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月场的文人想象
《春明外史》是著名作家张恨水的代表作之一，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对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呈现，也有对下层社会真实状态的展示。其中，对民国时期青楼行业的描写占了相当的篇幅，主人公杨杏园的红颜知己梨云便是青楼中人。这似乎延续了中国文学中文人歌女风尘相会的传统母题，又因其时代特征，显示出不同的风貌。尽管张恨水将杨杏园与梨云的爱情写得十分动人，但也并不曲笔隐晦青楼深处的污浊与黑暗，细致地再现了那个时代青楼文化的方方面面。那么在《春明外史》中都有哪些关于民国青楼的呈现呢？这些呈现又显示出怎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学传统呢？
民国青楼的等级系统
对民国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对“八大胡同”这个名词并不陌生。其时，北京妓院分为头等、二等、三等、四等四个级别，由于一等小班和二等茶室多集中在前门外的八条胡同，因此“八大胡同”就成了民国北京最高级别妓院的代称。当时，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各省督军等军政人员，都曾是八大胡同妓院的常客。
《春明外史》里，主人公杨杏园与风尘知己梨云所会之处便是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胡同。作者借杨杏园的视角，描绘了头等小班松竹班的内景，从中可以看出，头等小班作为最高等级的妓院，摆设颇雅致，桌椅、梳妆台、钟表、铜床（或铁木床）、绣花幔帐、丝缎衾枕、衣架、盆架、茶具一应俱全，还有常客送来的集句和字画。头等小班里的妓女，除了老鸨（又称领家）外，还有一个贴身女佣，照顾日常吃穿。梨云的老鸨是无锡老三，也是梨云经济价值的直接压榨者，而保姆则是阿毛，与梨云和杨杏园的关系都颇为亲厚。
杨杏园是民国时期的报人，所交游的大多是名流，因此平时常去的都是第一等的清吟小班，至于二等、三等、四等的妓院，则不能忍受。书中曾有杨杏园和他的同学华伯平私访三等妓院的情节，他们探访三等妓院，不是为了消遣，而是要了解三等、四等妓院的实情，以作考察社会的资料。
三等妓院在杨杏园等人看来，实是“脂粉地狱”。不仅气味难闻（书中写道：“走到照墙下，一阵尿臊味，直冲将来。”），妓女们的姿色也大多一言难尽，书中讽刺道：“黑暗下，也看不清楚那妇人是什么样子，只觉头发下面，红一块，白一块，大概那就是人脸了。”文化修养也大多不高，口中常有粗俗之语，拉客人则“热情”得吓人。除此之外，三等妓院中各种花柳病也较普遍，治安状况很差，各种小偷小摸十分常见，华伯平在探访过程中便被摸走一个价值五元的烟嘴子。三等尚且如此，四等妓院的环境自然更差了，通常是下层人发泄欲望的场所。
《春明外史》中的妓女花君，最终被杨杏园的同行何剑尘出钱赎身，从良嫁人，这算是妓女最好的归宿。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被有权有势的人买去做配房，对她们而言，也已经算是不错的出路，更多的时候，是在青楼中悲惨死去。一等妓女如果没有在颜色尚好的时候谋得出路，年纪渐长，便会被下放到二等中去，最终逐渐沦落到三等、四等，如《琵琶行》中所言：“今年欢笑复明年，暮去朝来颜色故”。沦落三四等的妓女们，在恶劣的环境中，染上各种疾病，也无力医治，死后草率下葬，命如纸薄，再也无人过问。
清倌/浑倌：老鸨们的经济学
在杨杏园与梨云初次见面的情节中，还特意提到了梨云是“清倌人”。杨杏园的报社同行何剑尘打趣杨杏园和梨云时说：“这位老爷是清倌人，你也是清倌人，我打算要做一个红媒。”
所谓清倌人，是指尚未接客的妓女。当时有清倌人和浑倌人之分，清倌人接客后就称为浑倌人或是红倌人。老鸨对清倌人看管十分严格，出入都有女佣相随。清倌人常常是自小便被老鸨买走（甚至有老鸨培养自己的女儿当清倌），教之以读书写字、歌吟演奏等各种技能，一切日常开支都由老鸨承担，吃穿用度常常不亚于一般人家的小姐。这些开支自然不会白花，作为妓女欠下的债，日后赚钱偿还。倘若清倌人因病早逝，老鸨薄情的一面便显露出来，将死者用四块板拼起的棺材，草草收敛了事。
清倌人色艺双全，又尚未接客，在青楼行业里，便有“卖清倌”一说。老鸨们通过各种手段压榨清倌人的经济价值，较为常见的是 “做花头”，即客人在外打牌或是喝酒时，点名叫某某妓院某某妓女来陪酒或陪牌局，一次花费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春明外史》第十六回中也有“做花头”的情节，写总理章学孟嫖妓给名妓笑红“做花头”，一次便花费了五百二十元。杨杏园也曾给梨云“做花头”，一次花销了几十元。
清倌人虽然卖艺不卖身，却并不永远如此，老鸨们把他们的第一次接客看作巨大的商机，从中谋取丰利。清倌人又被叫做“小先生”，“小先生”第一次接客，称为“梳栊”。第一次接客的仪式很隆重，如同新婚洞房一样，要点燃龙凤花烛，因此也被称为“点大蜡烛”。客人想要“点大蜡烛”要付出很大代价，不仅要做很多次花头，还要再付一笔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的款子。
由此可见，和清倌人交往实在是一项烧钱的事。杨杏园把梨云视为红尘知己，未尝没有动过为她赎身的念头，但他卖文为生，根本不可能筹措这样一笔巨款。事实上，杨杏园与梨云的许多误会和矛盾，也都是根源于经济问题。梨云的老鸨无锡老三将梨云视作聚宝盆，一心一意想要从客人身上榨取利益，杨杏园囊中羞涩，自然不中老鸨的意，于是便人前人后，冷嘲热讽，总是想叫杨杏园多支出一些。为了聚敛财产，让梨云去应酬别的客人自然也是难免的事情。杨杏园撞见了梨云应酬其他客人，心中不快，又无计可施，久而久之，便心灰意冷了。
文人想象与脂粉地狱
青楼文学是中国文学中独立的一支，自唐代起，便有了独特的风格和主题。学者陶慕宁在他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曾写道：“狎妓冶游，选艳征歌，是中世纪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宫高捷，士路亨通，要向妓女们炫耀；宦途偃蹇，拂郁不舒，也要到妓女那里排遣。”
中国古代包办婚姻、政治婚姻很常见，士人们往往在家庭与婚姻中难得幸福，唐代笔记中就有房玄龄、白居易等人婚姻不睦的记载。因此，青楼有时反倒成为了有可能产生真爱的地方。也正因此，在中国古代的青楼中，性交易有时并不是主要的功能。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论述过这一现象，他认为，中国古代士人对于妓女的要求，更多的是出自一种对无拘无束、平等自由的男女关系的渴望，而并非仅出于欲望。
唐代文学中的妓女，常常更具有理想化的特征，比起家中板滞端敛的“糟糠”妻，青楼女子在审美和精神两个层面都更符合文人心中的理想形象，唐代名妓薛涛，才情与容貌双绝，与当时许多大诗人都有诗文唱和之作，与元稹的感情更被广为流传。在那个时代，红尘知己和风尘密友成为文人精神世界里重要的一环。
自宋以后，一方面随着理学的兴起，对于妓女有了更多伦理道德层面的否定；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青楼文学的世俗化倾向明显，有了更为广泛的意涵，商人群体和市民群体逐渐取代了纯粹的士人群体，成为青楼文学主要反映的对象。但妓女从良、风尘知己的故事模式仍然是青楼文学的重要主题。
《春明外史》中杨杏园与梨云的爱情，可以看作青楼文学传统在民国的一个延续，一个是自负才华、漂泊离乡的“京华客”，一个是娇俏可人的风尘孤女，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杨杏园饱读诗书，在与梨云相处时，未必没有自比元稹、柳永，而将梨云假作薛涛、杜十娘。这种想象可以看作中国士人的“青楼情怀”。在风尘中寻一慰藉，在污泥中寻得纯净，当然是种美好的愿景，但在民国的时代背景下，资本的侵入使得这样的关系更多地脱去了理想色彩，如果不能让无锡老三为代表的盘剥者获得金钱上的满足，风花雪月便没有存在的土壤。青楼情怀从根本上是一个消费行为，对风尘知己的想象亦终究是场立足金钱的游戏。
在这样的资本逻辑下，现实是冷酷而悲惨的，远非文人想象中那么风雅。杜十娘、苏小小只是难得的个例，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是剥削、凌辱和伤痛，是三等、四等妓院中污秽的环境和麻木的心灵，是满身的疾病和潦倒困窘的生存境况，这些才是旧时代妓院的本来面目。
【参考书目】
《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陶慕宁/著，东方出版社，2006年1月版。
《民国青楼秘史》，文芳/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5月版。
《春明外史》，张恨水/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