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艺术青年的出走与回归

2019-02-23 18:14
上海

文 | 秋凉

编辑 | 万千

2017 年 4 月的一天,开往布鲁塞尔机场的火车如往常一样缓缓驶进站台。一个瘦弱的中国青年低着头,匆匆走进车厢,手里提着一只小规格的旅行箱。入座后,他一把捂住了自己的脸,指缝间的镜片蒙上了白雾,身体不停地颤抖。这让坐在他对面的中年绅士感到有些不自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这个正在掩饰哭泣的年轻人。

他叫刘珂,这一年 28 岁,这是他留学欧洲的第二年,从米兰飞到布鲁塞尔看望女友,却迎来了分手的结局。那是个家境优越也很会赚钱的女孩,而他从河南县城里走出,学了近十年艺术,还不知道要如何“变现”,只能厚着脸皮啃老。他感到他们就像天空与海面,再怎么努力接近,都无法融为一体。

“千万别着急,你还年轻,好时候还没到。”母亲总是这样安慰他,但在这个热钱涌动的喧哗年代,他的“不着急”,更像是格格不入。他幻想自己隐居在某个偏僻的小镇上,埋头苦画多年后一鸣惊人,为此他愿意忍受贫穷和孤独。

2017 年 11 月,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刘珂找到了莫迪里阿尼的墓碑,献上一朵粉色的玫瑰花。那是一位英年早逝的意大利画家,2018 年 5 月纽约苏富比的一场拍卖,让他和同时代的毕加索一起,成为全球艺术市场最贵的两位画家。但与一生富贵的毕加索相反,莫迪里阿尼生前贫困潦倒,直到死后才名声大噪,他的墓志铭写着:“在荣光来临之际,被死神摘走。(Morte lo colse quando giunse alla gloria.)”

刘珂想成为艺术家,为此他已漂泊了十年。

“没有人知道我是画画的”

2008 年夏,十九岁的刘珂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美院,坐上了开往长春的特快列车。他的高中充斥着暴力,曾发生过 100 多个男生举着木棍互殴的事件,他也挨过拳脚,为此两度转学,成绩也只能在中游徘徊,他想考个好大学,于是选择了艺考。这并不是他心中最理想的大学,不过抵达学校之后,他发现那里靠近净月潭景区,有着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碧水青山,风景如画。这让他打消了复读的念头,并且开始期待恋爱,很快就和一个广州女孩在 QQ 上聊得火热。

高中美术班的时候,刘珂和其他学生一样,在老师的指导下,画着一模一样的应试内容。进入大学后,他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第一幅作品是一张叫《纸飞机》的自画像,用坦培拉技法画在水彩纸上,有种淡淡的疏离感,这一风格贯穿至今。他将美术史背得滚瓜烂熟,讲起艺术家们如数家珍,成了同学眼中的“活辞典”,但他心里还是发慌:哪怕脑子被塞得满满当当,全都是别人的观点,别人的概念,他自己的观点在哪儿呢?他四处旅行,走了 20 多个省,但每次回顾自己的作品,仍感到它们畏畏缩缩,停留在一个“小格局”上。

二十岁的刘珂第一次挣了一千多块钱,那是他暑假去画室代课的报酬。他买了一对 180 元的情侣戒,还有去广州的火车票,开始了一段长达八年的异地恋,后来女孩去欧洲留学和工作,异地恋升级为异国恋。作为艺术生的浪漫,刘珂为她写了 3000 多封情书,画了厚厚好几沓画册。他始终戴着那枚戒指,直到 2017 年两人在布鲁塞尔分手。他很少去想挣钱的事儿,在大学四年自得其乐,尽管他知道一些同龄人是势利眼,会排挤那些看起来不够光鲜的人。

“你让我拍个纪录片吧,我拿去做毕业作品。”说话的是隔壁系的一个朋友。

刘珂吓了一跳:“拍我?我有什么好拍的!”

朋友拍了拍他的肩膀,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我有预感,你以后肯定会出名的。”

刘珂不置可否地笑了,离开老家之后,他常常感叹山外有山,自己还称不上高手。本科毕业展上,他被一幅作品吸引了:一个长着蜘蛛身体的女孩,被困在密密麻麻的蛛网里,表情狰狞而扭曲。看到落款的瞬间,他明白了这愤怒从何而来:那是他的同班同学,一个家境贫寒的内向女孩,平时只用最便宜的纸笔和颜料,四年来没少受到冷眼,在这一刻,她用作品发出了内心的咆哮。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之作!”他看得头皮发麻,对这个女孩既钦佩又妒忌,但令他意外的是,她毕业后并没有成为一名艺术家,而是很快结婚生子,放弃了艺术道路。另一个油画系的同学倒是幸运地签了一家北京的画廊,创作一些受市场欢迎的美女画,同时有份正式的中学教职,生活稳定又有时间画画,在大多数人眼里,这已经是艺术生最好的出路了。

“如何成为职业艺术家?”在中国,很少有专业院校会给学生上这门课,教他们跟艺术机构、策展人、媒体等各色人等打交道。尽管每逢毕业季,各种青年艺术的展览、竞赛层出不穷,政府或企业的各种扶持项目和奖项纷至沓来,但核心资源仍被少数人把持着,想要在艺术界出道的年轻学生,往往依赖于导师的提携和商业的包装。有些艺术家寄希望于展览平台,但发掘他们的画廊机构,素质往往参差不齐,甚至会故意侵吞他们的作品。“青年艺术 100”在 2014 年的调查显示,从美院毕业后,只有 5%-10% 的学生留下来做职业艺术家,更多人选择了转行。

图片来源:江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2017年11月19日)
2012 年秋,刘珂成为洛阳一所初中的美术老师,并获得了正式编制。上班第一天,校长找他谈话:“美术教师是没有前途的,你是来自东北师大的毕业生,我很看重你,所以想安排你去教数学。”

“招聘的时候,不是说好了是美术老师吗?”刘珂感到不可思议,“数学我不会啊,函数、几何早就忘得干干净净,没法教。”

校长有点不高兴了:“话不能这么说,你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脑袋瓜也好使,回家多做几道题,隔天就能上讲台。”

“真的让我教数学?”那时刘珂不知道,“美术老师教数学”并不是新闻,他教体育的同事为了多挣一点课时费,主动认领了历史课。直到最近两年,辽宁沈阳、湖南永州等地都有过这方面的报道,而校方的解释都是“存在教师缺口”。

“是的,小伙子,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学校的栽培与期望。”

“那我辞职吧。”刘珂的倔脾气上来了,搁下了这句话。他交了七万五千元的违约金,去教育局办了退职手续,一位科长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小伙子,你还是太年轻,不懂事,须知天下就这样,你去了哪都未必由得了你。”

2017年11月29日,有媒体曝光小学老师跨科代课的现象,引发家长质疑。
翌年,刘珂一路南下,在广州的方所书店当起了店员。那两年正是实体书店转向跨业态经营,从式微到回暖的时候,作为一个成功转型的典型案例,方所书店常常被用来和诚品书店做比较。这里主营人文、艺术、设计、建筑类书籍,曾被美国《AD》杂志评为全球最美书店之一,经常邀请文化名人过来做沙龙活动,比如蔡明亮、陈丹青、山本耀司等。刘珂负责打理画册区,每天和文艺人群打交道,也听了不少名人的讲座。

“喂,靓仔!”

刘珂正在整理书柜,忽然被人从后面拉住,转身发现那是个中年男人,像是在书海中迷路了似的,一脸茫然。

“你说,艺术到底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客人问。

刘珂推了推眼镜,低声说:“也许,它能够带给我们某种心灵上的慰藉吧。”

客人若有所思,他并不知道眼前的年轻人,在下班之后会从繁华的太古里,辗转回到城中村的家。那里的楼房就像香港电影里的九龙寨,密密麻麻,挨得极近,开窗就能和对面邻居拉上手。脑筋活络的当地人在自家地皮上陆续盖了十几层楼,靠着收房租就可以安逸度日。新旧楼层之间有着明显的色差,房子的格局也总是很古怪,刘珂从一楼爬到自己租的顶楼,仿佛一只蚂蚁爬过树木的年轮。

“没有人知道我是画画的。”他怀揣着自己的小秘密,扮演着好脾气的店员和沉默的街坊,只在回家关上门后原形毕露。在他眼里,城中村的生活仿佛贾樟柯的电影,充斥着三教九流和烟火气:年老色衰的妓女们懒洋洋地倚在门口,看到他怯生生路过,眼皮都不抬一下;看门老太的眼睛总是眯着,只在收房租的时候忽然睁开发亮;洗头小妹喜欢和客人聊天,洗个头能给搓上一个多小时,附送全程陪聊,让他怪不好意思的;合租的舍友是一对小情侣,一起入职当地的银行,刚刚凑钱付了首付,满怀期待地等着交房。他住在这里的顶楼,仿佛悬浮于这部电影之上。

城中村的日子(2014年,刘珂作品)
在那些飞蛾“砰砰”撞击着灯罩的夜里,刘珂画电梯上神情冷漠的行人,画靠在路边抽着烟沉吟的中年男人,画对着镜子刷牙的女孩,也画自己:双眼空洞,瘦骨嶙峋,没有笑容。他的工作是倒班制,虽然忙碌,但和同事们的相处还算愉快,每天都能挤出一些时间画画。只是他心里越发迷茫,每次下笔都要努力说服自己:“画这个是有意义的。”他的创作进度越来越慢,像是一个疲惫的徒步者打起了瞌睡,全凭意志坚持前行。

刘珂当时的月薪是三千元,房子的月租是九百元,在城中村里算是住得比较好的。但到了夏天,顶楼的夜晚变得特别难熬,屋里没有空调,躺在床上仿佛在蒸腊肠,而左邻右舍此起彼伏的叫床声,让他更加心烦意乱,那时他的女友已经去了欧洲,大多时候都只能隔着屏幕见面。广州的南风天也让他抓狂:好不容易攒钱买的一把泰勒牌吉他,因为没有及时收在盒子里,吉他的表面受潮变形,弦都崩断了。

“不画了!不画了!”凌晨三点多,他怒气冲冲地推开了画架,一头栽倒在床上:“我为什么要来广州?为什么要吃这种苦?”但天一亮,他睁开眼睛,又跪在地上捡起打翻的画具,“这都受不了,怎么还成大事?”创作的喜悦与痛苦一起拧成了一股绳,他越是挣扎,就被捆得越紧。

朋友引荐他去见一位艺术界的前辈,那人住在一栋大别墅里,身边围绕着逢迎的笑脸,一副“名媛”的气派。他毕恭毕敬地递上作品,对方翻了几张,冷笑道:“就你这水平,不如去当个小沙弥,跟着大和尚念念经还差不多。”

刘珂的脸顿时涨得通红,那些傲慢的目光仿佛将他剥得精光。他想起自己曾和一个大学女同学去面试,因为他没有任何荣誉证书,也没有什么参展经历,初筛就被淘汰了,而她带了 20 多张证书去,顺利进入了复试,尽管事实上,她的作品都是她男朋友给帮画的。他感到自己像一条逆流的鱼,不愿被洋流所裹挟,也因此寸步难行。

    

“啃老”,去欧洲学艺术

2014 年秋,刘珂从广州回到河南老家,彼时县城里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少,在他的笔下,不是遛弯的老年夫妇,就是澡堂里搓澡的中年胖子。他家的院子里长着一棵柿子树,生命力特别旺盛,无论被他锯断多少次,每次都从原处长成一棵新树。他画下了自己蹲在花坛边埋头锯树的样子,朋友们看到后说:“你的气质变得和你的画一样了。”

25 岁的刘珂第一次对创作产生了危机感:他所陷入的现实正在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让他越发想要离开,去欧洲留学的念头变得空前强烈,为此他得继续“啃老”。在县城里做服装生意的母亲点头同意了。

2015 年夏末,刘珂出发前往北京,在那里开始学习意大利语。他听从了过来人的建议,准备申请布雷拉美术学院,这所美院被公认为是世界领先的学术机构之一,从这里走出过众多享誉世界的艺术家。负责入学考试的教授叫 Grillo,意大利语是“蟋蟀”的意思。他看着刘珂的作品,问道:“为什么你画的这些人物,都像小孩一样?”

“因为都是默写的,没有参照物,我的技术也许不完美,无法做到跟真人一样。”刘珂低头回答道。他知道自己的绘画功底与国内八大美院出身的相比有些差距。

蟋蟀教授却并不介意,笑道:“画得是幼稚了点,但也挺好的。”

意大利布雷拉美术学院内景(图源网络)

2016 年 1 月,刘珂顺利入读布雷拉学院绘画专业的研究生。因为学院的选课是开放的,听课的同学流动性很大,往往来自不同年级,年龄相差也很大,有刚刚本科毕业的,也有退休多年满头白发的。中国学生多的时候能有 20 多个,刚开学的时候,他们互相加了微信,但渐渐地,他发现其中一些人不怎么来上课,而是使唤他帮忙签到,偶尔来趟学院,都是一身名牌。他们大多做了代购,据说能赚得很多,也有少数在米兰开了店,一般是中国餐厅。他原想效仿 20 世纪初群星闪耀的“巴黎画派”,搞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米兰画派”,但眼前的事实让他大失所望,两年多下来,跟他最合得来的同学,反而是个四十岁的韩国大叔。

布雷拉学院的一楼是教室区,二楼的画廊收集了众多艺术作品,包括拉斐尔、提香、卡拉瓦乔、鲁本斯等大师的名作,供学生们欣赏和临摹。随着藏品数量日益增长,1882 年,这家画廊正式成为一座独立的美术馆,作为学生的福利之一,就是可以在这里免费逛。刘珂第一次站在馆里的时候,仿佛一只老鼠掉进了米缸,被巨大的幸福感吞没:“都是真的,就在那儿,触手可及!”

在布雷拉高登齐奥·法拉利(Guadenzio Ferrari,约画廊的作品

他想起本科的时候,国画系的同学如果要临摹原画,只能买书店的画册和老师给的范本。有一次他们教授弄到一卷日本二玄社印刷的明代名家的卷轴,喊学生们过去,小心翼翼地展示给他们看。刘珂正好在一旁,也伸长了脖子,想凑过去瞅一眼,那教授立刻嚷嚷起来:“只限国画系!”而且不一会儿就收了起来,谁也不知道他把画藏到哪儿去了。“这么抠抠搜搜的,我们能学到多少东西?”刘珂嘀咕道。

对艺术生来说,看展览、逛美术馆是必不可少的修行,特别是去卢浮宫、梵蒂冈这样的艺术胜地,总是怀着朝圣的心。在意大利留学的三年间,刘珂走遍了欧洲的各大美术馆,攒下了 200 多张票根。这里汇聚了全球 45% 的私人美术馆,其传统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意大利声名显赫的美第奇家族,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能看到优质的艺术展览。尽管中国的美术馆正以年均兴建 100 座的速度,进入空前的大发展时期(注1),但出了北上广,私人美术馆和艺术展览就变得罕见起来,中西部地区更是一片荒漠。

2016《全球私人美术馆报告》中的中国私人美术馆的分析图表(注2)

“跟咱们的老祖宗比,欧洲人差远了。”每当刘珂听见其他中国学生这类论调,就会皱起眉头:“要是国内的美术学院也像布雷拉学院一样,自带这么高规格的美术馆,学生们天天可以看赵孟頫、龚贤、石涛什么的,一直看到吐,还会这么崇古吗?”他觉得欧洲能出个杜尚,用一个小便池颠覆了西方的传统艺术,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出个王尚、李尚,把艺术版本升升级,从 1.0 版的士大夫文化,进化到 2.0 版的现代文化?

将刘珂招进绘画系的蟋蟀教授,并不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和气,他经常在课上发脾气,发表大段的演讲,那大嗓门震得人耳朵嗡嗡响。但熟悉之后,刘珂开始理解这位教授了:艺术家都寂寞,说话啰嗦是常态。他自己在公众号写看展笔记的时候,也常常陷入自言自语又滔滔不绝的状态。

研究生的第二年,刘珂误打误撞地选修了装置艺术这门课。负责授课的塞尔吉奥教授(Nannicola Sergio)在课上毫不客气地说:“我不建议艺术家当画匠,要做就要做思想家。绘画是很好,但它也就是一种古老的表现手法而已,表达思想更加重要,画得好不好在其次。”当他看到刘珂提交的作品《陌生人》,是一个由绘画和音频组成的“伪装置”,连连摇头道:“你那是绘画,不是装置。”

“教授,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着开发装置的方向,所以才从我最擅长的绘画形式着手,给我机会试一试吧?”刘珂央求道。

“好吧……”塞尔吉奥教授做了个经典的意大利手势,“我也不想难为你。”期末考试结束的时候,他特地叮嘱刘珂:”想要成为艺术家的话,不仅要会创作,还要有职业精神。”在布雷拉学院,教授和学生们都习惯称自己的成果为“活儿”(i lavori),而不是“作品”(le opere),对他们来说,创作本身并不神奇,只是艺术家的本职工作而已。

让刘珂没想到的是,他的“伪装置”作品被另一位教授,加利亚尼(Omar Galliani)看上了。这位教授因为工作的关系,去过很多次中国,对中国学生总是慈眉善目的:“画得太美啦!你怎么想的?”

刘珂老老实实地解释道:“我想用各种人的脸把一个空间铺满,然后在空间里回荡不同的对话声,各种语言,越多越好,他们谈论生活、爱情、死亡、政治、哲学……就是这样。”

加利亚尼教授赞叹道:“Bravissimo(好棒)!当代艺术,好看!”他拉起刘珂的手,一起走到教室的一面墙边,问道:“这面墙够不够你的计划?”

刘珂摇摇头,说:“太小了,不够,我有 100 张呢!”

加利亚尼教授压低了声音,神秘地问他:“你听说过咱们学院里的开放展吗?我手里只有两个推荐名额,给你一个,你去参加吧?”

“好啊,去啊!”刘珂不假思索地答应了。直到走出教室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我的第一次参展,要献给母校了!”

他原以为这个时刻会来得迟一些,原打算毕业之后,先打份工攒点钱,再找家画廊谈一谈。他知道有些嗅觉灵敏的艺术生,已经早早打进了“圈子”,开起了工作室,当上了策展人,只要肯花钱,就能办个像模像样的展览,但他始终觉得自己的作品还不够成熟,也不愿意用这种方式“装修”简历。他也很早就听说,意大利人和中国人一样讲人情,主动讨好教授可以获得一些好处,但他还是认死理,相信“是金子会发光”,不愿去费那些功夫。如今教授主动推荐他参加母校的开放展,这无疑是对他,乃至对中国留学生的最好的肯定。

在布雷拉开放展的筹备期间,加利亚尼教授亲自指导刘珂怎么填表格,怎么布置展览,尽管在此之前,他们的交流仅限于寒暄和课堂指导。刘珂心里对他很是感激,也为自己感到自豪,他想起那句话:“才华可以召唤光。”他渴望接近光,也想要成为光。

刘珂布展中

年轻艺术家注定挣扎吗?

“开水浇草地,小草还要长。”吴冠中曾经这样形容艺术家强烈的创作欲望。许多成名的艺术家,年轻时都曾经历过贫困潦倒的阶段,直到中年之后才有了转机,例如齐白石五十岁之前还蛰伏在湖南老家,荷兰裔画家德·库宁刚移民美国时,从事的是油漆工和木工,直到三十八岁才第一次参加画廊展览。刘珂读奈良美智的自传,得知这位日本艺术家的母校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每年都有大型年展,引来欧洲各国的艺术画廊来“选秀”,俨然是年轻艺术家们的养成基地,这让他特别羡慕。

“现在的年轻艺术家想要出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概率和中乐透差不多。”意大利贫穷艺术大师雅尼斯·库奈里斯(Jannis Kounellis,1936-2017)曾经这样说。近两年的有关调研报告显示:在美国,接近半数(47%)的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所得的收入,还不到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注3);在德国柏林,只有十分之一的艺术家从艺术作品中获得全部年收入,大多数艺术家必须依赖其它收入维持艺术创作(注4)。

即使在艺术氛围浓郁的欧洲,一些艺术生通过小型画廊和网站,出售价格相对低廉的作品,以此来积攒名气,但想要成为职业艺术家,依然需要经历市场的考验,并非一蹴而就。刘珂也曾经带着自己的作品,挨个敲开学校周边画廊的大门,但那里的工作人员只是礼节性地微笑,最多让他留下电子邮箱,就没了下文。

2018 年 7 月 11 日,布雷拉开放展正式开幕,学校里人头攒动。刘珂收到一封邮件,让他给作品定个价,万一有人想购买,学校好方便出售。这让他不禁想入非非:如果真有人买断他的作品,换来的钱足够买一台徕卡配新镜头了,还可以像电影里的暴发户那样疯狂扫街,还可以学神秘的摄影大师约瑟夫·寇德卡,选上几十幅作品,出本自己的书……

朋友对他说:“你定价太高了,肯定卖不动!”

刘珂大笑起来:“我知道,在餐馆当跑堂都比艺术家挣钱快!”

他在楼梯口碰见加利亚尼教授,主动上前打招呼。教授看起来心情很不错,笑眯眯地问道:“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留在意大利还是回中国?”

刘珂迟疑了一下,说:“回中国吧。”

“去北京吗?”

“不,可能是上海吧!”

教授点点头:“上海代表着未来!”

刘珂不知道上海是不是代表着未来,国内当代艺术圈早已山头林立,各个层面都形成了新的游戏规则,他可以预见回国之后,必须要去克服新的水土不服。在临近毕业的这一刻,他感到知识的海洋如此浩瀚,穷尽一生都无法参透,而朋友圈里那些结婚生子的动态,仿佛在提醒他长久以来在世俗生活中的缺席。在结束八年恋情的时候,他的心好像苍老了一个世纪,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是如此年轻,还未迈出职业化的第一步。

刘珂的朋友黄泽坚刚刚踏上职业艺术家的道路,他是 1992 年生,广东清远人,母亲是纺织女工,父亲是摄影师,他记忆中的童年味道,就是制衣工厂布屑和冲晒底片暗房的显影液。在国美读本科时,黄泽坚选择了冷门的漆画专业,后来又到意大利布雷拉学院读研,他半开玩笑地说:“互联网时代,艺术家的机会变多了,以前的机会是 0.01%,现在是 0.1%。”

2018 年 10 月,他与另一位艺术家合作,首次在北京举办了双个展。眼看国内抛来了橄榄枝,黄泽坚不禁有些动心,毕竟无论是生活成本还是物料成本,国内都要比国外低廉得多,往往要找人从国内带物料,但在创作上没有国外这么随心所欲,例如北京艺术家的工作室不能悬挂裸体作品,否则就会被封,这让他很是犹豫。 “如果艺术家这份职业不能养活自己,我也许会去美术馆找份工作。”他表示。

黄泽坚的双个展宣传海报(图源网络)

刘珂的学妹孙思雨则倾向于留在意大利,成为艺术家或是进入艺术行业。这个 1993 年生的湖北女孩,本科毕业于深圳大学美术系,期间去俄罗斯交换了一年,曾有教授对她说:“你很有灵气,一定要坚持画下去。”在布雷拉学院的第一年,教授看了一眼她的作业,说:“你这不是在意大利画的,是国内带来的旧画。”她解释说都是自己来意大利之后画的,教授摇摇头说“不够现当代”,然后转向另一个学生的装置作品,几块蓝布剪了几个大口子,教授却赞不绝口,这让孙思雨很是郁闷,也由此刺激了她创作上的转型,从古典转向更为现当代的主题。

黄泽坚和孙思雨都对刘珂的勤奋印象深刻,说他总是带着一本小笔记本,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学习笔记,有时跟着他去看展览,仿佛在听一本行走的艺术史,刘珂也总是不吝分享,互相给予创作上的建议。“在国外是有很多烦恼,不过回国也会很难吧。”孙思雨有些担心地说,“特别是像刘珂这样一心扑在创作上的人。”

2018 年 11 月的最后一天,刘珂以接近满分的成绩,顺利通过了毕业答辩。在三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中,有位红发的女教授看中了他的一幅作品,问:“能送给我吗?”这让刘珂吃了一惊:在答辩现场向学生索要作品,他还是头一回听说。他只知道以前有个教授喜欢一个中国学生做的雕塑作品,主动花了 8000 欧买走了。尽管心中郁闷,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说好。

当加利亚尼教授将象征着结业的月桂冠,亲手戴在了刘珂头上时,陪同他答辩的朋友们纷纷举起了相机,拍下这纪念性的一刻。他想起第一次坐飞机落地米兰的那一刻,自己的内心是何等喜悦又迷茫,还有初来乍到时,因为几十块钱的纠纷,被中国房东赶出了家门,独自抱着被褥站在冷风里,惶惶如一只被遗弃的小狗。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他记不清有多少次,一个人走过米兰的大街小巷,将那些陌生的建筑,一遍遍描画成熟悉的风景。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他都感到有许多无形的手,像海浪般驱赶着年轻人的命运,而他这条逆流的鱼,唯一的出口就是不停地画,画,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8年11月30日,刘珂顺利完成毕业答辩。

2018 年 12 月,上海福州路。刘珂从书店里出来,正匆匆走向地铁口,被一个年轻的男孩拦住了:“嗨,帅哥,你会英语吗?要不要提升一下自己?”

“啊?您是?”对于这样热切的口气,刚回到国内不久的刘珂感到有些陌生。

“我是某某英语培训中心的,如果你想提升一下自己的外语水平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课程……”男孩口齿伶俐地背诵着推销的内容。

刘珂一手抱着两本新买的书,一手夹着尚未熄灭的香烟,他低下头去,看手里的烟头忽明忽灭。他感到这座城市正在以她的方式拥抱他。

参考文献

注1:《中国美术馆的大跃进时代》,作者Jeffrey Johnson (及Zoe Alexandra Florence)-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及历史保护研究院(GSAPP)中国大都市工作室主任(2013)

注2:2016年,Larry’s list和AMMA(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共同推出首份《全球私人美术馆报告》,系统地呈现了私人美术馆在全球范围中的现状,该报告指出,在中国,超过一半的私人美术馆是在2010年之后创办的,例如在上海西岸形成的美术馆群——龙美术馆(西岸馆)和余德耀美术馆。

注3:据《Artfinder独立艺术市场报告:2017》

注4: :原文作者系战略发展研究所(IFSE)创始主任Hergen Wöbken,与柏林视觉艺术家协会(bbk berlin)合作发布于2018年8月,全文中文翻译为白磷,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首发于艺术类公众号“抄袭的艺术”。

原文链接:https://www.a-n.co.uk/research/studio-berlin-lll-situation-berlin-artists-gender-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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