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正税收政策引发的混乱 | 显微镜下的大明（连载1）

编者按：本书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它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狡黠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胥吏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本文讲述的是万历年间，一项不公正的税收政策在徽州府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混乱。乱民、县官、州府、户部、首辅、皇帝等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之局。

文 | 马伯庸

这个故事，要从徽州府下辖的歙县说起。

大明共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以及一南一北两个直隶，咱们可以把它们粗略地理解为省份。南直隶下辖有一个徽州府，历来人杰地灵，无论官场还是商场都是英才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其时徽州府一共统辖六县：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同时它还是附郭县——也就是说，徽州府治设在县内，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存放在县城的阁架之上，以便随时调取勘合。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重要，关乎一县之兴衰，可又超级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所以它们长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这个人叫帅嘉谟，字禹臣。严格来说，他没有歙县户口，不算当地居民， 而是个祖籍江夏的军户，隶属于徽州府境内的新安卫。军户是大明特有的一种户籍，世代都是军人，归属于各地卫所——类似于军分区——不过这出身没什么不好，朝中此时有个叫张居正的大人物，也是军户出身，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帅嘉谟在文武两道的表现都很一般，注定仕途无望。他只有一个特长：对数字天生敏感，擅长算学，是个学霸级的数学天才。

可惜在大明，可没多少领域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最好的就业方向， 就是去当个管钱粮的小官吏。而这个岗位，要求对钱粮税赋的计算很熟悉，需要做大量的应用题来练习。

当时没有教辅和习题集，帅嘉谟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无处发泄。好在这个苦恼没持续很久，他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歙县架阁库。

徽州府历年的税粮账册，都存在歙县库房里。大明税赋结构很是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大量加减折算、书算钱粮，这正是绝佳的应用题题例。磨炼好了这门手艺，以后就业便有保障了。

于是在隆庆三年的某一天，帅嘉谟设法接触这些官府账册。一个学霸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开始做起数学题来。

做着做着，帅嘉谟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凭借着对数字的高度敏感，他注意到徽州的历年税赋里有一个疑点：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作“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 8780 匹生绢。

帅嘉谟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发现徽州府下辖六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支出，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记录，数字与徽州府上缴南京承运库的等同。

换句话说，徽州府每年 8780 匹生绢的这笔税支，是由歙县单独负担的。帅嘉谟大为骇异，这可不是小数。为了确保自己没犯错，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是一本官方发布的资料集，里面收录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行政法规，从弘治朝开始，每代都会进行修订，算是政府法令的一个汇编，亦勉强可以当作年鉴来用，权威性很高。

帅嘉谟在《大明会典》里的徽州府条目下，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更重要的是，《大明会典》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

帅嘉谟心想，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须挖个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帅嘉谟看到眼前出现了难题，不惊反喜，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最终，他在《徽州府志》里找到一条看似无关的古早线索。

徽州这个地方，归附于洪武爷的时间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 年）称吴王之后，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税，称为“甲辰法制”。结果年底核查，行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 年）搞了一次“乙巳改科”，对很多科目的税额重新做了调整。

这个“补欠夏税”年代太过久远，看起来和“人丁丝绢”全无关系。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是拿起笔来，粗粗算了一下。

歙县补的 9700 石夏麦，按照隆庆时的官方换算标准，每石折银 3 钱，9700 石粮食折算成银子，是 2910 两。而每年“人丁丝绢”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每匹 7 钱，所以 8780 匹折银 6146 两。嗯，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

帅嘉谟到底是个学霸，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此相邻， 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 10,780 石，可折银 3234 两。

2910+3234=6144。

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 2 两。

帅嘉谟很快得出了结论：在国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 20,480 石，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之，折 8780 匹生绢。按说这笔钱是由六县共同承担的，不知为何，却变成了歙县单独缴纳。更可怕的是：徽州并不养蚕，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拿银子去买生丝，再缴给官府。周转两次，负担更重。

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科”开始算起，到隆庆三年，这笔冤枉税足足交了两百多年！

歙县简直倒霉透了。

帅嘉谟做事很谨慎，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而是在歙县摸了一圈底。结果他发现，自己并不是最早发觉有问题的，早在嘉靖十四年（1535 年），已有两个歙县人——程鹏、王相发现这个“人丁丝绢”有问题。

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而是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而且还不止一次！

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这两个官职的管辖范围可不只有应天府一个地方，而是涵盖了除凤阳、庐州、淮安、扬州四府之外的整个南直隶地区，其中徽州府也受其辖制。

在具体的分工上，应天巡抚协调各府州县，以赋役为主，也兼管司法、治安； 巡按以监察为主，但也插手民政、司法、军事。勉强用现在做对比的话，一个是省长兼军区司令，一个是省高级法院院长兼纪委，找他们两位，算是拜对了衙门。

市里不管，难道省里还不管吗？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宋茂熙，两位很快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彻查。可是他们很快便升迁转走，没人再去追问。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游居敬，接到了同样的呈文，也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县出身，敷衍塞责，推诿拖延。

在来回拖延之中，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查到这里，帅嘉谟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

到底是正义感和乡土情结使然，还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史料不全，不好妄自揣测他的动机。

无论如何，他决定冒着触动利益集团的巨大风险，开始采取行动。

隆庆四年（1570 年）的年初，帅嘉谟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提交给了当时的应天府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玩了一个心眼，在讲述缘由时加了这么一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户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绢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额六县均输，府志可证。”

大概意思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在《徽州府志》里也提到了，这是铁证。

《徽州府志》是徽州府出面编撰的地方志，可信度很高。可是，府志里其实只是含糊地记载了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的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方便行事—— 殊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一个关键焦点，这个后头再说。

除了偷改了原文，帅嘉谟还发动了情感攻势。他动情地说：“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 20,190 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8501 匹；应天（等）十三府，只要缴 2905 匹。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 8780 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 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还能勉强忍受，可现在是歙县一县承担——这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都高，根本不合理啊！

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当时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只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会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 130,000 匹，湖广的总额 27,000 匹，都远超歙县。

帅嘉谟是这么个逻辑：不谈总数，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做比较，主要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

这个手段的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在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卓然效果——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但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变得简直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心。

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帅嘉谟还准备了第三张牌：政治牌。他呈文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

短短一段话，先后两次要求“均平”。

隆庆年间，江南正在推行一条鞭法。而一条鞭法的口号恰好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所以帅嘉谟两次“均平”，把这次税赋争议拔高到响应国家政策的高度。

从深层次来讲，一条鞭法的核心要旨，是合并田赋、徭役，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统一改为折收银两。所以帅嘉谟在呈文中反复强调“人丁丝绢”是折色实物税，缴纳十分麻烦，这和中央精神紧紧地挂上了钩。

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便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

要知道，这一任应天巡抚，对一条鞭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气。只要他肯表态， 这事就成了一半，不，一大半！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这位巡抚太有名气，远非寻常官员可比——他叫海瑞，号刚峰。不用多说了。

其实较起真来，帅嘉谟此举属于强行拔高。

因为这次“人丁丝绢”争议的核心，是税负归属，到底歙县单出还是六县一起出？至于实物折算，只是一个次要问题，跟一条鞭法关系不大。

这就好比两个人为吃饭买单起了争执。谁出这顿饭钱，才是争执的重点， 至于这钱是给现金还是刷信用卡，并不重要。等警察来了，其中一位喊一嗓子： “民警同志，你给评评理，为了响应国家鼓励使用信用卡的号召，这顿饭钱该谁 出？”警察听了肯定莫名其妙，这两件事根本没关系啊。但在帅嘉谟的妙笔之下，这个逻辑错误被巧妙地掩盖起来，非但不露破绽， 反而显得煌煌正气，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除了这些，帅嘉谟还准备了第四张牌——解决方案。

他深谙官僚禀性，知道他们最不耐烦的，就是下面的人争吵却又拿不出办法。所以在呈文的最后，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贴心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要么按照《大明会典》的原则，六县按照人丁分摊；要么按照《徽州府志》， 六县按照田地分摊，折麦再折银再折丝。”

看，方案我都给您做好了，您朱笔批准便是。

这样一来，无论按人头统计还是按田地统计，歙县都能减少至少一半负担。不得不说，帅嘉谟的这一篇呈文，当真是诉状杰作。开头借了朝廷大势的东风，立意高远，中间数字翔实，论据确凿，层层推论极有说服力。篇尾不忘煽情，描绘歙县人民生活有多艰辛，诉于情感层面。文字、逻辑上玩的小花招层出不穷，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关于帅嘉谟的职业，史无明载，徽州其他五县骂他是个奸猾讼棍。从这份诉状来看，若非状师大手，还真写不出来这等文字。

这一篇雄文递上去以后，效果立竿见影，果然得到了抚院与按院的高度重视。钱粮税赋，历来都是民政事务的重中之重。隆庆四年二月初十，巡抚海瑞给出批示：“仰府查议报夺。”意思是我很重视，你们好好查清楚。随后，巡按刘世会做出了更详细的指示：请徽州府召集六县负责官吏、乡绅、耆老等民众代表，就这件事进行查证合议。

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一看海刚峰的大名，没敢耽搁，立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过来商议。

谁知道，就在这节骨眼上，竟然出事了。

（未完待续）

本文摘选自《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 著，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