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废墟与凌晨外滩，他用相机记录你未见过的“魔都”另一面

主笔丨张淑凡  报道丨黄靖淳 李大武  编辑丨张榕潇

对于赖鑫琳来说，故乡与城市，一头连着乡愁，一头连着生计，而他穿梭在故乡与城市间，用镜头去记录城市发展背后的这些故事。

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上海中心等不断生长的高楼早已成为上海的一张名片华灯初上，外滩人潮涌动，黄浦江中，闪烁着五颜六色灯光的游轮载着从各地来上海的人们，南京路、新天地等商业地标也是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这些现代化的地标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而近代时期曾一度被认为是高级住宅的“石库门”则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没落。2015年10月2日，《解放日报》报道称，解放前上海约有20万条里弄有石库门建筑，约60%的上海人居住其中，上世纪80年代，七成的石库门已经被拆除，随着上海城市的更新改造，越来越多的石库门建筑消失在历史中。

十九世纪后期，上海开始出现传统木结构混合砖墙建造的住宅，因为这些房屋选用石料作大门的门框，所以被称为“石库门”。

“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那种石库门里弄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一堵墙……”王安忆在《长恨歌》里这样写道。无论是张爱玲、王安忆等人的文学作品，还是《情深深雨蒙蒙》等影视作品，都沾染了石库门的些许色彩。

而“80后”纪实摄影师赖鑫琳，正是被“这种上海的老弄堂”吸引，从事摄影记者工作的他，选择将影像记录上海作为自己生活的重要部分。

董家渡的“老史” 

董家渡地处上海市中心区域，曾经是石库门集中的地方，赖鑫琳经常会带着相机到那里“扫街”，记录市井气息浓烈的别面上海。2013年，他在董家渡遇见了正在拉手风琴的老人史振泰，赖鑫琳称他为“老史”，那时老史刚得知动迁消息，他预感自己居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就快要保不住了”，老史百感交集，拿起了幼年时代的手风琴，在董家渡的大街小巷中演奏，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舍和留恋。

赖鑫琳为老史拍摄过这样一张照片——光线昏暗的夜幕下，在董家渡的一片废墟上，年迈的史振泰独自一人演奏着手风琴，身后不远处是灯火阑珊的高楼大厦，那张照片上的老史和他的手风琴，给人以一种悲凉和力量。

史振泰在董家渡的石库门里生活了五十多年，他的父亲是民国时期的一名海员，家境殷实，在被称为“上只角”的董家渡购买了一栋独门独户的房子，一家人一直生活在那里。赖鑫琳说，当时董家渡的石库门房子大多很豪华，“有点像现在的别墅区”。也因为家境优越，史振泰才能从小学习手风琴，并将其作为一生的陪伴。

史振泰58岁时，他家所在的董家渡地区迎来了旧城改造。孤身一人的史振泰因为留恋和不舍，成为了“钉子户”，对他来说，这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不仅仅意味着一套房子，这里还留存着他几十年的记忆与情结，关于童年，关于父母和亲情，他的不舍不是那句别人常劝他的“赶紧拿了动迁款去安逸养老”所能替代的。

然而董家渡的旧城改造计划是城市化变迁的大势所趋。尽管董家渡曾经是上海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开埠后一度成为繁华城区，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曾经的繁华地段变得破旧，董家渡到处都是狭窄的道路、低矮的房屋以及混乱的电线，它成为了拖累上海现代化进程的旧城区。2002年5月，董家渡旧区改造项目拉开序幕，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各个项目进展缓慢，很多居民仍然居住在这里。

直到2013年，动迁进入最关键阶段，史振泰的邻居们一个个离开了，只剩下他一人守着自己的房子。

在房子拆除的那天清晨，还在睡梦中的赖鑫琳被老史的电话惊醒，老史说了句“我的家要完了”。他开车到董家渡，在附近的一处高点，用镜头默默地记录了这些对于老史来说无比绝望的瞬间。在赖鑫琳的一张照片里，遍地是砖块瓦砾，一棵叶子掉完的老树和一座破沙发陪伴着彼此。令二人更加绝望的是，固执的史振泰将全部家当都还留在房子里，包括他珍藏的全家福和父母的结婚照，房子倒了，只剩下一片残骸。

后来，很多收废品的进入这片废墟把老史很多家当挖带走了。赖鑫琳又陪着老史找到这些人，花了一大笔钱把所有的物品再买回来，在废墟上搭了一个小窝，把所有的东西堆在里面。

现在史振泰住在奉贤的一个破烂的农民房里，养了一条狗，仍然会不时地演奏手风琴，想起他的父母和老屋。 “老史是我在上海十几年里面所看到的另外一种上海，是别人可能会忽视甚至看不到的上海”，在之后的五年时间里，赖鑫琳一直和史振泰保持联系，用大量的影像持续记录着这位老人窘迫不堪的晚年生活。

不属于游客的外滩 

董家渡三公里外，是另一个在上海开埠后繁华起来的地方——外滩。

从延安东路到外白渡桥，是旧上海的金融中心，那里代表了“十里洋场”曾经的风华。随着时代发展，外滩曾一度和董家渡一样面临尴尬的境地：由于设施落后，河水上涨时，有些房子积水严重；破旧的船只杂乱地停在黄浦江边；陆家嘴还能看到大片田地……除了万国建筑群，没有什么景色可言。

但是外滩的命运与董家渡完全不同，随着浦东崛起，外滩获得了新生。

上世纪90年代，浦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农田很快变成了建筑工地。彼时赖鑫琳还在上中学，经常拿着父亲留下的一台凤凰205相机到处拍着玩。当他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时，“宁要浦西一张床 不要浦东一间房”早已成为历史，浦东已然成为上海最繁华的地段。

关于浦东蜕变的记录太少，赖鑫琳对此表示惋惜，“浦东发展其实和我们这代人是脱节的。我觉得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浦东还是一片农田的时候，那个记录才最有价值”，虽然赖鑫琳没有赶上浦东开发，但浦东仍然经常出现在他的照片中，“对于外地人和外国游客来说，一提到东方明珠或者经贸大厦，他们就知道这代表着上海。”

而外滩对于赖鑫琳来说有更加独特的意义。“外滩的一边属于上海的昨天，是上海的历史，另一边是陆家嘴，属于上海的明天”，黄浦江两岸这种时代的错落感吸引了他。在环球金融中心建造时，赖鑫琳拍摄了一组关于外滩的照片，“它有长久的年代感，通过这组照片，就能够看到十年的外滩。”

在赖鑫琳拍摄的《外滩“一摊水”》照片中，远处的陆家嘴倒映在外滩看台上的水里，近处的灯光像是洒在水里的碎金，上下颠倒与紫色调的表达使得整张照片充满魔幻色彩。在他看来，人们拍摄的外滩大多雷同，但换一个角度，就会看到非常有趣、惊艳的景象。

通过各种各样的照片，赖鑫琳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于游客视角的外滩，形形色色的生活形态都出现在他的镜头里。

赖鑫琳见过凌晨两点的外滩。当时附近有很多施工工地，在三十度的高温天气里，因为住的地方没有空调，很多工人在热得睡不着的时候，就会带着铺盖到外滩的平台上露宿，在夜深人静的外滩边，很多人伴随着黄浦江的凉风入睡。

再过两三个小时，外滩便属于本地人了。慢跑、太极、瑜伽……甚至还有放风筝的上海市民会出现在黄浦江边。在这些人活动完之后，天色彻底亮了，一波波的旅行团会来到外滩，每个旅行团都戴着统一的帽子，红色、黄色、蓝色……“仔细观察，会发现有很多有意思的画面”，赖鑫琳说。赖鑫琳提到他曾经拍到一家保险公司，大约四百人聚集在一起，穿着非常整齐，清一色的黑西装、黑皮鞋和领结，“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喊着响亮的口号”在外滩参加进行团建，赖鑫琳用照相机记录下了这充满魔性的一幕。

“这些和你平时看到的外滩景色都不一样”，赖鑫琳觉得用照片去记录这些故事的感觉“特别棒”。 

守城与望乡 

2016年，赖鑫琳举办了一次摄影展，取名为《守城·望乡》，将自己的家乡和上海联系在一起。

赖鑫琳出生在江西龙南县，客家大多聚族而居，不同于其他农村一家住在一个平房里的现象，几乎整个村子的客家人都住在一个围屋里面。他仍然记得小时候居住的阁楼，“每天早上太阳通过阁楼的小窗子照射到屋子里，眼睛睁开，就能看到一束光线里面有很多尘埃”，此时，母亲和村里的大人们一样，已经开始在农田里耕种。

但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村子里的人渐渐的少了。最早离开的是青壮年，等到男人们在城市里扎根之后，村子里的女人也随之出去了，再到后来，夫妻会把孩子也带到城市，围屋里便只剩下老人。在赖鑫琳的一张照片里，一位老人迈着蹒跚的步子，独自走在狭窄石板路上，冬日的阳光让昏暗的屋子里稍带了些暖意。

 “我守在城市里望着我的故乡，应该回不去了。” 赖鑫琳也是离开围屋的那群人之一，对比家乡与上海的十年变迁，他看到了很多潜在的矛盾。随着城市化推进，涌入上海的农民工无法承担昂贵的生存成本，有的人既买不起房又找不到工作，在这种辛苦的日子里逐渐失去了盼头，只能再度返回农村。

反观农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基础设施得以改善，围屋旁边的水泥房逐渐多了，大多数人都搬进了这些崭新的现代化房屋，只剩下一些头发花白的老人守着一两个老旧的围屋。

“或许今年春节回去，我去年拍过的围屋就不见了。”赖鑫琳介绍，在江西，因为很多围屋早已无人居住，年久失修，再加上南方雨水多，这些土木结构的房子随时都可能坍塌。

在城市化的今天，很多人呼吁追求农村原生化的东西，但是赖鑫琳觉得“农村的人文生态链条已经断裂”，即便人们回到家乡，也不可能住进那些被抛弃了十几年的围屋里，那些围屋里柴米油盐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

“围屋不是我一个人的记忆，他就像老史一样，代表着一个时代，在当下，城市跟农村的变迁就是这样展开的。”对于赖鑫琳来说，故乡与城市，一头连着乡愁，一头连着生计，而他穿梭在故乡与城市间，用镜头去记录城市发展背后的这些故事。

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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