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笔记，是对故乡的想象，还是真实的社会记录？
文 | 曾于里，图 | 视觉中国
新春假期结束，又是离乡返城时刻。
就像那个段子调侃的，“又是秀兰、翠花、桂芳、大强、二饼、狗剩们陆陆续续变回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的时候了”。返城时刻，许多人内心百感交集，也并非“空手而来”。城乡之间不同的生存方式、价值体系和人际关系，往往会给返乡青年造成强烈的冲击，其产物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返乡笔记。
从2015年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2016年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2017年的《春节自救指南》和“假新闻”《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见到第一顿饭后想分手了》，再到今年返乡时泛滥的《XXX过节回乡指南》以及各大媒体平台规模推出的返乡笔记——这几年来，“返乡笔记”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文体，返乡书写也正在成为一种时代症候。
返乡笔记是如何记述故乡的？不同的记述背后反映的又是怎样的问题？
今年春节期间，豆瓣推出了话题#豆瓣返乡记#，该话题的联合发起人是《四个春天》的导演陆庆屹，目前已有260多万人浏览该话题。该话题底下的几个子栏目分别是“收集年味”“翻箱倒柜”“童年基地”“跨年仪式”“年夜饭”等，而底下网友上传的视频和图片，大多延续的是《四个春天》里的故乡书写：故乡既代表了一种自然的、未经雕琢的山水田园美景，更代表着一种淳朴、宁静、纯真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
这是返乡笔记里的想象故乡的第一种方式。
这种故乡想象和书写，其实由来已久，从中国古诗词里蔚为壮观的山水田园诗派开始，一直延续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桥》《边城》《大淖记事》《受戒》《古炉》，未曾断绝。
而很多时候，在对乡村进行美化的同时，背后隐藏的价值观是对城市生活方式和现代人堕落的一种批判，乡村与城市形成了二元对立，文人墨客寄希望于乡村淳朴的价值观抵抗城市的异化。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对这种书写倾向有过精准的概括：“对于乡村，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对于城市，人们认为那是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识。”
不过这种田园和乡愁式的故乡书写，有多大成分是现实的，又有多大成分是审美的？
事实上，不少文人墨客之所以怀念故乡、乡愁涌动，其现实动因是作为外来青年，他们在城市里遭遇了残酷的挫败，如同人在受难时条件反射地想起母亲，他们也以美化故乡的方式浇灌心中的块垒——这几乎是新文学传统中“城市文学”的基本模式之一了。
另一方面，书写者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对故乡的乡愁式想象是城市趣味和小资趣味的结果，它遮蔽了乡村背后真实的劳动场景。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言：“劳作的乡村从来都不是一种风景。风景的概念暗示着分隔和观察。”土地和劳动生产被剥离出财富关系和剥削关系，而被组织到风景消费之中，静谧、安详掩盖了农村背后的现实问题。
雷蒙·威廉斯形容那种人为的风景为“农业资产阶级艺术”：“没有农业劳作和劳工的田园风光；树林和湖泊构成的风景，这在新田园绘画和诗歌中可以找到一百个相似物，生产的事实被从中驱除了，道路和通道被树木巧妙地遮蔽，于是交通在视觉上遭到了压制；不协调的谷仓和磨坊被清出了视野……林荫路一直通向远处的群山，在那里没有任何细节来破坏整体的风景……”
的确，无论是古时候的山水田园诗还是现在返乡书写中的田园抒情和乡愁咏叹，书写者并非将田园视为生产性工具，他们也看不到田园旁边破落的草屋、贫困线上的低保户、肮脏的旱厕，对于这些现象背后的现实问题也谈不上什么思考。
与之相对的另外一个极端是，故乡在堕落的悲鸣式呼吁。相较于乡愁式想象，这一面向的想象一度是主流。
许多返乡笔记感叹“故乡在溃败”，溃败，并不是说乡村的凋敝，恰恰相反，近十多年来，中国的许多乡村都富起来了，高楼林立、道路宽敞，许多家庭也有了汽车。人们说的溃败，是指乡村价值观的溃败。过年一回家，真挚的人际关系不再，攀比炫富成为风气；赌博成风；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有钱人才是爷……
很显然，这一类书写成立的一个前提是：书写者曾经生活过的故乡不是这样的。无论是王磊光还是黄灯，他们都来自农村，都在农村度过相对美好的少年时光，可今昔对比，农村以往的质朴似乎荡然无存。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认为乡村共同体是温情的，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并且，乡村共同体对抗着城市/社会的冷漠，“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过度的物质以及彼此疏离让人孤独。滕尼斯始终担忧，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带来的享乐主义方式会破坏传统的理想的社区。
滕尼斯的担忧，恰恰是书写者所担忧的，只是这担忧已然是中国乡村正在遭遇的一个现实。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以迅猛之势席卷乡村，甚至改变了乡村共同体的社会结构。
其结果是，乡村价值体系沉淀了传统社会的不少糟粕，但又缺乏契约精神、法治原则等价值观的支撑，其精华部分不断受到商业化、拜金主义等浪潮的侵袭。在书写者眼里，故乡已沦为道德崩解、交相欺害、寡廉鲜耻、自生自灭的丛林，如何不叫人扼腕叹息？
这一类想象也有所传承。“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蔚为壮观的乡土文学，其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对农村愚昧、落后、“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批判性反思。在当时，这一想象背后是出于建立现代性国家的需要，“乡土中国”是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而存在的；这种“现代性”是以“西洋的原理为基础的”，落后的乡村必须被现代性所取代。
同样地，时下故乡在堕落的吁叹背后也潜藏着一个“现代性”视角，书写者的初衷是发现问题以引起重视。但其存在的限度是：所谓的“现代性”是否才是唯一的普世价值？更关键的是，“乡土中国”是否就是铁板一块，除了所谓的愚昧、堕落外，它是否也在经历变动，并具有某种包容与吸纳的可能？
个体化经验的限度
不难发现，无论是对故乡的乡愁式想象，还是故乡正在堕落的悲观想象，这些返乡书写几乎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将作者的经历经验直接带入，以微观的视角，折射乡村所面临的种种庞大的现实议题。第一人称的书写、联系自己的亲人好友的“真实性”以及感性化的文字和语言，很适合如今的新媒体传播，也因此能够击中许多人的内心，并引起广泛共鸣。
问题是，个体化的经验能够在多大意义上承载现实议题？
这是返乡书写的第一个限度。返乡笔记既不是严格的社会学调查，也不是以往的乡土文学书写，它既缺乏前者的严谨性和中立性，也没有后者的虚构性和区隔感，这就容易导致一个局面：浮光掠影、以偏概全。再加上个别写作者刻意制造阅读冲击效果，很容易导致返乡书写成为猎奇式写作。不少返乡书写最后被证实是假新闻，就是一个例证。这个时候，一个本来颇有价值和意义的话题，就会在话语的泡沫和喧嚣中，烟消云散，毫无建树。
鲁迅的乡土小说之所以独树一帜，就在于他不仅仅是以一个启蒙者的视角看待乡村，他同时在不断反诘“启蒙者”的身份，不断揭示启蒙者地位的尴尬以及启蒙者自身的思想困境。但如今的返乡书写，书写者“我”虽然时时参与，却从未思索过自己的困境；无论是对乡村的怀念还是对乡村的反思，背后可能也隐藏着“我”的困境和诉求，但返乡书写几乎对此都阙如了。
书写者的困境来自于哪里？学者潘家恩一针见血地指出，“返乡书写”所反映的实际是一种“城乡”困境，一种城市的内在困境。一来，对乡村的田园式想象背后，恰恰是城市化和现代化面临了种种危机：职场艰辛、阶层固化、人际复杂、房价、雾霾、堵车……书写者寄望于在乡村中寻找答案。而故乡在堕落的想象，折射的是如今的城市发展模式并无法解决乡村议题，反倒摧毁了乡村的文化根基和价值根基。同时，乡村问题并无法通过城市发展得以解决，无数涌向城市里的青年要么成了没有身份的农民工，即便功成名就也只是成为都市里为生存艰难打拼的普通白领，他们无力反哺农村，反而让农村成为“空巢”。
返乡书写反映的既是农村问题，也是城市问题、是我们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是你我都无法置身事外的问题。
从想象走向实践
返乡书写并非没有意义。在农村长期失语的情况下，返乡书写形成公共性事件，让乡村和乡村议题进入大众传媒和公众视野，引起我们对于城乡困境的思索。但比思索更有价值和更值得推崇的是，不要让书写成为空谈，而能够转化为建设和实践。
诚如前文所言，返乡书写背后不仅仅是乡村困境，也是城市困境，这提醒我们有必要对城市中心论进行反思——城市才是唯一的价值吗？为了城市发展，不断地褫夺农村的资源恰当吗？
不必讳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城市迎来了高速发展，其一个背景是，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下，大量的优势资源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倾斜，广袤的乡村得到的太少，甚至还要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资源与劳动力。可惜，我们设想的城市对农村的反哺谈何容易，均衡城乡发展已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乡村实践，是走向基层，走向乡村，走向田间农舍，为乡村做一些货真价实的乡村建设工作，比如技术传授、教育共享、文化下乡、公益帮扶等。就像《厚土——一个清华学子对晋西农村的调查纪实》一书的作者肖亚洲说的，乡村建设最不缺乏的是清谈雄辩和书斋里的隐士，无论想象力多么丰富，都无法想象出一个现实的底层。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除了发发感慨外，更重要的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眼皮贴近地皮，才能看见草根”。
曾于里，文化评论者、专栏作者。本文为澎湃·湃客“众声”栏目独家首发稿件，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