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重返政治与自由的……对话

己亥大年初一，在温煦的阳光下晴窗展读，读的是关于汉娜·阿伦特的“导读”，英国学者西蒙·斯威夫特（Simon Swift）的《导读阿伦特》（陈高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这是“劳特利奇批判思想家”（Routledge Critical Thinkers）系列中的一本，这套丛书的“编者前言”说，该丛书致力于把那些重要思想家和他们的观念放回原本的语境中论述，从而引导读者阅读思想家的原著。或许在专业研究者看来，这类“导读”面向初学者和学生，往往不具有学术上的深度和作者的独创性思维。但是，当我和一位青年学生讨论这类“导读”书的时候，他却提出了一些反证，例如那套“牛津通识读本”中的《维特根斯坦与哲学》（作者为A.C.格雷林）不仅对概述性的导读持有高度谨慎的态度，同时对维特根斯坦在晚近哲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提出了不乏独创性和争议性的见解，这说明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导读”的学术目标并不满足于概述与介绍；当然他也认为过于充满个人性和争议性的“导读”难以符合这类读物的初衷。

读完这本《导读阿伦特》之后，我的感觉是作者在介绍、概述之外仍有一些独到的分析，例如不断把阿伦特放在西方政治思想系谱和富有政治意味的文学作品中的联系分析方法，又如把阿伦特的重要观念与人类今天所面临的政治困境相联系，均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启发性。另外，该书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倾向是，特别关注阿伦特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在论述中时常运用阿伦特在自己著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引用作为例子，思考阿伦特的思想与文学写作的内在关联。不足的地方是该书的论述结构与阿伦特的思想结构之间似乎未能很好地连结起来，以致有些重要的思想观念未能集中在一起详细论述；另外，在书后附录中提到的那些研究阿伦特的著作的某些重要观点（如Margaret Canovan、Seyla Benhabib等阿伦特研究专家的重要观点，阿伦特生前就曾经认可Margaret Canovan对她已发表著作中的观点的诠释）也没有在论述中有选择地予以介绍和分析，而在我看来这本来也是“导读”的任务之一。

这里必须提到另一部更专业、篇幅也大得多的阿伦特“导读”，由沃尔夫冈·霍尔、贝恩德·海特尔、斯特凡妮·罗森穆勒共同主编的《阿伦特手册：生平·著作·影响》（王旭、寇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这部七百多页的“手册”的内容当然远比《导读》要丰富得多，实际上它更主要的篇幅是众多研究者关于阿伦特思想和著作的研究论文，“足以体现各类阿伦特研究者的丰富视角及其广泛的代表性”（“序言”），因而在性质上不能相并论。

对我们而言，首先应该思考的是在今天不断阅读阿伦特的真实理由。斯威夫特以“为什么是阿伦特？”作为该书导言的题目，并且指出：“汉娜·阿伦特是我们急需的批判思想家。在她晚期有关美国政治和文化的许多文章中，阿伦特论及了许多在今天仍与我们相关的问题，比如公民自由的性质、国家支持的暴力问题，以及自‘越战’以来政治中的谎言和犯罪文化。”（11页）他在全书的最后继续回应“为什么是阿伦特？”的问题：“我们当前的政治危机乃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黑暗时代，全球各地的赤裸生命正以各种日益令人不安又陌生诧异的公开方式遭到残酷对待，面对这些现象，阿伦特仍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思想人物。她的这种对新政治的呼唤，从未像今天这般迫切。”（176页）——说得很对，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更充分的不断阅读阿伦特的理由吗？

毫无疑问，“政治”是阿伦特全部著作中最核心的主题，而她对政治的关注当然与她的生命经验紧密相关，这种经验带给她的首先是“震惊”。在纳粹时期，最让她感到震惊的不是希特勒上台掌权这一“政治”事实，而是德国知识分子怎么能够与这个新政权合作，而且其中许多还是她的朋友和熟人；“让阿伦特感到震惊的是，在1930年代早期那段热火朝天、激动人心的日子里，那些致力于心灵生活的知识分子怎么就没能看穿纳粹政权的本性呢。对于阿伦特而言，意识到知识分子在事涉公共世界之际的幼稚，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洞见。”（19页）正是这种震惊的生命体验使阿伦特的政治思考始终离不开极权主义问题，她的重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不仅讲述了二十世纪中叶极权主义运动为何发生、如何发生以及如何理解极权主义运动的新颖性和史无前例性，而且讲述如何避免极权主义的再次发生，她在1967年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序言中说，理解意味着关注现实和抵抗现实，无论现实可能是什么或曾经是什么。

在日常生活中，“政治”的存在显而易见和无处不在，只是很多人常常熟视无睹。当然有各种原因，但说到底无非就是过去那句老话：不关心政治。在今天，为什么人们要关心政治？政治到底是什么？政治仍然是有意义的、是必要的、是可能的吗？如果说，政治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困难，是否同时也说明更有关心的必要？这些问题无疑正是阅读阿伦特与思考当今世界政治的关键联系。关于“什么是政治”，阿伦特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看法和坚定的论述。她的基本看法是把“政治”理解为以“人的多元性事实”为基础的公共性行动和言论，是在这种公共行动中形成的权力，是具有自发性、创新性的自由状态，在她被后人收入《政治的承诺》（蔡佩君译，左岸文化出版，2010年12月）一书的文献中对此多有论述。据杰若米·柯恩在该书“导言”中介绍，这本《政治的承诺》主要来自于1950年代阿伦特计划撰写的两本书，一本是对马克思思想与政治及哲学思想传统的研究，是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补缺；另一本是对进入政治经验与行动的研究，原题为《导入政治》。但都是未完成的手稿、计划大纲，编者根据这些材料以及其他先前未出版的素材编辑而成本书。

现该书前五章分别论述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第六章“导‘入’政治”是一篇在篇幅上几乎与前五章相等的长文，讨论关于政治的偏见和政治的意义问题。关于“政治的意义为何？”的问题，她的回答是：“关于政治之意义的问题，答案非常简单、非常明确，会觉得所有其它答案都完全没有切中要害。答案：政治的意义是自由。其简洁与说服力不是因为这个答案和问题一样古老—— 提出这问题当然是出于不确定性，由不信任感所激发；而答案的说服力则在于政治的存在本身。”（141-142页）在这里要明白的是，阿伦特深刻地区分了政治上的目的、目标和意义，认为意义不同于目的，就在于意义总是包含在事物之内，就如一项活动的意义在活动进行的时候就能存在（225页）。因此当她说“政治的意义是自由”的时候，她认为政治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达到外在目的的手段，而传统的政治理论则往往把政治行动看作是手段。

德国政治家艾尔哈特·艾普勒（Erhard Eppler）认为阿伦特关于政治的理想论述如果作为理解政治的导论是不恰当的，但是用作政治的纠正却很重要，比如阿伦特关于“政治的意义在自由”、“哪里有命令和服从哪里就没有了政治”等观点，传达的信息是“政治与自由有关”。他也同意阿伦特关于权力与暴力的观点：权力与暴力是对立，只有在权力不稳的时候，暴力才能上场；他进而阐发说：“无论哪个政府，如果它坚持使用暴力，那么它的权力也就吹弹可破了。”（艾尔哈特·艾普勒《重返政治》，33页，孙善豪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10月）在这里会很自然想起了艾普勒对“政治”所持有的坚定信念：“政治不会被根除、不会被取消、不会永远声名狼藉。……如果它和一种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密不可分，它就和人类生存下去的意志密不可分。这时候，它就回来了。”（341-342页）在他看来，没有政治是因为存在错误的政治，对政治的拒绝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脱离政治的后果只能由政治来承担，凡是有选项的地方就有政治—— 说到底，“政治所负责的，是让人在自由中活下去，而且活得有尊严”（42页）。这位偏向左翼的社民党政治家极力强调政治与自由的价值联系，这也正是阿伦特的政治与自由论述的核心：政治的意义和承诺是自由。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在今天政治是否有意义的问题？在阿伦特看来是因为极权主义和原子弹所带来的经验点燃当前时代政治的意义问题。此二者为这个年代的根本经验，如果无视这些经验，就会像从来不曾“活在这个世界一般”（143页）。对政治生活的经验在她看来就如同对生活经验一样重要，是一个人是否“活在这个世界”的重要判定标准。我们的经验当然也是这样：在我们的所有关于社会公共事物的深入讨论中，在所有对任何个体生存经验的追问中，政治意义的问题和自由的问题必然出现。那么，重返关于政治与自由的对话，就是要重返“活在这个世界”的真实经验，就是要重新获得真实的自我与真实的生命。

对政治的关注还使阿伦特对整个西方的哲学传统产生独特的看法，在她的《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1958）中有详细讨论。她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理论传统缺少对“真正的政治思考”的思考，虽然哲学家谈论了政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造了政治国家蓝图，但是阿伦特认为柏拉图的哲学根本上拒斥政治实践，“他们未能考虑到政治领域的尊严和重要性。他们把政治看作需要应付的问题，而不是具有自身正当性的事物。在阿伦特看来，政治涉及对话、劝说，还要承认他人的诉求，因此对绝大多数哲学家和理论家而言，显然过于混乱、晦暗，充满人性的弱点”（第8页）。

阿伦特并非柏拉图研究或古希腊政治史研究专家，观点当然多有偏颇，法国著名的古希腊研究专家雅克琳娜·德·罗米伊（Jacqueline de Romilly）在专著《希腊民主问题》（Problèmes de la dèmocratie grecque，高煜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4月）中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与雅典民主政治实践的关系有丰富论述，可以纠正阿伦特的部分论述。但是在另一方面，汉娜·阿伦特对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实践有深入思考和高度的评价，她以古希腊城邦的共同体生活为例，澄清了对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的误解，指出“‘政治’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以自由为中心，而这自由，用否定的方式来理解，是不被统治或统治他人，用正面的方式理解则是一个可以由人创造出来的空间，而在这空间中每个人都与其他人平起平坐。没有与我平等的人，就没有自由……”她接着特别指出仅把平等与正义相联系是一种偏差，在希腊城邦中所谓“自由建制”是指所有人对政治活动拥有相等的权利；本质上就是相同的发言的权利。“在此，政治的意义不同于其目的，而是在于人能在自由之中彼此互动，没有强迫，没有武力，并且以平等身分彼此统治，只有在紧急状况，也就是战时，才彼此发号施令并服从命令，否则的话就藉由彼此发言和说服来管理一切事务”（见《政治的承诺》，151页）。

这是对“政治的意义是自由”的诠释，其意义有两方面，一是对政治的真实意义充分展现，并作为其他世代的标准，二是说明真正体现自由之意义的政治并非总是存在的，因为对民众物质生活而言，开明的专制君主可能会带来某些实惠利益，但是政治与自由都不复存在了（同上，152页）。 因此，政治与自由是等同的，政治的意义和承诺的确就是自由。

与政治和自由相联系的是重视“讲故事”（story-telling），这也是阿伦特的重要思想特质，她始终认为人类经验的独特性与多样性难以在传统的哲学表述方式中得到表现，只有在“讲故事”的文学资源中得以实现；“她坚信，世界之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都是新颖独特的，我们若试图把它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观，或者强行给它一个既定的理论解释，那就总是有损害其新颖性和独特性的危险。” 她特别指出，试图用“专制”这一古典政治概念来理解极权主义将不可避免地有扭曲这一现象的极端新颖性的危险，从现存的理论和哲学体系出发来对它们加以说明变得极为困难。（《导读》，第4页）应该说，阿伦特对“讲故事”的重视与她所要处理的念兹在兹的核心论题紧密相关，那就是揭示历史创伤和抵抗现实政治的罪恶。

作者以意大利作家普莱默·莱维（Primo Levi）在回忆录中讲述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与一位同屋囚犯的谈话为例，作为对阿伦特的“讲故事”的“导读”。在集中营的环境肮脏中，莱维很快就不再保持自身清洁，他的室友斯坦洛夫对他说：我们必须要活下去，同时要竭尽力量来维护我们的尊严；因此哪怕用脏水也要把脸洗干净、把鞋擦亮。保持个人清洁就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抵抗行动，为的是保持自己的人性，反抗的是纳粹集中营的期望：囚犯将失去人性。作者认为，若对莱维的故事进行充分抽象，就难以想象所获得的意义还具有同样的力度，甚至做任何简单的解读都会损害故事的复杂性和微妙之处。另外，“这一段话也描述了讲故事与幸存之间的关联。斯坦洛夫认为，‘必须要活下去，去讲述这里的情形，去作见证’。因此，在奥斯维辛生存下去，就与讲述发生在那里的故事、对发生在那里的恐怖情形作见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第6页）。这是阿伦特“讲故事”的真谛，你无法把谈论政治的阿伦特与讲故事的阿伦特分隔开来。面对史无前例的残暴、新颖、独特和复杂的纳粹极权主义，她不相信概念、定义、推理的法则，即便是在对纳粹分子的审判中，她也不相信司法体系的合法性与智性，而宁愿相信记者、诗人和历史学家——历史学的古老语义正是“讲故事”，阿伦特是在面向生命体验、政治与真理、历史与创伤的层面上肯定文学与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