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年|宋金波:红灯笼照耀过的正月初二

宋金波
2019-02-06 08:29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地域年俗迥异,“年”的背后展现给你的是一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史诗。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忆年”专题,讲述那些年,那座城,那个村庄,那些与年有关的人和事。

澎湃新闻 龚唯 制图

1

进入腊月,红灯笼就要挂起来了。园子里那根十几米高的椽子木,孤孤单单立了一年,终于有了存在的意义。

灯笼的塑料外皮时日既久,有些泛白。但夜晚来临,电闸一合,红灯笼里面大号的白炽灯泡瞬时亮起来。每年的红色仍旧是崭新的。

灯笼要一直挂到正月十五,有时还会更晚。灯笼摘下来,年也就过完了。

近郊里像样的人家都会挂红灯笼。越临近除夕,红灯笼就越多。但是我姥爷家的红灯笼,似乎是周边最亮、最高的。

挂灯笼的时候我总是远远观看,担心那根木头忽然倒下砸到自己。小孩子对人身安全的考虑只能顾及到这显而易见的层面。但另外一面,比如到红灯笼高挂的时令,骤然肃杀到零下三十度的日子就多起来了,早晨推开门,嘎巴地冷。这种天气里,我记忆中不止三次用舌头舔了室外的金属物事,一次是自行车铃,两次是门锁。

舌头真会被牢牢冻上,就好像舔了一块强力胶。

你不知道为什么人在那时会有伸出舌头这种完全不顾后果的冲动,就像那种冷酷有致命的诱惑一般,或者低温让人的智力迅速下降。我知道另外一种类似的情形,是把白炽灯泡放到嘴里含着。

2

在我1987年上初二之前,我家已经搬过三次。都在一百米半径之内的圆形之内。

圆心是我姥和姥爷当时住的老屋。三次搬家,离圆心越来越远。我刚能记事的三四岁时,家还在圆心老宅西厢房里。东侧的大房间,两铺大炕,是姥姥姥爷以及他们当时还没成家的孩子住的地方。

我生在一个相当巨大的家族里,是这个家族的长外孙。在这个家族的第二代中,我妈是大姐,下面有四个弟弟和四个妹妹。最小的老舅,只比我大七岁。

从出生到上小学前,我都是姥姥带大,12岁之前的那些年里,我每一个“年”都是在圆心那个有着两铺大炕的房间过的。不仅是我,也包括这个大家族的几乎所有成员。

这个大家族最热闹的时候,不是除夕,而是大年初二。这一天,出嫁在外的女儿会带着丈夫孩子回父母家。但奇怪的是,在很多年里,我只看到姨妈们带着姨夫回来,舅舅舅妈却很少离开,即使回门,也会赶在晚饭前回来。

直到2004年,我从西藏经沈阳回老家。在沈阳坐上长途汽车,向北经抚顺,翻越作为吉林和辽宁两省省界的分水岭,那里也是历史上的柳条边所在。翻过柳条边向北再有数十公里,就是我的老家梅河口市。

车过清原满族自治县的山村,也是原来柳条边附近,已经是晚上七八点,夜幕接管了旅程。我看见大红灯笼缀满两岸山谷,如同魅境。

我忽然意识到,童年记忆的过年,是在大红灯笼照耀下的过年。

这样的大红灯笼,现在已经很少了。

宋金波与姥姥合影。

3

猪从圈里放出来。七八个汉子围追堵截。

这头猪很快就会变成杀猪菜,变成五花肉、猪爪、猪头肉、血肠、大肠……

但是它现在还欢蹦乱跳地,还显然能感受到恐惧。无论是否特立独行,它都必须拼死一搏。

它在雪地里“狼奔豕突”,围追的人们被带着杀戮意味的兴奋驱动。

没有奇迹。它最终被五花大绑,徒劳地尖叫,可是人类都喜笑颜开,没人给它一丝怜悯。一把尖刀从脖子上细腻地刺进去,殷红的、在关外寒冬里散射白气的猪血突突喷涌,落入早已经准备好盛猪血的大铝盆里。

每次我都会觉得惊诧:原来一头猪的身体里有那么多血。

虽然还小,可我有自己的工作。每年家中都养鹅。过年了,总要杀一两只。不知道我怎样每年都把事情揽到自己手里——那时还不过十岁。白鹅平时都听我招呼,很容易捉到手中。一只手按住鹅翅根部,一只脚踩稳鹅头,手起刀落。鹅头落在脏兮兮的雪地上滚几滚,眼睛仍旧闪着生命的光泽。少年刽子手拂去几片鹅毛,心被杀生染红了。

宋金波在东北留影。

4

一头猪几乎全部身体都会成为过年期间不可少的食物。首先是猪头和猪爪,都会被放在炉子上,在微蓝的炉火上烤成滑稽的焦黄色,整个厨房——也就是老屋东西两面卧室中间夹着的那一大间,都泛着蛋白质被炙烤后的臭味。

其余的部分会被肢解,贮藏于不同处所,比如埋在室外土坑里,或是置于西侧厢房隔出来的一个小储藏室。没有任何取暖措施,这个房间里日常温度都达到了冰箱冷冻室的水准。

年初二菜谱当然是姥姥来定。主要是围绕着猪肉做文章。在炮制主菜之前,就已经有各种蛋肠,凉菜,卤菜,鸡,鱼,大致完成,盘子排在长长的桌子上。

主菜,只能是酸菜白肉血肠炖粉条。

所有的菜都是在大锅里做的,哪怕是猪头肉炒辣椒这种炒菜。酸菜白肉更是必须在大锅里炖。这个锅有多大呢?

我估计一个成人在里面洗澡是没问题的。

做菜的主要是妇女。而我对厨房则有特别的痴迷。这个世界有人喜欢玩水,有人喜欢玩火。我是喜欢烧火的那种。我总是揽下烧火的活。当然,有个额外的好处,比如当酸菜白肉刚烀好,不管是哪个大人在负责锅边秩序,都会捎出一块放我嘴里。

这不算偷吃,是一种犒赏和福利。

喜欢玩火也会有意外。我记得至少有两次,手里拿着没响的“二踢脚”或者很大个的鞭炮,凑到火上,结果是手上被炸出紫黑的血泡。每年都听说有小孩子因为玩鞭炮,把眼睛炸伤甚至就此失明。

下午女人下厨房的时候,男人们主要是各种寒暄。年龄大些的都上炕。年轻的靠着炕沿做。姥爷盘腿坐在最中间,泡一大壶茉莉花茶。他只喝极浓的茉莉花茶。

天摸黑,菜开始上桌。那时人还不是很多,大大小小两张桌子足够。炕桌分放南北两个大炕,刚好。喝酒的大人一桌,主要是男人,女人和孩子另一桌。

饺子前两三天就已包好,通常是主菜上后作为主食收尾。吃过饺子,不喝酒的一桌也就快撤掉了。

酒不多。记忆里,大概1983年前后,一大家人初五前就只喝一箱(24瓶)啤酒而已。白酒也不会超过两瓶。这个家庭的东北人酒量不算大,对“喝大酒”的做法有些深恶痛绝。我姥爷喜欢白酒,冬天,早起就可以喝两盅,但三小杯为止,绝不贪杯。就算是这种年节上,也非常节制,大约最多不会超过三四两白酒。

敬酒很简单,提杯就干。酒过三巡,过年的气氛到了高潮,男人的嗓门提高,屋子里开始变得喧嚣。姥爷一般不会在桌子上滞留,酒喝三两,饭吃一碗,就撤在炕梢喝茶。灶里一直有火,有时候炕头——靠着灶坑的位置,会热得烙人,别说坐着,站着都得不断走动。

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忽然对屋外放的一整箱啤酒有了兴趣。偷偷拿出一瓶,打开后一口气鼓冬冬干掉,眼睛还盯着里屋,防备有人出来。

必须干掉,是因为喝完啤酒后把瓶盖再扣回去,看起来就像这是一个空瓶,而不是显然被偷喝了一半的啤酒。

喝完后,我就很快跑到某个角落去睡觉了。就我所知,最终并没有暴露——但我也没有再尝试过。

酒足饭饱后的节目通常是打牌。早期是扑克,“三打一”,“升级”,“刨幺”之类。后来,则更多是麻将。没能上桌的人在看热闹,或者唠嗑。花生葵花籽等炒货管够。也不知道他们哪里能唠那么多的嗑。姥爷一般不会参加这些娱乐,偶尔会在旁边和其他人看看热闹。

娱乐活动不会太晚,姥姥会在晚上十点最迟十一点招呼散场。但这一天回来的儿女通常不会回家,年长的几个子女家又近,随便挤一挤,哪个炕头都是热的。

印象最深的是,那几年,不管怎么样,绝不会有喝酒喝多了耍酒疯的,也没有因为牌桌上一点出入闹得不愉快。

5

记忆中,年初二的天气似乎总是晴的。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正月十五也确实下雪的时候多。

但年初二偶尔也会下大雪,那种白毛风卷起的大雪。我喜欢在这样的天气偷偷溜到外面去,裹着不知谁的厚厚的军大衣,躲在某个墙角,蜷成一团,只露出眼睛,看着空中的红灯笼在刚硬北风里舞蹈。室内极暖极热闹,室外极寒极冷清,而这处用大衣建起来的小角落,又暖,又冷清。

从人数上来说,那几年当然不是最多。一家又一家分出去,有了越来越多的表弟表妹,连最小的老姨和老舅也都成家。这个大家族后来有过更盛大的聚会,但那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聚集,而多了许多形式感和礼节性。

在80年代结束之前,姥爷还算强壮,还是这个大家庭毫无争议的“核心”。他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长,暴躁而权威。随着他和姥姥逐渐老去,逐渐失去“核心”地位,每年的正月初二,要聚齐人越来越难,晚宴像是“家族”间的聚会,而非原来那种“大家庭”式的聚会。

终于有一天,这个家族的每一个人都已搬离老宅。再没有哪一家在过年的时候,有那么大、那么高的红灯笼。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田春玲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