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全球城市发生了这些②︱欧洲向机动车“宣战”

2019年1月，伦敦宣布将在托特纳姆法院大道上施行“限车令”，从今年三月起，周一至周六的8点至19点，这条道路只属于行人、自行车和公共巴士，误入的机动车辆需要缴纳130英镑（约合人民币1143元）的罚款。

伦敦并非个例，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也推出了禁令，所有非本地牌照的机动车辆不得进入马德里市中心。此后西班牙多个城市出台了138个限车限排的法案。

布鲁塞尔同样，政府在市中心划定了若干个“零污染区域”，违规进入者将被罚款。

过去一年，多个欧洲城市陆续向机动车“宣战”，它们希望改善交通拥堵状况，减少碳排放，改善空气质量。交通管制只是手段之一，其他的还包括征收燃油税，或是为汽车制造商设定排放标准。

2018年，巴黎、马德里和布鲁塞尔三座城市达成了合作，他们设定了一套适用于三城的排放标准。2007年欧盟曾推出过一套排放标准，2016年又将其调低。三城政府认为，2016年的欧盟新标准太过宽泛，形式大于内容。

巴黎市长Anne Hidalgo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称，早前汽车制造商和他们聘请的游说团体能够绕开禁令，污染严重的产品同样可以顺利投放市场。Hidalgo表示，三城合作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奥斯陆副市长Hanna Elise Marcussen在一次采访中称，她期待有一天奥斯陆人会觉得开车去市中心就像室内吸烟一样不可接受。

早年，环保被认为是经济发展之外的次要命题。如果你看过BBC的英剧《是，大臣》，或许你会对其中的环保人士留有印象，有的极端似“绿色恐怖组织”，有的则能被政客们轻松打发。但如今，限车不仅出于环保目的，2018年的这场限车运动中，人们对它有了多重期待。

在西班牙西北部城市蓬特韦德拉，“无车城”计划的初衷是为了市区复兴。

此前，这座城市的中心区域是个衰败之地，空气污染，交通拥堵，时常发生交通事故。市长Miguel Anxo Fernández Lores曾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回忆，这里“到处都是汽车，到处都是毒贩”，“能走的人早就逃离了”。

Lores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烧在了这里。最初他们考虑只对车辆进行疏导，但最终决定干脆把整个空间还给民众。为此，他们将30万平方米的区域划归步行区，并取消路面上的停车位。

“为什么道路被汽车占满，长者和孩童无法使用？为什么私有财产能够占领公共空间？”Lores称，拥有一辆私家车并不意味着你对于公共空间具有优先使用权，“无车城”计划是将公共空间还给市民。

Lores和蓬特韦德拉的实验并非首创，更早之前，丹麦规划师扬·盖尔就提出过“宜居城市”，并先后在哥本哈根、墨尔本和纽约得到了实现。相比车行的道路，市中心的慢速区鼓励人们出行，享受户外生活，同时也促进零售和消费的复兴，减少碳排放与道路复兴、都市权等命题打包在了一起。

但在这场对机动车的战役中，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让人看到了另一面。

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对化石燃料增税，其中柴油的增税标准是汽油的两倍，他们想通过价格上涨倒逼能源行业转型。但这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对，人们指责这位“富人总统”是完全不考虑一些边缘地区人们的生存状况。

社会地理学家Christophe Guilluy曾称一些地区为“边缘法国”（peripheral France），它们被隔绝在巴黎等大都市之外，生活于此的人们是“失语”的下层中产者。

此前我们曾报道过“黄背心”运动，这些“失语者”正处于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断层区域”。他们的收入并不低，因而无法享受福利政策，也无法获得一些税收豁免。但随着物价不断上涨，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不断下降。很多抗议者表示自己是“单向度”的纳税人，感受不到福利。

这一切都使得“限车令”更为复杂。CityLab撰稿人Feagus O’Sullivan在一篇分析文章中称，尽管污染和极端气候同样威胁低收入者，但一个不考虑社会差别的环境政策就会受到“反噬”。一个绿色议案需要同时是一个反对不平等的议案，才能获得更多人支持。

毕竟，一个包含了多重期待的改革不止是取消私家车这么简单，还需要改变糟糕的公共交通系统，改善通勤方式，甚至改变城市的就业渠道，平衡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