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尼末代土司之子口述：忆卓尼春节｜我们这样过年

编者按：“百节年为首。”说起过年，我们想到的是隆重、热烈，想到的是丰富、多彩。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有不一样的年；不同历史时期，过的年也不尽相同。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们以“我们这样过年”为主题，希望通过讲述特定时空下的过年往事，向读者呈现一幅文化、历史与个人情怀相互交织的新年画卷。

杨   正（卓尼末代土司杨复兴之子，1986—1989 年曾任卓尼县县长）

我出生在一个土司家庭，我的祖先来自西藏，据说是松赞干布的后裔，到了明永乐年间，我的祖先归附明朝，被封为卓尼土司，到正德皇帝时给我们家庭赐姓杨。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我的父亲杨复兴，一共传承了20代，经历了明、清、民国。1949年9月我父亲率部通电起义，宣告了土司制度的终结。

我小时候，过年是非常开心的事，记得从二十三发糖开始就天天都有好吃的了，每天都有瓜籽、核桃、花生、柿饼、大豆（北京叫铁蚕豆），正餐吃火锅、饺子之类。那时野鸡比较多，也吃爆炒野鸡肉，野鸡是我父亲亲自打来的。大年初一天不亮，大约3点钟就要去卓尼禅定寺拜佛，我小时候跟着去过一次，只记得大经堂黑洞洞的，多少有点令人害怕。回来后天亮了，大家放炮，大人们互相拜年，我们小孩子就惦记着多收些压岁钱。初二，我父亲带我们骑马给我的几位祖母拜年。我爷爷有四房太太，新中国成立后健在的有三位，住在不同的地方。因为能骑马，还能走很长的路，所以我比较喜欢。再就是正月初八要去祭拜祖坟，到坟上叩头、烧香、烧纸，还要放枪。那时候枪还没有严格管理，一般都是朝天鸣放，有冲锋枪、七九步枪。这些枪我都不敢放，后坐力太大，大人们就拿着让我勾扳机。有一种卡宾枪，后坐力小，我可以自己拿着放。

正月十五，在卓尼要举行晒佛活动，由成群的喇嘛，抬着约十米左右长卷佛像，在很多民众簇拥下，抬到一处高台上，然后徐徐放下，下面黄罗盖伞下，由一名活佛领头，周围是一些喇嘛诵经，更外层是群众。我父亲和我被安排在活佛旁边，有一块地毯，我们坐上面。

正月十六，是“打仗杆”，在禅定寺大经堂前的广场上举行。这个活动按宗教规程每三年举行一次，我在上世纪50年代参加过一次，我父亲和我被安排在大经堂楼上的阁间里。开始是宗教法舞，喇嘛们头戴面具，身披各色彩绸的衣服，手里还要拿一些器具，随着简单的鼓点和大钹的敲击声起舞。这种法舞应该有三四种，依次上演。一两小时以后，由寺院选出最有道行和威望的高僧来打仗杆。开始在院中架一顶大油锅，里面盛满青油，下面架起干柴燃烧，在油锅上面架着一枝长杆，杆尖上挂有一张写有符咒的纸。这位高僧口中念念有词，手持一把铁勺，勺里放着硫黄、盐巴一类的易燃易爆物，待大火将油锅内的油烧得开始翻滚之时，突然高僧将勺内的易燃物倒入油锅，霎时，锅内火苗浓烟爆起，将长杆上的符咒冲飞。这时，群众欢声四起，带枪的民众朝天鸣枪，活动达到高潮。往油锅里倒易燃物的高僧，必须道行深厚，否则就会伤了自己。据说1958年以后，这项活动就再没搞过，一直到1986年春节，禅定寺又搞了一次。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先是在县一中当教师，1983年底任副县长，1986年春节时，我是副县长代理县长，在卓尼又过了一次春节。春节期间举行了社火表演，由县城周边三个村子组织了三个社火队，到各机关大院和大街上表演舞龙、舞狮、踩高跷等活动，正月十六禅定寺也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打仗杆活动，这次没有开大经堂楼上的阁间，我和县上几位领导在大经堂门口摆了一排桌子观看了活动，在活动最后没有鸣枪，用放鞭炮代替。

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我插队到延安，在延安县梁村公社兰塔大队，当时提倡的是过“革命化”的春节。初一早上，我们十几个知青就挑起担子往地里送粪，不到中午，队长宣布让我们收工，而且通知春节期间知青们到村里30户村民家里轮流吃一天饭。每户群众都是拿最好的东西招待知青，有的家里断了粮就到亲戚、邻居家借粮招待我们，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延安人民的厚道、朴实和热情。我今年65岁了，一辈子吃过很多丰盛的饭菜，但我一直记着在兰塔大队过年时吃过的油糕、酸菜粉条、小米干饭。

原刊于《纵横》2016年第2期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责编/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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