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馆刊︱跟胡适套近乎：文化汉奸陈器伯与胡适的交往
【编者按】本文原题为《胡适与陈器伯史事述论——读陈器伯致胡适的十通书信》，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12期，作者敖凯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1948年，对胡适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这年春天，他被蒋介石提议为总统参选人，从而被推上政治前台，成为社会各界更加关注的人物。在众多关注他的人中，有一位叫陈器伯，在这一年中先后多次给胡适写信，其中有十封信完好保存至今，并于20多年前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全文公之于众。那么，这位陈器伯是何许人？为何这时如此频繁与胡适通信？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反映了他什么心态？而大名鼎鼎的胡适是如何应对的？通过两人的这段交往，或可从侧面深入了解陈器伯和胡适。
从写信到面见
陈器伯（1898-1970），比胡适小7岁，原名道量，字企白、一作器伯，号寥士、玉谷、十园。浙江镇海人。诗人，著有《单云甲戌稿》《单云阁诗》《单云杂著》《单云阁诗话》等。他幼年聪颖，在当地小有诗名。五四运动爆发后，投身于宁波当地的社会运动。办过报纸，创办过诗社，创作颇丰。1938年2月，因与梁鸿志的关系，他被拉入参加伪维新政府筹备活动，出任伪行政院简任秘书。同年8月，被汪伪政权任命为中国代表，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0年元旦，伪政权“中国文艺协会”在南京成立，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同年4月，出任汪伪政府监察院参事；1944年12月，兼任委员之职。在任伪职期间，常与友人结社吟诗。抗战胜利后，任教于南京教会学校明德女子中学。后因“薪水太少，不够生活”，“教会学校，我非教友”，“排挤风气，不能忍受”等诸多原因，于1948年7月辞职。1948年10月19日，因曾在伪中国公学担任重要教职员，被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以文化汉奸起诉。
笔者迄今所见陈器伯致胡适函，最早一函写于1948年2月16日，最后一函写于11月22日。陈器伯在信中自称对胡适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民国初年就读过他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自此以后凡是胡适的著述，他都会找来细细拜读。此外，他还前往胡适的老家安徽绩溪，参观胡适当年生活、学习的地方。
1947年11月，商务印书馆受胡适委托，推出《胡适留学日记》一书，风行一时，3个月后第二版面世。陈器伯以此为契机，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对该书给予极高评价，称：“农历新正第一件快事，就是得到大作《留学日记》……这里有发掘不尽宝贵的资材，无论新旧学者都可得着大量的裨益。”盛赞之后，又说白话诗比旧诗更难作，成熟的白话诗作品并不多，以此表达其对白话诗、旧诗的看法。紧接着，他从方便后生学习和利用的角度出发，采用“补记”的形式，对《留学日记》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毫不掩盖的纠正。或许是为了今后进一步交往埋下伏笔，他在信中也留有余地说：“惟论旧诗平仄有小部份未更正。”而这恰恰是2月28日信的主要内容。事实上，纵观陈器伯致胡适的十封信，陈器伯常在信末附上自己所作的诗，以便为下一次的书信往来作铺垫。这种“以诗言志”的方式或多或少反映了民国文人交往中“雅”的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陈器伯这般费尽心思，试图与胡适搭上关系，更多的还是从其切身利益出发。前文已提及陈器伯有文化汉奸的臭名，虽说抗战胜利后他未在第一时间受到处分，但头上的汉奸帽子以及随时可能到来的审判一直困扰着他，因此他急于摆脱这一窘境。于是，他选择胡适作为其救命稻草。其中缘由：一方面，胡适是当时知识界的人物，在政界有丰富的人脉，若胡适出面，他的窘境便可轻易摆脱；另一方面，他与胡适同属文化人，有共同语言，且都与中国公学有些关系（只是胡是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公学，陈器伯是汪伪政权下的中国公学），较容易攀上关系。而1948年初的国内政治局势更是给陈器伯带来了一丝侥幸。那时的国民党正着手于3月底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而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与其他教育界名流（如张伯苓等）一样，正被舆论作为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大肆宣传。尤其是李宗仁于1月14日所写的建议胡适竞选总统的回信被报纸（如北平的《新生报》）公开刊登后，关于胡适竞选总统的消息更是广为人知。陈器伯获悉这一消息也属情理之中。在此形势下，陈器伯不仅希望胡适能够当选总统，还希望自己能早早地傍上胡适这棵大树。
当胡适看到陈器伯这封盛赞《留学日记》的信后，于2月21日在其“惜墨如金”的日记本上记下了前文所提的《留学日记》“有发掘不尽宝贵的资材，无论新旧学者都可得着大量的裨益”的赞言。不仅如此，4天后（25日），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还在百忙之中抽空给陈写了回信，并自谦《留学日记》是“不成熟”的，公开出来有些“不安心”。
这样的结果正是陈器伯所期待的。当他收到胡适的回信后，内心“非常欣慰”，更加坚定了与胡适交往的决心。他继续投胡适所好，讨论学术问题以拉近两人的距离，而并不急于表露自己的真正需求。因此，陈器伯在2月28日的信中，先盛赞胡适推动文学革命的功绩，说胡适“文学革命之功不在政治革命之下，甚且过之！”并特别强调这绝非“阿好之言”。他还说，若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政治革命还没有成功，而文学革命已得到很大收获”，因此现在的青年人都以胡适“治学的态度和方法为唯一的模范”。事实上，陈器伯的这番言论也正中胡适下怀。胡适在纪念五四运动29周年时就说：“五四运动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当时并不是政治运动。”
或许是觉得自己的话不够分量，陈器伯又借章士钊继续赞美胡适，说章士钊和20年前不同，现在对胡适是“极为推重”。他针对胡适2月25回信中关于《留学日记》的自谦之语“安慰”道：《留学日记》是胡适“三十年前由‘不成熟’达到‘成熟’唯一的阶梯，不可泯没的津梁。……拿它来公开，有甚么‘不安心’之处呢。”紧接着，他又就2月16日信中所提的“惟论旧诗平仄，有小部份未更正”进行详细阐述。从内容上看，他对胡适有关旧诗平仄方面的看法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就某些误解给予纠正，而这些讨论已是比较具体、比较精深的学术问题。陈器伯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向胡适展示了其在学术上的造诣。
需要指出的是，陈器伯在2月28日的信中虽不急于表露自己的真实需求，但也有一些含蓄委婉的表达。如他在信末所附的《人日》一诗中提到：“出无车马居无客，人日题诗一惘然。发树新移经雨活，好花旧种得春光。穷通每觉才难补，忧乐谁云酒有榷。世事缤纷心澹定，休论老壮与穷坚。”很显然，诗中的“出无车马居无客”是作者用来说明他的怅然失意的现状，即生活比较困穷，出行没有车马等交通工具；虽住在当时的首都南京，但是门可罗雀，即便在正月初七（过春节）的日子里仍没有朋友前来登门造访。作者用“穷通每觉才难补”是想从侧面说明自己属于有才能的人。在怅然失意的情况下，他却能以“世事缤纷心澹定，休论老壮与穷坚”的态度来面对。通过这首诗，陈器伯力图告诉胡适他的困穷现状以及面对该现状的豁达心态，而这种委婉的表达为今后直接表露自己的真实需要做了铺垫。
陈器伯精心的、有针对性的准备，为两人的良好交往奠定了基础。就在3月29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前一天，作为国大代表的胡适特意抽空约见了陈器伯，足见胡适对他的态度，也让陈器伯实现了“百闻不如一见”的愿望。关于陈器伯对这次面谈的感受，他用一首七律诗表达：“卓笔神州饮盛名，百闻一见慰平生。读书得间非凡赏，阅世如伤有至情。节返重溟波浪定，胸罗百代本源闳。古来理乱随人造，劫外相看眼倍明。”诗中第一句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初次见到胡适的心情。
面谈结束后，陈器伯心中“实在非常快慰”。回到家中，喜好藏书的他猛然想到南京中图分馆中有叶德辉手校的水经注版本，虽然对《水经注》未作过研究，但他认为“叶氏博涉群书”，“经叶氏所手校，或许有新的见解，而为他书所没有的”，因此他赶紧写信告知胡适，建议“不防去借来一阅”。不仅如此，他还设身处地为胡适着想，向胡适介绍中图分馆的其他部分馆藏，如荀子明刊本等信息，以便胡适的时间能够最大化利用。陈器伯在此事上的态度，进一步加深了胡适对他的印象。
与2月28日的信一样，陈器伯在这封信中仍采用比较委婉的方式，向胡适诉说自己的穷困生活；但又有所不同，即在用词上加重了程度，由此前的“出无车马”变为“所入不够一饱”。蜻蜓点水后，他立马话锋一转说：“虽所入不够一饱，但对于文献方面，仍不肯放松，这是个性相近的关系。先生公有余暇，请指示时间，以便再来请益。”这是向胡适表达他有追求学术的理想，以更好地博得胡适的好感。
交流学术，投其所好
胡适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对做官的态度。如有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就表示“彼现无意做官”。1948年3月召开的国民大会是为了选举总统、副总统。而早在是年1月，当有记者问胡适是否参选总统，胡适轻快地回答道“我从没有作竞选总统的打算和考虑”。但是事件的发展并不会因胡适的意志而转移。蒋介石为政治利益考量，决定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蒋介石并非不愿担任总统，只是按照当时的宪法，总统虽位居“元首”，但不过是“虚位”，行政院长才拥有真正的实权；外加当时国共两党正就中国命运展开殊死较量，蒋介石亟需美国的援助，由胡适出任总统，可减少获取美援的难度。胡适虽说不愿意参选，但经多方劝解，勉强应允。只是蒋介石将此竞选建议提交国民党中央讨论时，遭到否决，才就此作罢。
事实上，胡适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一直致力于走非政治的文化思想救国路线，他之所以作此选择，并不意味着其对政治漠不关心（恰恰相反，他曾多次告诫青年人应积极参加政治），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并且认为走思想文化的救国途径是更有力量和影响力的。正因为这种信念，当蒋介石要求胡适参选总统时，他的内心充满着矛盾与纠结；加上当时国内的政治和舆论环境，关于胡适将做官的传言已是满天飞，胡适不得不借助报刊再次明确表示自己无意做官。此情此景之下，当再有人写信谈及做官之事时，胡适表露心声以作回应也属情理之中。比如，他寄给陈器伯一首宋僧显万的诗，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关于寄诗的时间，胡适在日记中只是笼统地说是1948春天，而这恰好是胡适参选总统的时候。该诗云：“万松岭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三更云去作山雨，回头方羡老僧闲。”虽然胡适对诗略作了修改（将原文的“作云雨”改为“作山雨”），但这并不影响所要表达的意思。胡适是想告知陈器伯，他本无心做官，只希望能够跳出政治的漩涡，过着如老僧超凡脱俗、不染尘世般的生活；同时，他也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陈器伯务必要珍惜眼前的生活，实际上做官并非一件幸福的事。胡适的这些看法，陈器伯自然铭记于心，以至于后来让胡适帮忙介绍工作时，仍需要特别强调“这不是想做官的问题”。
收到胡适的来诗后不久，陈器伯便作诗给予回复，诗云：“白云出山本无心，老僧入定得闲地。政须霖雨慰苍生，独善疑非圣人意。”他推测在宋僧显万的诗中，胡适是借用“白云”比喻自己，所以他特别强调“白云出山本无心”，是想告诉胡适，他明白胡适这次被劝出山做官并非是自己的本意。但是陈器伯也指出，考虑到目前国内的政局形势，希望胡适能够跳出自设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救国路线”的窠臼，出山做官，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另一方面，陈器伯对胡适的这一期望，恰恰也可能是为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做官而准备的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
虽然胡适在收到该诗后，迟迟未予回复。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交往，在等待胡适回诗期间，他们继续谈学论道。陈器伯在五六月份期间，先后将其收藏的南京诗人邓邦述的《沤梦词》《空一切庵词》等多种江宁邓氏之词，以及邓旭的《林屋诗集》、邓嘉绩的《扁善斋文存》等两种江宁邓氏诗集寄赠给胡适；而胡适也礼尚往来，将其个人照片以及著作寄给了陈器伯。不仅如此，胡适还对邓氏的词集进行了点评。由此足见两人交往的密切。
收到胡的照片后，陈器伯随即作诗以表谢意，诗云：“冀北江南远寄书，开封眉宇照人舒。百坡未必观河皱，一面宁同梦月虚。阿堵传神真奕奕，放翁画扇亦遽遽。何时抱臂重谈艺，云树苍茫意不疏。”他用“冀北江南远寄书”来形容与胡适书信往来的情景；用“眉宇照人舒”、“真奕奕”等词语来形容胡适的形象及其看到照片后的感受。而胡适所寄的书是关于金石文字的研究著作，这说明胡适在寄书过程中考虑了陈器伯的爱好与专长，因此陈器伯看到该书后评价道：“语体作金石文字，这是创作。在新金石史，必具伟大的价值”。至于胡适对邓氏词集的评价，陈只是说“至为精当，佩！佩！”。
由上可知胡适对于陈器伯这样一位曾在汪伪政权工作的文化汉奸也没有从一开始就断然拒绝与其交往，这说明胡适在待人方面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而陈器伯从一开始就采取交流学术的方式，投其所好，以获取胡适的好感；随着交往的深入，陈用比较委婉的方式，频繁地向胡适诉说他的穷困生活，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想让胡适帮其找工作，以改变穷困的生活。
求胡适帮忙找工作未果
一个可以改变陈器伯穷困生活的机会终于出现。1948年6月，正准备参加高等考试阅卷工作的陈器伯看到报纸上报道张伯苓即将出任考试院院长的消息，他认为“行宪后的试务，一定较前更繁重，延揽各方人材，想必更众”，因此他赶紧写信给胡适，陈述两大理由（“配合旨趣”和“解决经济”），希望胡适能够帮他找工作。他说：“明德是私立的，教薪五百五十万，上月调整后亦仅八百八十万，对于目前一千多万一担米是一个绝大的威胁！公务员京区已调整为四十二万倍，更是望尘莫及……先生以为器在试院中谋一枝的栖托，不知适宜否？这不是做官的问题，一方面配合旨趣，一方面解决经济。很冒昧的请先生写一封信给张伯苓先生，作一个道义的绍介。”
在这封6月17日的信中，陈器伯仍不忘继续恭维胡适。当时有报纸报道胡适将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邀于8月11日在荷兰举行的各大学预备会议发表演说，讨论大学在世界合作中的力量问题。因此，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恭维道：“一定有很好的言论提示于国际，凡是国人，谁不翘企！”
胡适在收到信后，没有断然拒绝他的请求，并告诫他不要着急，如果有合适工作的话，可以帮忙介绍。而这在陈器伯给胡适的回信中可以得到证明：“上次所说的事，器意亦不在于亟亟求先生绍介，就是先生所说的万一张公（或他方）有向先生要人时，先生以器为可胜任的予以提出。”而胡适的这种积极态度让陈器伯发出“先生肯允许，真是十二万分的希望和感谢”、“此意保存在先生的意中，就感激不尽了”的感慨。他还在7月19日、9月19日这两封信的信末强调自己的通信地址未变，并在9月24日的信中表示他一直在“静候机缘”。
此外，在这段找工作期间的往来信函中有陈器伯的一些自白，这些自白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陈的性格。当时他正准备参加高等考试阅卷工作，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因惮联襄试委员”。从明德女中辞职后，他感叹“现在安分守己的人，生活上最有威胁”。他自谓“是一个无党派、无京教的学人，完全抱自由主义”。他的这些自白反映了他为何会遭人排挤，并发出“行将五十，真受了不少的教训”，“然亦无可奈何”的感叹。这说明陈器伯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实人。
除自己的事之外，他有时候还代他人向胡适求助。如陈器伯于1948年9月19日、24日先后两次致信胡适，希望他能给绍兴的小云栖寺题词。在19日的信中，他先是重点介绍了该寺的历史人物和名胜古迹“绍兴小云栖寺有万香和尚遗迹……越中名胜，兼右军兰亭、放翁快阁，鼎足而三”；继而又有针对性地介绍现任住持印西上人的基本情况，说寺主“能诗、工画、擅金石，写信如六朝人”。这样做是想告诉胡适现任住持属同道中人，以便打消胡适心中可能存在的掉身价疑虑，并最终达到让胡适题字的目的。
然而此时的胡适已于9月17日抵达南京，正忙于准备出席即将在这个月召开的中美文教基金董事会、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届院士会议，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二届年会，如此多的会议让胡适无暇顾及陈器伯的请求。而陈器伯自然不会轻言放弃，他于24日致信胡适：“读报知集会甚忙，深佩贤劳。前有一札，代印西上人请求法书，想蒙垂察。”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陈器伯终于等来了胡适的回信。11月18日胡适写了一首答陈器伯的小诗：“偶然写了懒僧诗，我本无心你莫疑，树下六年枯寂坐，圣人辛苦为人时。”当时，国民党在战场上刚经历过辽沈战役的惨痛失利，并准备应付即将爆发的淮海战役；在经济上，金圆券改革已使民众怨声载道，即将宣告失败。胡适虽说对做官并无多大兴趣，但他所主张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救国路线仍体现了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传统士大夫“士志于道而仁以为己任”的信念，所以他用这诗告诉陈器伯不要怀疑他的救国情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胡适对时局颇感无奈的境地。另一方面，胡适通过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六年的苦修最终修成正果的经历，也是告诫陈器伯应该放弃做官的念头。
当陈器伯收到胡适的这首诗后，心中充满着喜悦与快慰，还为胡适姗姗来迟的回复找了个“久不作诗”的理由。在细细品读之后，他似乎领会了胡适所要表达的含义，遂于11月22日就胡适诗中“树下六年枯寂坐，圣人辛苦为人时”一句作诗回复，其所作的“一声棒喝禅关破，喧寂荣枯两忘时”，更是道出了陈器伯的心声。他是想告诉胡适，在胡适的棒喝教育下，他已经对做官没有兴趣，现在“喧寂荣枯”对于他来说也已无所谓，这也说明陈器伯最终听从了胡适的建议。
文化汉奸及其群体在抗战胜利后的命运与境地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笔者以陈器伯为例，从他与胡适的这段鲜为人知的书信往来中不难看出：一方面陈器伯采用交流学术的方式，投胡适所好，并不忘用委婉的方式向胡适诉说他的穷困生活，频繁与胡适通信，以取得胡的信任，方便今后向胡适寻求帮助；另一方面胡适并不因为陈器伯是文化汉奸就拒绝与其交往，反而与其谈学论道，表现出胡适的宽宏。1948年的胡适本有机会做官，但他一直奉行走非政治的文化思想救国路线，热衷于对学术的追求，不愿做官；但有时候又会碍于人情面子，参与其中，活跃在政治前台。这体现了胡适在面对政治时内心的矛盾心态。但总体来说，热衷自己感兴趣的学术而对政治、思想等其他方面也不能完全忘怀，是1948年胡适心路历程中矛盾与纠结的表现。因此，随着中国政治时局的变化，尤其是当国民党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失利后，胡适不禁反省“三十年来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并发出“在抗战胜利后，只知钻到自己有兴趣的学术活动里，未在思想战场上努力”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