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醇亲王奕譞之孙溥仕口述:贝勒府里过大年|我们这样过年

2019-02-05 16:15
北京

编者按:“百节年为首。”说起过年,我们想到的是隆重、热烈,想到的是丰富、多彩。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有不一样的年;不同历史时期,过的年也不尽相同。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们以“我们这样过年”为主题,希望通过讲述特定时空下的过年往事,向读者呈现一幅文化、历史与个人情怀相互交织的新年画卷。

口述|溥仕(清醇亲王奕譞之孙、载涛之子)   

采访整理|高芳   

20 世纪20 年代,北京街头买年货的人们

我是1940年生人,我小的时候,早已不是清朝那个时代了,但是过年还影影绰绰有当年的影子。

从一进入腊月开始,全家人的精气神就跟平时不一样了,都很兴奋,尤其是我们小孩儿,都盼着穿新衣、换新鞋,小姑娘能扎个红头绳就美得不得了。

到了腊月初八这天,腊八粥是必不可少的。粥是家里的厨师熬,但剥干果是老太太(即我爸爸的嫡福晋姜婉贞,我管她叫“奶奶”。我们满族人管妈叫“奶奶”,管奶奶叫“太太”。我管我的亲生母亲金笑兰叫“娘”,管我的保姆叫“妈”)领着家里人一块儿做。全家一大早就开始忙合,各种各样的干果剥完以后洗好送到厨房。吃粥前,先要把粥送祠堂院。那时候我们家在北京的山老胡同,有一百多间房子。祠堂院规模不大,三间小北屋,四周围种以松树。祠堂里挂佛像,逢年过节和祖先的祭日、生日则把祖先的像挂起来,平时放在一个长条樟木盒里,用丝绸包着。腊八这天也挂上祖先的像,把粥送到祖先那儿,跟随我爸爸多年的一个老太监贾老爷敲罄,全家人磕头。磕完头以后再吃饭,最后是喝粥。

从这天以后,就开始紧紧张张准备过年。我爸爸曾被慈禧太后先后过继给谟贝子和钟端郡王奕詥,他继承了钟端郡王的庄园,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有人给我们家送农产品。40年代以后,虽然没以前多了,但每年还都给送。那会儿没有冰箱,天气比现在要冷,过年前要蒸好多馒头,炖好多肉,拿缸似的容器放起来。我们家几十口人,加上仆人,一共百口子人,一做饭简直热闹极了。

老北京春节庙会
到了腊月二十三,我爸爸亲自带领全家搞扫除。除了老太太有哮喘病到我住的屋里躲着外,大家全体出动,哪儿都得扫干净了。然后家里的小伙子们像我的哥哥、我的大侄子们就出去买鞭炮。那时候也就是二踢脚、鞭,没有什么新鲜东西,有时候他们给我带回点儿“耗子屎”,还有“炮打灯”,没有现在的花好看。

等都准备好了,就到了除夕。这一天,贾老爷早把祠堂里里外外弄得干干净净,挂上了祖先的像。我们祖先是努尔哈赤,可是这一天并不挂他,挂的是我的爷爷、醇亲王奕譞和我的奶奶刘佳氏。供品是水果、年糕,年糕上插着福禄寿禧的红绒花。晚上吃饭前,我爸爸带着全家,贾老爷打罄,按辈分轮流磕头。磕完头,老太太打头儿走,我两个嫂子(我叫“姐姐”,二姐和五姐)搀着老太太,大家一条长龙似地穿过廊子回到她的房间,边陪着说话边等着除夕的年夜饭。

年夜饭摆仨圆桌,第一桌坐男士,第二桌坐女士,第三桌是老太太带着我们一群小孩儿吃。年夜饭有什么呢?有大碗的炖肉:炖猪肉、炖羊肉、炖牛肉;有蒸好的馒头,点上红点;小菜有自己做的芥末墩、芥菜等等。芥菜又酸又甜又辣,喝那个水凉凉的,特别舒服,现在吃不着了。有一天我在稻香村买芥菜丝,回来一尝,还真有点像过去的那个味儿。

有时候,阿拉善的姐夫达理札雅会给我们带来一只黄羊,除夕夜的炖羊肉就是炖黄羊肉了,拿阿拉善的特产发菜炖。喝的酒,我爸爸最喜欢的是衡水老白干,用橘子皮泡酒,颜色淡黄、透亮,一股清香味。边吃饭边说话,一顿饭时间很长。我们跟着老太太一桌,每个小孩儿的身后都有保姆,我的保姆是老文妈,我叫她“妈”。吃饭的规矩大了,虽说吃年夜饭,也不能想吃什么吃什么。老太太先盛,等老太太发话“你们都吃吧”,我们答一声“嗻”,保姆才开始分别给我们盛。不能盛多了,几块儿肉,搁点儿肉汤,保姆给我们掰开馒头吃,转眼一直吃到厨房端来饺子。

从年夜饭开始一直到正月初五都是吃饺子。大年三十吃的是素馅儿饺子,老倭瓜馅儿,里面有南瓜、香菜、炸食,搁胡椒面、搁盐。早先不讲究搁味精,也没味精,日本鬼子侵华后有了味之素,拿来撒点儿调味。饺子端上来之前,先由厨师们放到祠堂上供。吃完饺子,各回各的屋,等到一定的时候,差不多七八点钟,大家就都奔老太太和我爸爸这屋去了,给他们磕头。那会儿我们家每个房间一进门的八仙桌条案上都有一个如意,有木的,有镶玉的。先捧着如意送上去——“祝您吉祥如意”,再退下来,三跪九叩。如意敬过,再由仆从传给下一个。先是我的哥哥、嫂子们,然后我,再是我侄子、侄女……磕完以后,大家都上院子里。院子里早铺满了芝麻秸,也是庄园里专门送的。干嘛用呢?“踩碎”。就是把芝麻秸踩碎,取“辞旧岁”之意。我们小孩儿这时候最高兴了,满处瞎跑,“嘎吱、嘎吱”,一边踩,一边跳,一边嚷嚷,大人在周围廊子上看着我们出洋相。大家都笑着,气氛相当温馨。

踩完碎,扫出一块地儿来,小伙子们就开始放鞭炮,直到差不多到接神的时候了,我爸爸和老太太又带着我们上祠堂院。这会儿供桌上有年糕,有水果,有厨房准备的素馅饺子,都放在那儿,我们又朝着祖先三跪九叩,磕得晕头转向。磕完以后回来,就已经很晚了。

放完鞭炮,磕完头,还有一个仪式,叫“顺星”。小铜酒杯似的容器,里面放上油,粉红色的纸捻成捻插在里面点上,就跟小油灯似的。不是过一年长一岁嘛,我爸爸60岁,就点60个,我奶奶59岁,点59个,在一长条桌上摆好,大家一边看,一边笑,一边说,晚辈还给长辈磕头,表示祝贺,意思是,“您又增了一岁,这是我们的福分”。这是过年的一个高潮。

我们家是绝对不许赌博的,但是除夕夜可以玩儿。不是玩儿钱,用象牙的小细条,输的赢的都是象牙条。小孩子们则跑来跑去,拿着纸灯笼各屋串,还没放完鞭炮的接着放,有的身体不好回屋睡觉,身体好的陪着老太太在炕桌旁玩麻将牌。那会儿也没有别的文艺活动,就这么守夜,守得差不多了就都睡觉了。

正月初一早晨,大家伙儿都喜气洋洋的。女孩子们涂脂抹粉,像我这样大的小男孩,眉心点个红点儿,跟个大馒头似的。新衣服、新鞋,都得是新的,女眷们则要穿旗袍,外面可以穿件呢子大衣。头上戴什么呢?拿铁丝弯的红绒花,有禧字花、福字花、寿字花,还有各种花瓣状的,也不多插,就一个。因为平时不戴花,这一戴就显得特别好看。

大年初一,先给我爸爸和我奶奶磕头,磕完头以后,赏我们荷包。荷包是我们满人特有的,有绣花儿的,有绣鸳鸯的,有绣蝴蝶的,里面放几个小银元宝,都是上前门的银店、金店特意打的,擦得倍儿亮,好玩极了。磕完头赏我们一个荷包,我们就把荷包系在腰间高兴地跑了。磕头要好长时间,家里的人磕完了,几十位仆人也要一块儿拜年,“给老爷、太太拜年”,他们磕三个就可以了。“快起来吧,快起来吧,你们辛苦了,这一年也不容易”,然后撒好多小银币,大家伙儿就抢。

到了初三这天,吃饺子变成了吃馄饨。我们家吃馄饨很奇怪,把饺子一弯捏成圆的,就叫馄饨。汤碗里放有煮好的粉丝、馄饨,一旁有紫菜、虾皮、冬菜,吃的时候自己用大勺子把馄饨捞到碗里,拿筷子夹点儿粉丝,搁点儿佐料,有酱油、醋、香油,这就是吃馄饨。

初三吃馄饨,也离不开早已炖好的、拿大盆大锅盛的炖肉。还是那几样肉,还是那几个凉菜。有时候炖肉不加热,吃点儿肉冻也挺香的。

吃了这么多天的饺子,有什么馅儿呢?一个是刚说的素馅儿,另外还有猪肉白菜、羊肉白菜,还有烤鸭肉切碎了搁豆芽菜,味道相当鲜美。干嘛老吃饺子呢?我们满族人不叫饺子,叫煮饽饽。满族在关外的时候就有八旗“上马当兵,下马当农”的说法。一旦当了兵就不知道死活了,所以,拿着武器上马前,家里人给做的最后一顿饭一定是煮饽饽,寓意平安、团圆。过年这几天煮饽饽,就是盼着永远的团圆。

1961 年春节,溥仪(中坐者左三)在七叔载涛(中坐者左四)家中
初五以前我们家都不出去,初五以后,亲朋好友之间开始拜年。拜年很简单,不像现在非得拿着礼物,就是请安磕头、喝水,问寒问暖,完了就走。我爸爸会带着我们去北府给我五伯父载沣也就是溥仪的爸爸拜年。那会儿溥仪还在东北。我五伯父、六伯父和我爸爸是同父同母的亲哥儿仨,跟光绪皇帝是同父异母。光绪皇帝的爸爸是醇亲王,母亲是慈禧的妹妹。这哥儿仨,父亲是醇亲王,母亲是刘佳氏。哥儿仨中就只有我爸爸能说会道,那哥儿俩都差一些,尤其是我五伯父,说话不利落,我爸爸给他拜年,我们几个小字辈的给他磕头,他只是“嗯,嗯,起来吧”。拜完年,我四哥溥任就领着我们去花园(现在的宋庆龄故居)玩,玩上半天就坐车回家了。

我爸爸还给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拜年。康有为为什么能够躲过一劫?是光绪皇帝给他透的信儿,说“你快跑,要不跑也要惨遭毒手了”。所以,康同璧老人对我爸爸简直喜爱得不得了。她住十条口那儿,只要做好吃的,就会一个电话打过来:“七弟,你来。”我爸让我管她叫“姑姑”。她家有一盆太平花,据她说,是光绪皇帝送给康有为的。每年太平花开花,她都会打电话,我爸爸就去了。

另外还给慈禧太后身边的女官裕容龄拜年。她跟我们家来往很密切,我也管她叫“姑姑”。除此之外,我还陪着我爸爸去过东单总布胡同的李济深家,他是我爸爸的至交。有时候京剧界的人士也来家给我爸爸拜年,像梅兰芳。所以正月里光拜年就够我爸爸忙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他参加了工作,正月初一人民大会堂有团拜会,晚上全国政协有联欢会,我都多次跟着,又吃又玩。有时候赶上周总理也去,见到总理我觉得挺光荣的。那会儿好像中央领导也没有特别严密的警卫,经常能见到中央首长,觉得他们很亲切。一直到1966年为止,我始终生活在那种很温馨的环境里。

到了正月十五,年总算结束了。这一天照例吃元宵。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比平时多碗元宵,并且也吃不了几个。可是整个氛围很好,尤其是平时大家族里有的不怎么往来,借这个机会可以增加一点家庭的气氛,彼此沟通一下,一起期望来年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直至现在,每当春节,让我回味、感慨的还是儿时过年的情景。这样的年,后来再也没有了。

原刊于《纵横》2016年第2期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责编/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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