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读《汉魏六朝小说选》札记
古典文学出版社在1955年底出版了一本徐震堮编注的《汉魏六朝小说选》，全书篇幅并不算大，却采摭了十多部不同类型的作品，力求呈现唐以前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虽说只是提供给一般读者浏览的普及读物，只能做大致的介绍和简略的注释，可编注者为此还是颇费心力，尽可能融入个人的研究心得。《前言》中特别提到，“就整部书来说，最有现实意义的，当然要推《世说新语》，虽然都是零碎片段的记载，可是汉末到东晋逐渐形成的士族阶级，也就是当时主要的统治阶级的生活思想，全部展开在读者的面前，读这样一部书，比之读一部历史更能深入了解那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所以在编选取舍方面，“主要的来源是《世说新语》”，“《世说新语》选得独多，无论从作品的意义说，或从文字的隽洁说，在汉魏六朝中是应当首屈一指的”，对此书的偏爱推崇溢于言表。
他在《校笺·前言》中还回顾了多年来的研究历程，说起“此校笺稿乃是二十余前的札记，当时读这部书，颇多不易通晓之处，曾取《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互相参校，遇有异同，就写在书眉上”。据此寻绎追溯，所说的“札记”当指他早年发表的一篇《世说新语札记》（载1948年《浙江学报》第二卷第二期），其主旨虽然仅在于“取诸史比勘，疏记异同”，尚未臻于细密周备，但也已略引端绪，堪称大辂椎轮。而从最初草创的《世说新语札记》发展到稍具雏形的《汉魏六朝小说选》，以至最终修缮完备的《世说新语校笺》，前后历时已逾三十载，足见他于此书寝馈极深而孜矻不懈了。
稍事比勘《札记》《小说选》和《校笺》的相关部分，不难看出徐震堮旁搜远绍、精益求精的努力。比如《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有一则，述及西晋文士左思的《三都赋》起初不为世人所重，乃恳请名士皇甫谧为其撰序揄扬，终使先前的批评者另眼相待，“莫不敛衽赞述焉”。此赋在当时备受推重，非但有皇甫谧鼓吹称赏，更有张载、刘逵为其分别作注，尔后卫权还撰有《略解》，甚至出现“洛阳纸贵”的盛况。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编定《文选》时，已经将左思的《三都赋》和皇甫谧的《三都赋序》悉数收入。唐初纂修《晋书》，也提到“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晋书·文苑·左思传》）。稍后李善在注释《文选》时则强调因为张、刘二家曾为此赋撰注，“自是之后，渐行于俗也”，还迻录刘氏旧注以供参考。
然而，梁代刘孝标在为《世说》作注时，却对其真伪表示怀疑，认为左思与皇甫谧等无由交接过从，而刘逵、卫权等则早已去世，所谓的序和注都出于左思自撰，“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真相究竟如何，恐怕一时难以遽断。清人严可均就对刘孝标的质疑不以为然，坚持认为“皇甫高名，一经品题，声价十倍”，至于刘逵、卫权两人虽然早逝，“何不可为思赋序、注？况刘、卫后进，名出皇甫下远甚，何必假其名姓？今皇甫序、刘注在《文选》，刘序、卫序在《晋书》，皆非苟作”（《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一百四十六《思别传》案语），仍然依从《文选》和《晋书》的说法。
《汉魏六朝小说选》也采录了此篇，徐震堮根据《晋书》所述当时陆机听说左思拟撰《三都赋》，便在给其弟陆云的信中予以讥讽嘲笑的记载，推断“陆机入洛在晋武帝太康之末，那时赋尚未成，而皇甫谧早在太康三年死去。所以刘孝标注以为序是左思自己做的，假托时人姓名，来抬高自己文章的声价”，通过对相关事件先后顺序的排比分析，发现了唐修《晋书》中的自相龃龉，难以自圆其说。其实《世说新语札记》里已经有一则提到，“二陆入洛，在太康之末，赋尚未成。皇甫士安卒于太康三年，安能为思赋作序，孝标之言，盖得其实”。他在编选注释时所加的那则按语，无疑就源于先前对史料所做的爬梳钩稽。而到了《世说新语校笺》中，他根据刘孝标注引《思别传》所述齐王司马冏曾邀请左思出任记室参军，而左思并未接受，“时为《三都赋》未成也”，又提供了一项新的佐证，“二陆入洛，在太康之末，齐王冏诛赵王伦入洛，更在其后，其时赋尚未成”，更进一步证明刘孝标的猜测也许更加确切可据。
类似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另如《世说新语·自新》篇载有西晋名臣周处年少时欺凌百姓，其后受到陆云的谆谆教诲而幡然悔悟，最终改过自新的故事。文中说周处“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世说新语札记》对此并未深究，《汉魏六朝小说选》则补充说：“‘邅迹’的意义不详。《晋书·周处传》作‘白额虎’。”一方面揭示其他文献中的不同记载，另一方面则坦言对其语意尚未明了。而《世说新语校笺》则依据刘孝标注引《孔氏志怪》中所说的“义兴有邪足虎”，指出“‘邅迹’之义，当即注引《孔氏志怪》所云‘邪足’也”。其意应与“斜足”相类，即指跛足而已，历来积疑未泮的困惑终告涣然冰释。
后来的研究者，也由此获得启发，张永言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张万起编纂的《世说新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3年）等，都依据《校笺》中的考释来解说“邅迹虎”。就在同一条中又提到，周处后来“乃自吴寻二陆”。徐震堮在《世说新语札记》中已经发现，“《晋书》本传，‘自吴’作‘入吴’”；《汉魏六朝小说选》也提醒读者，“自吴，《晋书·周处传》作‘入吴’”。两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思却大有出入。可惜他在考校异同之后并没有随即判定是非，想必是因为缺乏确凿无疑的证据，才不得不采取多闻阙疑的态度。直至《世说新语校笺》才予以补正道：“‘自吴’，影宋本及沈校本并作‘入吴’，是。《晋书》本传同。”通过参校其他善本，终于确定通行本《世说新语》存在传写讹误，此处当以《晋书》所载为是。此类细微的考订增补看似无关宏旨，却恰恰显示出作者的严谨不苟和持之以恒。
除了《世说新语》这一部分可谓承传有自以外，《汉魏六朝小说选》的其他部分也时有精彩的发明。
比如《列异传》中的“宗定伯”一则，讲述宗氏夜行遇鬼，在骗取对方信任后将其带至集市，待鬼化为羊后，卖之乃去。这个故事在后世流传极广，《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都有过征引，文中述及鬼在半途曾向宗氏提议“步行太亟，可共迭相担也”，“太亟”或又作“太迟”。相较之下，“太亟”稍显费解，似不如“太迟”来得文从字顺。然而徐震堮在选录时仍以“太亟”为是，且要言不烦地注明“亟，疲乏”。此处的“亟”其实是“极”（“極”）的省写，徐氏稍后撰有《〈世说新语〉里的晋宋口语释义》（载《华东师大学报》1957年第三期），依据《世说新语》中出现的多处用例，列有“极”这一条目，释为“疲极也”，并引申说“体中小不适，亦曰‘小极’”，正可和《小说选》里的那条注释彼此参看。
倘若不明就里，有时便不免郢书燕说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经遵照“最高指示”编选过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意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则“宗定伯捉鬼”（该书依据其他文献改为“宋定伯”）便位列所收各篇之首。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在为该书作序时还撮述过故事梗概，但其中仅称“鬼建议两人轮流背着走”，对“太亟”一语的具体所指则避而不谈。考虑到此书取材均为文言，普通读者难以理解，不久之后就由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的张友鸾将其改编为白话本《不怕鬼的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他在《译写说明》中声称：“本书译写文字，力求浅显明白，以能表达原文的精神为主，忠实于原文，但并不完全采用直译的方法。”那句“步行太亟”被译为“步行又慢又累”，看来也并未完全理解“亟”字的确切含义。《不怕鬼的故事》不断重印，还陆续衍生出各类翻印本、改编本、连环画，甚至英译本、俄译本等，在此处也都陈陈相因，以讹传讹。至于后出的一些选本如沈伟方、夏启良编选的《汉魏六朝小说选》（中州书画社，1982年），更是牵强附会地将此释为“太急，赶得慌”，全然不顾上下文义扞格难通。好在专精俗语词考释的郭在贻在《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深入讨论过这则故事，借助更多的用例来说明，“此亟字当为极的省借，极是汉魏六朝时期习见的俗语词，有疲惫之意”，原文是说“步行太疲劳”，“共迭相担正是解除疲劳的一种办法”（见该书第九章《训诂学的新领域——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足以验证徐氏当初所作的注释精确无误。
近现代以来出现的数种《世说新语》校注本各擅胜场，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独以语词笺释见长。他在《前言》中就郑重提及：“除了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之外，本书还保存了一部分当时士大夫中间的口语，为历来辞书所没有著录的，可供研究汉语变迁史者爬梳探索。”上述那篇《〈世说新语〉里的晋宋口语释义》就是他辛勤考索的初步成果，此后经过反复润饰删订，改题为《〈世说新语〉词语简释》，附于《〈世说新语〉简论》一文后，再次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四辑；最终又经过细致的斟酌损益，才作为附录收入《世说新语校笺》。他对“太亟”一词所作的确切诠释，想来正得益于长期以来反复涵咏、仔细推敲《世说新语》等书中所含的大量俗语词。
从《汉魏六朝小说选》中还可以发现不少相似的例证，如《灵鬼志》“嵇中散”一则注释称：“魏晋人自称‘身’，等于说‘我’。”《幽明录》“刘晨阮肇”一则注释称：“捉，拿。晋宋人的口语。”同书“舒礼”一则注释称：“‘为’作‘还是’解，是晋宋人常语。”《续齐谐记》“阳羡书生”一则注释称：“仍，晋宋人常作‘因’字用。”《冥祥记》“陈秀远”一则注释称：“妪，老妇人的通称。但六朝人常用来称年轻的女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大多可以和《〈世说新语〉词语简释》中的相关条目互相参证。至于见诸《世说新语》的大量俗语词，他晚年潜心结撰的《世说新语校笺》和《〈世说新语〉词语简释》毋庸赘言自然是后出转精的集成之作，可《汉魏六朝小说选》中的某些注释，也同样可资借鉴参酌。比如《排调》篇“桓大司马乘雪欲猎”一则述及刘惔见到桓温“装束单急”，便问道：“老贼持此欲何作？”“老贼”一词在《校笺》里并无诠说，《词语简释》也未予立目，《小说选》则注明：“老贼，朋友之间的戏称，不是辱骂。”对读者准确领会文意仍然大有裨益。
《汉魏六朝小说选》在选录时有明确的时间断限，可徐震堮在介绍评议之际并未拘囿于此，而是尽量前后勾连，引导读者拓宽视野。
有时为追索覆按某些故事的源头提供重要线索，如《启颜录》“晏婴”一则有按语云：“这一个故事全取《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九第十两节，略加删节，连缀成文。”他在《前言》里介绍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早期小说内容所作的推测，“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似史而悠缪者也”（见该书第一篇《史家对小说之著录及论述》），由此也可以得到部分印证。
有时则概述某些故事在后世的递嬗演变，如《幽明录》“焦湖庙祝”一则有按语称：“这一篇故事虽短，却是后来许多同性质故事的来源。最著名的如唐沈既济的《枕中记》，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又把它演为《邯郸记》传奇。此外如唐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太平广记》所引的《樱桃青衣》，一直到《聊斋志异》的《续黄粱》，都是同一题材的故事。”足见他在《前言》中所强调的“这些作品，它的思想和故事内容，千余年来，已经融化在诗、词、歌、赋、小说、戏曲中间，成为中国文学遗产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后来的作家或用它的情节，或用它的词句，我们不知道这些作品，就不可能彻底了解后来的诸多文学作品”，绝不是毫无凭据的敷衍夸饰。
而有些简介说明或许还和他当时的研究兴趣密切相关，比如《搜神记》“韩凭夫妇”一则的按语说：“这故事在民间是不断地在发展着的，敦煌写本中有一篇《韩朋赋》，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作品，比《搜神记》所记更曲折生动，文辞也更加美丽。”还有《幽明录》“舒礼”一则的按语称：“这一篇里出现了类似地狱的描写，关于这一类的叙述，《冥祥记》的‘赵泰’一则最为详细（《幽明录》也记载），是中国小说采取佛经中地狱变相作为题材的最早的例子。”提到的“敦煌写本《韩朋赋》”“地狱变相”等都是近现代以来学界日渐重视的俗文学研究资料。徐震堮在这方面想必早就有所关注，并已经尝试着做一些深入探究。因而两三年之后，由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人合编的《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才问世不久，他就率先发表《〈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载《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一期）和《〈敦煌变文集〉校记再补》（载《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二期），其中便包括对《韩朋赋》和《地狱变文》这两篇文字校录的商榷补正。
徐震堮在1952年初曾奉命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接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事后所写的《批判我的超阶级、超政治思想》（载1952年4月18日《解放日报》，又收入《教师们的思想改造》，华东人民出版社，1952年）一文中自我检讨道，“我在解放前，一向自以为超政治、超阶级，不但对政治不发生兴趣，就是与政治有关的人物，也很少交往，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团或政治活动，教了一辈子书，不问外事，上课也很少说题外的话”，而通过两个多月持续不断的学习，包括“阅读文件、听大报告、班报告、漫谈、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终于使他“深深认识了自己思想作风上的许多病根，深深认识自己有改造的必要”。
这番自觉反省在随后编注的《汉魏六朝小说选》里也偶有体现，比如在《世说新语》“王子猷作桓冲骑兵参军”一则后他曾评议说：“这一段事情最可以见出晋人崇尚清谈，以不问世事为高的风气。做了官，不知道自己的官该管些什么事，甚至连自己的官名是什么也不知道。等到上司问到的时候，靠言谈便捷，用几句俏皮话对付过去。这样的事情当时不但不以为奇，而且传为美谈。政事的腐败也就可想而知了。”魏晋名士素以不理政事、超然俗务为尚，历来都令人神往称羡。而原本同样自觉疏离于政治的徐震堮却对这样的表现批评甚严，其中或许也隐含着几分“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意味，足见思想改造工作颇具成效。
可是，这样一份“忍不住的关怀”一旦从故纸堆里转移到现实之中，有时候就难免因言贾祸，引火烧身。徐氏晚年弟子刘永翔在《徐言》（收入《蓬山舟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年）中提到过他在此后侥幸脱险的遭遇：“1960年开政协知识分子座谈会时，他对当时举行教师批判会，事先不让被批判对象知道，组织好了‘火力’，到时突然袭击的做法提出了异议……未戴上‘右派’帽子只因为反右活动已过之故。”当然，在随后接二连三的历次运动中，他最终还是未能幸免于难。书生意气十足的徐震堮对这样的结果恐怕也始料未及，当他日后重温《世说新语·品藻》篇中殷浩的那句名言“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时，不知又当作何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