很多，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以至于我们现在成了丁克家庭。作为补偿，只要在家，我总喜欢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在我们家，就连一个花瓶的摆放，一个日用品的选购都由我来选定，事无巨细。
采访时间：2005年12月
采访地点：北京《解放军画报》
以上内容来自陈小波《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一书，经陈小波授权发布，图片来源本书和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