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2019，一个农村文艺青年的40年生活史

编者按：56岁的甘肃农民张思旺从小爱好文艺，喜欢画画，高中时偶然接触了照相，自此当了30年农村照相师傅。2007年照相馆倒闭，为了糊口，他外出扛过水泥，当过保安，最终还是回到黄土地，重新做回农民。40年里，前半程，他靠照相收获爱情、组建家庭、挣出一家人富足的生活。后半程的坏年景里，照相则成为他观察世界、摹写心情的手段，在困顿和劳累中给他带来心灵的滋养。

张思旺/口述

我叫张思旺，今年56岁，甘肃省定西市将台河村人。

我的家乡坐落在黄土塬沟壑间，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我从小爱好文艺，喜欢画画，高中时偶然接触了照相，自此当了30年农村照相师傅。2007年照相馆倒闭后，我外出扛过水泥，当过保安，最终还是回到黄土地，做回农民，但爱好文艺的心一直没变。

这是1985年，我和侄子去定西，途经一片被白杨树环绕的草地，我靠着树干休息时侄子抓拍我的照片，我很喜欢。 1979年，我在定西县鲁家沟中学读高二。因为喜欢画画，爱好拍照的班主任经常喊我帮着加印照片，学着给黑白照片上色，我因此接触到摄影。这是我制作的自己从12岁到19岁的成长照片。1980年，我高中毕业，这张毕业证书我一直好好保存着。

毕业后，我没有再继续上学。其实我曾和班里其他两位喜欢画画的同学一起参加了高考，结果他们一个被临洮师范录取，另一个进入了中央美院，只有我落榜了。

班主任让我复读再考，但当时我的父母已年过六旬，家中没有年轻劳力。为了早点帮家里挣工分，我中断了学业。

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开始提倡个体经营。我不想再在田里刨食，便利用高中学到的摄影知识，干起了照相。

一开始没有器材，我只能从成本最低的照片上色干起：在县城街头，一个小板凳，一支毛笔，一本水彩上色小本，就是我全部的吃饭家伙。给一寸照片上色收费1角，正常一天下来，我能挣10元。生意不好时，则连吃个大饼的钱都挣不上，晚上住宿只能住在5角一晚的车马店。

这是当时练习技术时，我给自己的黑白照片上色。

那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买一台自己的相机。

做上色大半年，我终于攒了120元。1981年6月，我跟一位客人闲聊，他说儿子在县文化馆上班，手里有一台海鸥203相机要卖。我得知消息后兴奋不已，第二天就花光所有积蓄，将相机买了回来，此后多年，它一直是我身上最值钱的物件，陪伴了我10年，直到1990年才退休。

这些都是我用过的器材，为省钱买的都是二手货，最破旧的就是那台海鸥相机。

我的吃饭家伙从此升级成了一台相机和一辆自行车。

那几年，我经常骑着车，带着各种胶卷冲洗设备，下乡串村，给村民们拍全家福、老人肖像和登记照等，走到哪都是租村民家房子，临时搭建影棚暗房。那时，照相师傅是非常时髦的工作，也很受村民欢迎。就这样我走遍了定西周边的大队公社，当时教师的工资每月是42.5元，而我一个月能收入100多元。

这是1981年，干完活儿后，我在河滩上摆了个时髦的造型，用剩余胶片拍的纪念照。

那时年轻，20多岁，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经常是白天忙着拍照片，晚上加班洗照片。为了省钱买照相材料，都是扒火车去兰州。

1983年新年，我在新买来的影集本上写下了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刻苦地工作，用心地研究，才是提高技术的关键”。

1984年10月，我在参加甘肃会宁物资交流大会时，为甘沟公社的一位少女拍了一张肖像照，照片冲洗出来后，她很满意。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互相认识了。之后又迅速相知和热恋。其实我也不知道当初我为什么吸引了她，也不好意思问，可能是因为照相师傅时髦而且赚钱多吧。认识半年后，1985年正月初六，我们正式结婚了。

虽然自己干的就是照相，但我们那会儿并不时兴拍结婚照。我把我和老婆的单人照片上色，然后用暗房技术将其和结婚证组合在一起，制成了我们特殊的结婚照，这张照片，现在还挂在家里。

婚后，我带着老婆去了内官营镇，在租住的院子里搭起布景，建了一个露天拍照点，很多村民排队来拍照。我们在内官营镇一呆就是7年。

那时生意红火，一年能赚1400元。干活时，老婆是我最好的帮手。我掌镜，她就指导村民摆造型，还负责开票收钱、招揽生意；晚上则陪我冲洗、裁切照片。在外走村串户，不管多苦多累，她都时时陪伴在我身边。

这是1986年，我和老婆在西岩山公园合影。整天忙着给别人拍照，我们合影的机会并不多。

1986年，我们的大女儿出生了。年轻气盛的我有一种不服输的气概，下决心一定要建一个全村最好的房子。我将拍照所赚的8700元钱都投了进去，但只盖起了房子的主体。1987年，我又奋斗了一年，才有钱把整个房子盖起来。当时，我们的房子是整个村里是最气派的。

这是2016年2月，我拍的房子的外景。如今家里又盖了新房，这些老房都已闲置。

1988年，搬进新家后，我用相机拍下了房子里的摆设，这些也是我结婚时添置的家具。这个带抽屉的桌子在当时很流行，桌面上摆的是老婆娘家陪嫁来的暖水瓶和台灯，这些日用品在当时的甘肃农村都是比较贵重的大件，我们都很爱惜地使用。直到现在，这些家具用品依然完好无损。1988年，我们的小家庭又多了一名成员，儿子出生了。我当时在外拍照，加上信息闭塞，直到一个月后回到家，才知道这个消息，心里又激动又开心。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我赚钱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当时想尽办法省钱，胶片都给客人拍了，偶尔有剩余的胶卷，基本都攒着给孩子们拍。这是1990年，我给大女儿和儿子在家中院子里拍的合照。之后没多久，小女儿也出生了，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我们被罚了一大笔钱，小女儿也没分到田地。

1991年5月18日，埋头苦干11年，我的照相馆终于在巉口镇开业了，起名春光照相馆。正值改革开放，春光寓意吉祥。当时，我们还没足够的能力，只能在镇上租房开店。镇上已经有一家照相馆，我开的是第二家。开业不久，那家照相馆的老板还找上门来说我搅和他生意。

这是1992年，我和大女儿坐在照相馆内的人造石头上，拍了一张合影。

照相馆里用的背景布都是我专门请人画的，老婆成了我最钟爱的模特。她会变换不同的造型——穿风衣、穿连衣裙、穿军装、穿喇叭裤、戴墨镜，也会摆出各种当时最流行的摆拍姿势让我拍照。这些照片，成了春光照相馆最美的宣传照。2000年，三个孩子陆续长大，都到了镇上上学。为了方便他们学习和吃住，我花钱在镇上买了间二十几平米的房子，继续开照相馆。

这是原照相馆的房子，由于房子有质量问题，照相馆关门后，我们将房子退回，如今这里已经破败不堪。

2004年，我的大女儿考上了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刻，我激动地直掉眼泪，村里好几年没出过大学生了，在整个家族里，大女儿是第一个大学生。

当时，照相馆已经开始受到数码相机兴起的冲击，生意每况愈下，收入刚够维持家里的生活，根本无法支付女儿上大学的学费，最后，靠家里的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凑够了第一年的学费。

这是2004年6月，三个孩子的合影。那时儿子在读高一，小女儿读初一，家庭的经济负担相当沉重。

2006年，儿子又考取了大学，我既高兴又犯愁。当时的收入根本无法承担两个大学生的学费，无奈之下，我让儿子选择了参军。因为这件事，我一直对儿子心怀愧疚，没钱供他上大学，我觉得非常内疚和自责。

这是2010年春节，当兵的儿子第一次回家探亲，我们一家人在定西天丽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

2007年，照相馆开始入不敷出，最终关门了。我把照相馆的设备、二三十张布景、上千张老照片打包起来，一车拉回了家。专门请人画的背景布，挂在家里的小棚子前，当了门帘。失去固定的经济来源后，为了养家糊口，我先后去兰州、广州和北京打工。

一开始在兰州的建筑工地，每天跟水泥、钢筋打交道，两只脚被水泥侵蚀得脱了一层皮，长时间超负荷工作，身体吃不消。

后经亲戚介绍，南下广州，在南方医科大学当保安，负责监控视频。这活儿看似简单，但对我这样的农村电脑文盲来说，难如天书。满墙的几十台显示器怎么切换，我学了很久也没弄明白。怕耽误人事儿，我在这儿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辞职了。

第三份工作是在北京南四环外一个废旧的工厂看大门。

这里远离繁华的城区，大院里除了我，再没别人。

这张照片是我看大门时拍的，再看又想起了那时的心情。这就是当时我每天看到的景象，独自一人呆坐着，看太阳一点点落下，然后天完全黑透。

那时儿子在北京当兵，小女儿在北京打工。看大门的工作虽然工资少，但离他们近点，我心里很满足，在这一干就是三年。

这是2011年10月1日，国庆节，难得来到市中心，我跟儿子和小女儿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我外出打工期间，老婆留守在村里，看着这个小卖店。小店是1996年开张的，当时盖房和进货总共花了不到1万元。因为房屋年久漏雨，2018年我把小店重新翻修了一下，用我的名字起了店名。店里主要卖些油盐酱醋、小零食和日化用品，收入能添点家用。

2006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是家里最困难的时期，大女儿在上大学，家里还欠着三万元的贷款，我和老婆身上的担子非常重。

自从儿子参军入伍后，我们每天都盼着儿子的电话，每年都盼着儿子回家。2008年，由于在部队期间表现优秀，儿子立了功，转了士官，大女儿也在这一年大学毕业当了老师。家里的经济负担减轻，生活也慢慢变好了。儿子的立功喜报，我装裱起来，挂在了家里墙上最显眼的位置。2012年2月，母亲病重，瘫痪在床，我辞职回乡照料母亲，一直到2013年7月，93岁高龄的母亲去世。

母亲的离开让我十分难过，虽说高龄离世算是喜丧，但作为儿女，还是舍不得。我的母亲生活在最艰苦的年代，踮着小脚，操劳一生，最后落叶归根又回到黄土地里。

这是2011年，我为母亲拍的照片，也是我最后一次拍她。

母亲去世后，我再没离开过家乡。为了生计，重新回到地里刨食。

定西穷苦，就苦在缺水。在我们村，每一户院里都有一口水窖，没通自来水之前，水窖就是一家人的命。如果遇到干旱少雨的年头，吃水都成问题，庄稼基本绝收。因此，我们非常珍惜水，倒一脸盆底的水，一家人轮番洗脸。

2013年，村里通了自来水，结束了吃窖水的日子。有了水源后，村里的地大都被流转种上了蔬菜，我家里的10亩川地也是如此。

没有了地，我只能就近去菜地干活。起早贪黑，每天都在地里干十几个小时，虽然辛苦，但每天有120元的收入，加上每年出租土地的补助，家庭年收入比以前增长了不少。

这是播种前，我在打工的菜地上平整土地。

比起打工时的力不从心，我干农活要好得多，打药、砌菜都很顺手。

我们这里的菜地主要种植芹菜，芹菜产量高，市价也高，销路很好。我在菜地里一干就是三年，因为工作认真负责，被菜地承包商重用，从零工逐渐干到领工，积累了不少经验。下一步，我打算自己承包些土地，也当当老板。

这是2018年8月，我在打工的菜地里装芹菜。

照相馆关门后，我还是会随身揣着一个小卡片相机，闲暇时，拍拍村里的人和景致。

照相不再是谋生手段后，我的压力反而小了，如今它变成了我的心情写照和寄托，给我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这是2015年8月，家里的葡萄架硕果累累，我给照料葡萄的老婆拍了张生活照。

除了照相，平日里我喜欢喝点小酒，一闲下来，总会约上村里的朋友们喝几杯，兴致来了，干脆蹲在自家小卖店门前，和村里的人喝酒划拳。

因为喝酒，我没少跟老婆吵架，孩子们也都非常反感，经常劝我少喝点酒。我知道家里人都是为我好，但戒了几次都失败了。

我还喜欢养花，做一些根雕摆件。

可能因为爱好文艺吧，我比较留意身边的事物，走在田间地头，只要遇见好看的树根和石头，就会想办法拿回家。老婆经常嫌弃我捡“垃圾”，说不如当柴火烧了。但这些“垃圾”经过我的构想加工，大都能变得有模有样，好多串门的亲戚朋友想要，我都没舍得送。

2018年2月，儿子成了家，完成了我期待已久的心愿。我感觉身上的担子一瞬间轻了。儿子在家举办婚礼的那天，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我是个非典型的农民。因为爱好文艺，当了照相师傅，赚了些钱。在时代的变化中，又回归土地，重新当起了农民。

照了半辈子相，有得有失，但我从来没后悔过。我这大半辈子，最主要的是建立了一个和睦的家庭，对我来说，钱赚多赚少无所谓，只要家庭幸福，我就知足。

这是2018年春节，儿子结婚后，我们一家人拍的全家福。过完了苦日子，现在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家庭成员也一年比一年多了。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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