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写作三部曲:人类内心冲突是真正且唯一值得书写的对象

2019-02-14 18:26
浙江

文 | 叶伟民

荣格有言:“最微不足道但有意义的事物,也比最伟大但无意义的事物更有价值。”这事儿我有发言权。

我至今仍记得一篇英语阅读理解,也许是中学的吧。内容很简单,大意是一个肥宅和背包客辩论:人活着到底该不该去旅行?

肥宅的观点是:浪啥浪,哪里的人都一样,还不是开心咧嘴、伤心抹眼?背包客抢过话茬,说:“背后的原因却大不一样。”

我太喜欢这段了,有点哲思语录的意思。那个下午,我干顾着玩味这段话,单词忘了记,漂亮的英语老师也不看,更别说“伟大”却遥远的高考了。

后来我写作了,某次举笔踌躇,突然想到那个年少的午后,像有人在耳边打了个响指,是的,“原因大不一样”,这才是人物命运背后的根本驱动。也就是说,谁哭了谁笑了不重要,全然在于“为什么”。

同样被打,《悲惨世界》的芳汀无法挽回地滑向幻灭;杨过正气不失终成大侠;阿Q则在调戏尼姑中寻求精神胜利。面对困境,A这样选择,B那样面对,每一个细节都是镜子,都那么耐人寻味。

也正因如此,回答每一个“为什么”,都是一场迤逦壮阔的远征——内窥人类的内心世界,外观现实、命运和一切哲学命题。

图:《悲惨世界》里的芳汀
图:阿Q

细节,还是细节

世间诸多迷思,作家试图用笔开药方,相当部分就蕴含在一个个虚构或真实的人物中。

不同的人性解读必然导致不同的人物形象,比如孙悟空对白骨精,是嫉恶如仇还是爱恨无疆,是两种艺术效果,六小龄童和周星驰对此分别有过经典的演绎。

失败的人物塑造多种多样,归根结底是只求“是什么”而不问“为什么”,其中一种极端形式是事迹罗列,把一个人做过什么按时间排序,我把它称作“词条体”或“报幕体”,硬生生把有趣的灵魂写成了“纸片人”。

从细节中来,到细节中去,才是人物写作正确的打开方式。

毕飞宇例举过《红楼梦》里金子般的18个字,它们出现在刘姥姥初进荣国府,见到王熙凤的一幕——“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这里头有着人世间的万水千山,何谓尊卑、何谓侯门、何谓“白玉为堂金作马”,都通过简单的动作,化作寻常经验,落地入心了。

图:刘姥姥

具体到实操层面,人物的刻画不是无差别地摊大饼,而是有策略和步骤的,我们大可划分为三层。

第一层,最基础的人物展示,包括外表特征、行为细节、嗜好习惯等。这一部分既可白描,不具备任何意义,也可作为铺垫或埋下伏笔。但总的来说,是一种简单直白的展示,就像你在见一个陌生人之前,先行了解其特点,好在人群中能一眼认出。

《红楼梦》是这样描写贾宝玉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鬂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

这副花美男的模样,和武松这样的硬汉放在一起,像差了一个时空。《水浒传》中有云——(武松)身躯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

图:贾宝玉
图:武松

抓住这些显性而客观的特征,他们是通往人物内心的第一扇门。迈过去,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层了,即交代故事背景和人物性格、欲望等内在特征。

这个阶段,作者的意图就无须隐藏了。贾宝玉柔若娇娥,武松铜皮铁骨,背后实质是一个富二代和一个凤凰男的成长史。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他们自然拥有了迥异的人生欲望,欲望又滋养戏剧冲突,故事的图景就展开了……

《老人与海》经典的老渔夫形象,和作家赋予他饱满的人物个性密不可分。像弓拉得越满,蕴藏的能量就越惊人。

海明威很巧妙地借助猎物来展现猎人的内心,文中不乏这样的对话和描写——

“鱼啊,”他说,“我爱你,非常尊敬你。不过今天我得把你杀死。”

我们像亲兄弟一样航行着……是它在带我回家,还是我在带它回家呢?

这种相爱相杀深远微妙,充满哲理,无不透射出老渔夫独特的情愫和强者品格。

图:《老人与海》里的老渔夫

让麻烦更大一些

人物写作的第三个层次,也是最硬核的一步——开启困境,加大冲突,让人物做出反应和选择。

没有冲突就没有故事,对人物来说,没有经历困境就不足以谈人生,要让人物遭遇的麻烦更大一些,直至坏得不能再坏,戏剧张力才得到释放,也最大程度激发读者的代入感,就是常常说的“入戏”——这些“伎俩”,好莱坞的导演们已经用得非常娴熟。

困境是人性的显影剂,既可催生英雄,也能照出懦弱,既可辨别奸佞,也能检验忠诚。人心的至明至暗、至繁至简、至强至弱,都为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

《活着》里的福贵是个十足的倒霉蛋,一开局便麻烦不断,最后身边所有人都死了,只剩老牛为伴。命运看似取胜,却暴露了黑血和獠牙,也把福贵塑造成当代文学最具批判性和思想性的人物形象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其与《老人与海》有所交辉,即那句著名的格言——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

图:《活着》里的福贵和妻子家珍

困境的极端形式之一就是两难,无论做哪一种选择,都会引向灾难。电影《唐山大地震》有一幕:震后,姐弟俩被一根横梁困在两头,抬起一边就会压住另一边,只能活一个。

救援人员让母亲(徐帆饰)做决定,无论怎么选,她至少要杀死自己一个孩子。母亲最终做了一个痛苦终生的决定——救弟弟。

这个“两难”让屏幕内外同煎熬,就像宇宙大爆炸前的“奇点”,内藏无穷的张力。此后的故事均由此而发,在这场漫长的救赎中,母亲、姐姐、弟弟三人的形象都被刻画得入心入肺。原著叫《余震》,我认为很恰当,有怎么样的困境,必定会给人物注入怎么样的艺术生命力。

图:《唐山大地震》里绝望的母亲

比宇宙更广阔的地方

人物写作在虚构和非虚构创作中遵循相似的原理,实操中却略有差别。前者是“创造”一个人物,后者是“再现”一个人物。也就是说,非虚构题材是有“真实”为镣铐的,一个人是否值得写,必须满足一些条件,例如回答以下问题:

1、他/她的故事是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2、他/她是否遭遇困境?有尝试挣脱吗?

3、故事情节精彩吗?

4、有没有人性的折射和深刻的寓意?

……

这个清单还可以列更长,经过层层“拷问”的人物,才兼具叙事美感和样本意义,甚至还可能比小说人物更精彩。

细节是故事的基石(写人也是),那么搜集它们就变得非常必要。作家严歌苓很多作品都是用脚丈量出来的,她在一次分享中说——

“我写《陆犯焉识》,我花了很多的钱,要去青海去体验生活,要花钱去开这个座谈会,把劳教干部什么的请来,然后我要找人陪同我,我要找很多关系来了解这些故事,很多时候我是不计成本的。”

图:《归来》里的陆焉识

充足细致的采访,其重要性如何形容都不为过。那些认为虚构写作是纯“拍脑袋”的想法,既低估了现实,也高估了自己。路遥为写《平凡的世界》,搜集材料并采访了三年,他这样解释:“故事可以编,但生活不可以编。”

最后,还有一种常见而难以察觉的陷阱——“脸谱化”的人物写作,大人物就一定淡泊名利,老人就一定和蔼慈祥,孩子就一定天真烂漫,父母就一定含辛茹苦……

这是早期“高大全”文学的遗毒,抹杀了个体差异和人性的复杂。人类的精神世界是比宇宙更广阔的地方,正如福克纳在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忠告:“人类内心冲突是真正且唯一值得书写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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