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英雄、迪士尼偶像、女性战士：花木兰在美国的百年征途

编者按：北京时间7月8日凌晨，将于2020年上映的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释出预告片。在不少中美观众期待木兰故事得到国际化演绎的同时，预告片中历史背景的模糊、服装妆容的疑问，以及西方个人英雄主义及中式孝道价值观的冲撞，也使该片尚未开映就备受争议。实际上，木兰“出海”并非由迪士尼开始，过去的百年中，她的形象在留学生、移民和其他族裔的塑造下不断演变，由爱国情怀的寄托，逐渐变为华裔身份的标志、女性奋斗的象征……这一文化符号的流动与多变，也许能为中国文化与世界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一些启示。

“湃客·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版权所有，任何媒体或平台不得未经许可转载。

文｜童辉

编辑｜薛雍乐

“得知可以由一个真正的亚洲演员出演一个亚洲角色，我们真是长舒了一口气，”在迪士尼宣布选用中国影星刘亦菲出演真人版《花木兰》电影后，一个名为“愤怒的亚洲男性”的推特账户感叹道，“好莱坞有55%的亚洲角色会由那些可笑的白人演员出演，我们甚至已经习惯了这个现象。”

即使少数网友对刘亦菲的出演并不买账，大多数人对迪士尼的这一选择仍是十分赞许：外国网友更多是被刘亦菲展现出的武打技巧和东方气韵折服，而对中国网友以及“愤怒的亚洲男性”等亚洲观众来说，由一个真正的中国女演员、一个在东方审美中仍可称得上“神仙姐姐”的演员来出演这样的大制作，本身便是东方审美对将东方女性想象成“扁平脸、细丹凤眼”的西方审美的胜利，是对许多好莱坞制作“洗白”行为（由白人演员出演亚洲角色）的胜利。

随后，甄子丹、李连杰、巩俐等人的加盟，更是让这部迪士尼电影真正成为了中国演员的舞台。

2018年11月底，真人版《花木兰》杀青，影片定档在2020年全球上映。花木兰注定要在不久的将来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界的热点话题，我们也终于可以看到主流好莱坞大制作中由中国演员出演绝大多数主要角色的场景。

我们甚至可以说，留洋多年的《花木兰》，终于回家了。

作为一个源自中国的女性形象，花木兰绝不仅仅代表了一个艺术作品。由谁来演绎、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演绎、怎样演绎，这些元素使得花木兰成为了一个极其特殊的舞台和银幕形象，沟通着西方与东方，连接着华人与世界。

在有关迪士尼《花木兰》电影的种种喧嚣背后，其实有一段厚重的历史鲜为人知。百年前，“花木兰”就首次在美国公众视野里粉墨登场。在此后的历程中，花木兰见证着华人在美国沟通文化、找寻身份、为自我发声的漫长征途。

早期留学生的花木兰：为中国发声

让我们将真人版《花木兰》上映的2020年向后倒推一百年：1920年的秋天，适值中国发生灾荒，两名中国留学生在纽约相遇了。

29岁的张彭春，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从小便对戏剧充满兴趣的他，于1910年和胡适、赵元任等人作为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来到美国，入读克拉克大学英文系，后于1913年入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文学和教育学硕士。来到纽约后，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去各剧院看戏。

1910年代的美国，仍处在“排华法案”时期，戏剧舞台上也因此出现了不少丑化中国人的角色。一部名叫《吴先生》的戏剧讽刺中国商人奸诈阴险，在纽约大获成功。张彭春忍无可忍地撰写了一篇“舞台上的中国主题：对《吴先生》的评论”，发表在在当时的留学生英文刊物上。

文中，他痛击这部戏剧对“吴先生”性格的刻画是“反人性”的，对吴先生家中许多中国习俗的展现是“不真实”的“笑话”。他还发现，这种对中国文化的错误甚至恶性的表现，还出现在当时很火爆的《黄马褂》等多部舞台作品中。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全部由白人演员出演。

以戏正戏，守卫中国应有的真实性和传统——张彭春在评论中起誓。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创作了《入侵者》、《灰衣人》、《醒》等多部反映一战战事、以及日本对中国山东的入侵主题的戏剧。但是，由于资源有限，这些剧目都并未在美国得到上演。

硕士毕业归国，他在兄长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任代理校长，并在戏剧团任导演，将他留学期间的作品搬上了舞台。

1919年，他再返美国，攻读博士，并等待着一个机会。

另一方面，27岁的洪深已是留学生圈中大名鼎鼎的“戏剧人士”。在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的几年内，他便创作、导演了多部学生戏剧。他在1916年赴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并不愉快地学习了三年制瓷工程后，他凭借着自己创作排演、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为之有宝》和《回家》两部剧目，申请入读著名的戏剧家乔治贝克在哈佛大学创办的“英文四十七”戏剧项目。

1920年夏天，作为“英文四十七”班中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洪深带着乔治贝克教授的推荐信，踌躇满志地来到纽约寻找属于自己的戏剧天地。

“排节目、登广告、发宣传稿、预售座位、结算票价、招待领座、打扫清洁、收存衣物、甚至在盥洗室里掌管毛巾肥皂，我都亲自做过，”洪深在回忆录里说。

然而他却找不到一个真正属于他的角色。在1920年10月写给乔治贝克的信中，他苦闷地表示，自己拿着推荐信在纽约已经辗转两个多月，却“没有一个适合我的角色。”最终，他只能妥协，接受了一个日本男佣的角色，在一个他“一点也不喜欢的”情节剧中演出。

“好歹是个纽约的戏剧制作，就当作我的垫脚石吧，”洪深写道，然后笔锋一转，向他的恩师承诺，“我一定要写出一个可以被制作的剧目，并由自己出演。”

屡屡受挫但野心勃勃的他，也在等待着一个机会。

可想而知，张彭春和洪深初相识便一拍即合。既然西方人对东方故事的舞台展现有那么多的误解，既然他们二人在白人统治的剧场界都很难找到合适的机会，为何不合作一下，将一个真正的中国故事用真正的中国形式带给美国的观众？适值中国灾荒，以赈灾为由，他们更可以借机团结在美华人的力量一起制作戏剧。

可是该选择什么样的剧目，又该如何展现呢？在本科、硕士期间任中国赴美联合会指导的张彭春，想到了1915年，由中西部高校的中国女留学生于“中部留学生年会”上排演的《木兰从军》。

“留学生年会”是从20世纪初开始由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自发组织、每年夏天假期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几乎全部的临近区域留学生都会参加，并通过辩论、演讲、乃至排演戏剧的方式探讨留学生活、议论时事。

1915年夏天正值袁世凯政府刚刚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承认日本对一战爆发后武力占领的山东所拥有的领土权利。面对丧权辱国的行径，美国中西部的女留学生们排演短剧《木兰从军》表达她们在国难之际的态度，并获得了年会竞演第一名。

当时就读于西北大学的一位男留学生张天才不禁感叹，“我国文弱极矣，国人日趋于贪生畏死之途，置国家存亡于脑后。女会员所演，其亦有深意欤？”

1920年灾荒肆虐，距离五四运动爆发也不过一年有余。国难未除，花木兰成为了是激发这批留学生爱国情怀最好的舞台形象。

在精心的创作和排演过后，张彭春、洪深版《木兰》舞台剧于1921年2月至3月于纽约和华盛顿连演八场，大获成功。这是花木兰这一形象第一次出现在美国舞台上，也是美国东海岸华人群体团结一心的见证：剧中的戏服全部由波士顿华人商团提供；参演学生全部是来自美国东部各地的华裔、华人学生；在华人华侨的支持下，演出共筹款超过一万银元。

张彭春因中国在西方舞台上错误形象而拥有的心结终于可以被打开了：在他们的合作下，《木兰》是中国留学生第一次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传统旧剧的演出形式，戏中人物穿着中国西装、勾脸、踩着锣鼓点在舞台上行动。一位美国戏剧评论家赞叹这部戏“真实展现了中国舞台传统，比一些在西方很受欢迎的对中国文化的拙劣模仿要深刻得多。”

深谙西方戏剧之道的张彭春和洪深同样添加了西方戏剧元素，通过两个虚构人物“傻子李”和“智者张”融合了西方杂耍艺术（vaudeville）中强调的“喜剧性穿插”（Comic Relief）。这样的设计甚至让《基督教科学观察报》的记者感叹：“原来中国人也熟知西方的戏剧技巧。”

洪深也终于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可以施展戏剧才华的机会。在《木兰辞》原诗的基础上，他和张彭春添加了一名叫做Ho Tin Yu的将军角色。作为花木兰最亲密的战友，Ho将军在一天晚上听到了花木兰在放哨时打哈欠的声音，认出她原来是个女性。爱情故事就这样发展起来，Ho将军为花木兰保守秘密，并在故事结尾与木兰成婚。《纽约时报》的戏剧版对洪深饰演的将军角色大加赞赏，称其作为学生演员“为舞台添加了职业光泽。”

后来，洪深在自传中不无得意地说，《木兰》在美国的成功使得“后来梅兰芳不用英文的中国旧戏的表演，在美国有被人欢迎的可能。” 梅兰芳于1930年代初访问美国，而访问团在美国的对接人，恰恰是张彭春。

《木兰》为张彭春、洪深二人在美国度过的学生时代画上圆满的句号，二人皆于1922年回国，投身中国文学、戏剧界，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戏剧领域，有了“南洪北张”之说。

“终极的亚裔美国人”：迪士尼动画《花木兰》及其他

百年前的留学生们上演《木兰》的那一段历史总归尘封于故纸中。直到1998年，迪士尼的《花木兰》动画电影的上映才彻底让花木兰这一形象为全世界所熟知。巧合的是，迪士尼的《花木兰》和洪深、张彭春的改编如出一辙，加入了一位叫做“李翔”的将军，和花木兰并肩作战，并坠入爱河。

实际上，迪士尼动画版《花木兰》在创作过程中差点犯下巨大的错误。主创们在初读《木兰辞》后，凭直觉摒弃了花木兰“代父从军”的动机。在他们看来，“代父从军”仍是东方父权社会的一种标志、是不进步、不适合西方社会的。作为一名女英雄，花木兰理应打破这种牢笼，将踏上战场视作一种逃离——妥妥一个好莱坞英雄大片的套路。

在几版初稿仍不满意后，主创团队才醒悟到，只有沿用“代父从军”这样的东方价值才能真正尊重原故事，并真正使花木兰这一形象沟通东西方文化。毕竟，花木兰的武勇、忠诚，乃至主创团队加入的爱情戏份，已经足够令她作为一个勇敢独立的女性角色，令西方观众满意了。而忠与孝，才是撑起这个故事的核心。

也正是这样一个沟通了东西方价值观的花木兰，站在迪士尼“公主群”中，成为了唯一一位东方女性的代表，低调内敛，却蕴含着十足的力量。如果说百年以前的花木兰是留学生借以展现中国文化的形象，那迪士尼电影出现后的花木兰，则对于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亚裔美国人跨文化群体，成为了新的身份标志。

在一篇名为“为什么花木兰是一位终极的亚裔美国人”的文章中，一位出生长大在美国的越南裔华人Benjamin To回忆了1998年《花木兰》动画电影上映时全家人一起观看的兴奋情景。在公映的第一天，他的父亲便带着完全不知道花木兰是何方神圣的他去了影院。片尾曲刚刚响起，父亲便微笑着对他和哥哥说，“咱们再看一遍？”

在动画电影中鲜少出现亚洲面孔的年代，《花木兰》对Benjamin来说是革命性的。意识到一个丰厚的东方历史人物可以在美国被呈现、一群亚裔可以在幕后团队中贡献力量，这让他感到无比振奋。

更让他感动的是，花木兰仿佛是他身边女性的化身。当木兰在冰天雪地中抱着大炮冲向敌营的一刻，他看到了花木兰身上有如同他“妈妈、奶奶、姨母、姐妹和所有亚裔女性朋友”身上的那股坚韧和钢铁的气质。

也许这样的类比会让人觉得太过一厢情愿，但是它显示出，花木兰“公主”是如何跻身西方主流“公主群”中成为亚裔偶像的。他们太需要这样的形象来为身边勤劳而低调的人们发出声音了。

正由于许多亚裔青少年观看着迪士尼的《花木兰》长大，迪士尼将《花木兰》动画电影改编成了青少年音乐剧，授权给许多青少年戏剧团体出演。

巧合的是，就在中国女留学生首次内部演出《木兰从军》的100年后，2015年，位于纽约唐人街的容闳小学（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中国留学生，于1847年赴美，后毕业于耶鲁大学）戏剧社出演的青少年版《木兰》上演。

这家剧社主要由华裔小朋友组成，每年都会排演一部经典百老汇音乐剧的青少年版，而2015年的《木兰》因为特殊的故事背景显得与众不同。

“一开始，学校的老师甚至不希望他们排练《木兰》，”音乐老师Ryan Olsen讲道，“我们害怕人们觉得这些华裔小孩子‘应该’去演出花木兰这样的中国形象。”

但后来他发现，排练《木兰》对孩子们有着很特别的意义，提供了一个与他们的身份相连接的方式。《木兰》是几年间唯一一部孩子们可以加入一些中文对话和唱词的剧目。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在剧中添加了很多很中国的元素：玉兰树、村庄里一幢幢中式房屋，等等，”出演剧中男主角将军李翔的王灏然说到。作为一名在美国的出生长大华裔男生，和容闳小学以华裔为主的一帮同学们一起演出《木兰》，对他来说是“充满骄傲”的事情。

“花木兰对我来说，”王灏然想了想，告诉我，“是一个既保留了某种传统——为父亲的名誉而战、为保卫国家而战，又能够打破传统，成为一个独立勇敢的女性的形象。”

在亚特兰大国际百老汇戏剧节上，他们作为一百多支队伍中唯一一个亚裔队伍，获得大奖，并在六千名来自美国与其他主流英语国家的青少年面前，表演全场唯一的东方故事《木兰》，用王灏然妈妈的话来说，这是对在场的观众们“很大的冲击”。

用他妈妈的话说，虽然觉得迪士尼动画版《花木兰》中还是有值得挑剔的地方，比如“老太婆画得明明像个日本人，”但这样的艺术形象能够给华裔孩子们一个找到身份联结的契机，是很令她欣慰的。

“有机会多跟哥哥练习中文啊！”采访的最后，王灏然的妈妈半开玩笑地交待他。

在2015年三月份，孩子们被来访的香港舞蹈团（Hong Kong Dance Company）邀请，在纽约的时代华纳中心协助其演出了舞剧《木兰传奇》。音乐、舞蹈、美国华裔、香港，不同形式，不同背景，由花木兰所连结起来。

2018年12月中旬，在纽约下城的“新城剧院”上演了全新的《木兰辞》音乐剧。“不是你们所熟悉的迪士尼版《花木兰》，”制作人李施羽在她的朋友圈里高呼。海报里，一个垂腰长发、目光坚毅的女子回首凝眉，完全不似迪士尼创造出的花木兰形象。

李施羽的微信名后面一直挂着一个中国国旗的标志。大学毕业后，她来到纽约，和一名印第安后裔Alexis共同创立了“五行”戏剧公司。如公司名所示，她希望制作的音乐剧作品能够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

“其实我觉得，西方人对亚裔、华裔的那种偏见，其实不是对我们留学生的，”李施羽皱皱眉头，很确定地告诉我。“西方人真正看到的是生长在这里的华裔的生活状态，是他们的形象需要被改变。”

于是，她通过纽约当地的艺术学校，招募了数位当地华裔青少年演员出演《木兰辞》——包括现年14岁、饰演花木兰本人的Joyce，和几名只有8、9岁的小朋友。“我有一种使命感，”李施羽说，“我想帮助唐人街的小孩子们进入美国的文化氛围，用传承中国历史故事的方式。”

“我花了很长时间一句一句研读《木兰辞》原作，”饰演木兰的罗远卓说道，“当然啦，是维基百科上的英文翻译版的。”罗远卓说她从前脑海中的木兰形象完全是迪士尼动画中的那样，所以她花了很长时间让自己摆脱那个形象，真正进入到这一版本的《木兰辞》演绎中——她形容真正原作中的故事显得“黑暗”许多：“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比迪士尼版本中木兰和将军之间的爱情故事来得沉重许多，也给她的表演提出了挑战。

“我觉得木兰有点像我，”罗远卓想了想，很坚定地说。“她有点男孩子气，不喜欢化妆，不喜欢那些条条框框。我特别能和花木兰感同身受。”

为了让这部剧能真正忠于原作，李施羽将所有剧中音乐的唱词尽量按照《木兰辞》的原本翻译，并加上英文韵脚。“原作作为民间歌谣，本来就有它的音乐韵律，我希望能尽量展现这种韵律。”

为了凸显出与迪士尼的不同，李施羽改编的版本中着重增加了花木兰决定替父从军后和父亲争执的场面。花木兰的忠、孝和父亲对她的爱，这两个东方元素，在这里产生了矛盾，并成为全剧情感最充沛的一个片段。

对罗远卓来说，这也成为她最难演绎的一个部分。“迪士尼的电影里，花木兰从来没有哭过。但在这一段情节里她却十分脆弱，和父亲在感情上有更强烈的连接。我要表达一种内心的‘战栗’，这是一种很‘中国’的情感吧。”她笑了笑。

这一改编版《木兰辞》还有两个情节让罗远卓感到很新奇：一是在花木兰做替父从军的决定徘徊不定之时，村口的一群小朋友围坐一圈玩起了“丢手绢”的游戏，二是当她从战场回家后，忘掉了所有战场上的功名利禄，却简单地因为小伙伴们爽朗的笑声和父母关切的眼神而终于感到自己“回家”了。

“可能这就是《木兰辞》真正想表达的吧。”第一次和全亚裔演员出演音乐剧的她，十分想在未来再次出演花木兰这个角色。

百年木兰：超越国界的文化符号

“我不记得我从哪里第一次认识花木兰这个形象了，”《九十九位女性》的编剧，法国人Genevieve Flaven说道。“人们都知道花木兰，不是吗？花木兰是少数的全世界都熟知的女性形象中的一个。这些形象，已经成为了一种普世的神话和想象。”

她的这部《九十九位女性》最早于2015年在上海上演，2018年11月由中国留学生创建的哥伦比亚大学青瓷剧社改编并搬上了纽约的舞台。花木兰是九十九位女性中的一个，出场时间很短。演员余凡是个高个子的爽朗女生，往台上一站，霸气十足， “我女扮男装从军，当上将军，竟没有人发现我是一个女人”，寥寥数语却是全剧的一个题眼。她是剧中东方女性古典人物群像的一部分，也是最显得“出名”的那一个。

“花木兰很特别，但又不特别——想到她，我会联想到我们法国的圣女贞德，”Genevieve继续说道。“在冲锋陷阵的女战士这一定义上，花木兰和圣女贞德是没有区别的。”

正如这部《九十九位女性》由英、中、法三国语言演绎古代与当代的女性故事一样，花木兰传达的精神也超越国界。

也正因此，花木兰这一形象由于其巨大的跨文化象征意义，得以走下舞台和银幕，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符号：作为少女的花木兰，可以成为亚裔少年发声的载体；作为历史故事的花木兰，可以展现中国文化真实的种种细节；作为中国女性的花木兰，可以帮助建立一个新的文化主权：不是强硬的“我们”与“你们”之别，而是将来自中国的形象，真正分享给世界。

1990年代，著名的新加坡华人导演魏铭耀便在伦敦成立了名为“木兰”的戏剧公司，成为沟通新加坡与英国戏剧市场的桥梁。而在戏剧领域之外，纽约的华裔女性于2017年5月也成立了精英团体“木兰俱乐部”，成为在美国的成功女性定期交流的场所。

华人在西方世界定义自我身份的过程中，花木兰的形象成为最经常被使用的标志——在熊猫这样似乎被用滥的中国标志以外，花木兰成为了更具流行色彩的那个，并蕴含着更多的东方价值内核。

回看历史，我们希望寻找的是一个文化符号因何而来、因何发展，也从一个文化符号中看到我们曾经经历的挫折和喜悦。花木兰带我们走过这段从误解到理解、从封闭到交流的艰难征途，我们才更应该带着包容的心去理解花木兰：她一定愿意做一名中国的花木兰，也愿意做一名世界的花木兰。

也许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花木兰的百年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