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绸的外传与早期草原丝路

中国是蚕桑丝绸的原产地，中国人是丝绸技术的发明者。早在五千年前，中国人就已成功地培育了家蚕，并利用蚕所吐的蚕丝作为原料，织造丝绸织物。此后约三千年，中国丝绸开始通过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海上和陆上贸易通道向外传播。西方人开始将吐丝的蚕称为“蚕儿”或“赛儿”，而把养蚕的国家称为赛里斯，养蚕的人称为赛里斯人，因此，丝国成为了中国的代称，丝绸从中国向世界传播的通道被称为丝绸之路。

1、 中国丝绸的起源

由于相隔遥远，路途不便，早期西方人对中国的丝绸只是道听途说，在众多的希腊作家关于远东地区的文献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关于东方蚕儿和赛里斯人的传说。如树上生羊毛的故事，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在其《自然史》一书上生动地描述了赛里斯人和他们的织物：“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造这两道工序”。后来包撒尼雅斯（公元2世纪）在《希腊志》中则非常详尽地描写他所知道的蚕儿的由来：“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而赛里斯人则为另外的名字相称……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做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

但在中国，关于丝绸起源的传说同样流传甚远。在官方的传说中最为著名的是黄帝元妃嫘祖创造蚕桑。黄帝是传说中中国人的祖先，约生活在距今5000年前的中原地区，其夫人嫘祖从西陵之处（今河南西平）嫁给黄帝，带来了养蚕技术，于是就有了嫘祖教民养蚕之说：“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后世祀为先蚕”。而丝绸起源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则可以由近代考古学的成果加以证明。1926年，中国第一代田野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500年）中发现了半颗蚕茧，这一蚕茧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桑蚕茧或家蚕茧。1956年，浙江省考古学家在湖州钱山漾遗址中发现了装有绢片、丝线和丝带的竹筐，该遗址距今4200年。1983，河南郑州市的考古学家在荥阳市青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到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纺织品残片，其中也有丝线织成的平纹织物（图1.1）。

2、草原之路和早期丝绸外传

一般人们心目中理解的丝绸之路起码有三条：草原丝绸之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此外还有西南丝绸之路、东亚丝绸之路等多种说法。它们在不同的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也各有侧重。

草原丝绸之路是一条较早开通并在公元前5-3世纪前后有过辉煌历史的通道。这一通道东起蒙古高原，翻越阿尔泰山，再经准噶尔盆地到哈萨克丘陵，横贯东西。此道所经之处多是茫茫草原，开辟此道者当为古代的骑马民族。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巨著《历史》中已经提及，当时居住在黑海周围的斯基泰商人曾沿着此道东来。另一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中国文献《穆天子传》中也提及周穆王曾西行遇西王母，正是由中原出发，经新疆、越葱岭而止于吉尔吉斯旷野的草原丝绸之路。

这条通道还得到了大量考古资料的证实。在伏尔加河、西伯利亚、蒙古高原、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及新疆北部，都能见到具有斯基泰风格的文物，如兽首铜刀、短剑、双耳深腹铜鍑等。而最为重要的发现是位于阿尔泰山麓的巴泽雷克巨型古墓和新疆境内的史前遗存中，发现了大量公元前5-3世纪左右的相关联实物。两地的文化不仅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而且两地均出土了从中国内地输入当地的丝绸、铜镜和漆器等文物。这表明丝绸已在当时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向外传播，其中一支重要的媒介就是沿阿尔泰山脉生活和活动的斯基泰人。

巴泽雷克的巨型墓中埋葬的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格力芬人，他们是斯基泰人的一支。由于数千年的冰封雪压，里面的文物保存极其完好，其中出土的丝绸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数量较多的平纹织物，在当时的中国可以称为绢，其密度约为34×50根/厘米经纬线。这些织物中有小块的，也有整幅的，铺盖在皮衣服的上面。第二类是织锦，采用平纹经重组织，其图案风格与战国时期的几何纹样完全一致（图1.2）。第三类最为精美的是出土于巴泽雷克五号墓中的一件鞍褥，它以平纹绢作地，上用缩绣绣出花枝与栖息在枝上的凤鸟纹样（图1.3）。这一图案布局与湖北荆州马山楚墓出土的刺绣十分相似，两者的凤鸟纹样也非常接近。不过，巴泽雷克所出者更为写实一些。

类似的刺绣也出现在乌鲁木齐的阿拉沟，也是平纹绢上刺绣的凤鸟纹（图1.4），这一凤鸟的造型与江陵楚墓中发现的凤鸟更为接近。

此外，甘肃省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中也发现了经锦的遗痕，虽然已经无法看到图案，但这类结构是经典的平纹经锦结构，无疑是从中原传到马家塬，而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马车等大量文物，都说明了这一地区与草原丝绸之路的紧密联系。

3、 新疆与巴泽雷克地区的相似毛质服饰

除此以外，巴泽雷克和新疆早期发现的文物还存在大量的相似性，我们特别可以举服饰文物为例。

一是尖顶帽。传说中的尖顶帽是塞克人中的一支，大流士一世的纳克希·鲁斯坦姆铭文中列举了三种塞克人的分支，其中有一支就是戴尖顶帽的塞克人。在巴泽雷克出土的尖顶帽中有一种特别尖和高，其中一顶的高度约在1米左右（图1.5），这与新疆苏贝希三号墓地6号墓出土的一顶尖顶帽十分相似，但这一尖顶帽的高度约在45厘米（图1.6）。而且，两者采用了环编织法，外表十分相似，均属环编法编成。这种编织法在新疆同一时期如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和哈密焉不拉克墓地等地也能看到（图1.7）。

二是套头衣服。在巴泽雷克出土的服装中，除了大量皮毛服装之外，还有不少套头式的毛织衣服，其面料基本白色，以毛织成，其领口和衣缘装饰一条细细的红边（图1.8）。从技术来看，这条红边是用斜编的方法编成。衣服较大，但袖口紧缩，这种服装在新疆地区的扎滚鲁克[]和山普拉[]都有出土，式样几乎完全一样（图1.9）。

三是裙子。巴泽雷克出土的毛织裙极有特点，常由横条的毛编带横向缝合而成，一种是斜编的红色毛带，一种是斜纹毛褐，还有一种是缂毛（图1.10）。类似的毛裙在新疆地区也经常可以看到，特别是在鄯善的苏贝希等地出土的毛裙出现频繁，其斜纹素织的毛织物通常较宽，与巴泽雷克出土的极为相似（图1.11）。而织花的缂毛则织幅较窄。其配色也非常相似，色彩通常以红为主，但亦有黄、蓝、绿色。不过，令人费解的确是山普拉墓地和克里雅遗址的年代通常断在公元2——3世纪，而巴泽雷克的年代一般是在公元前4-3世纪。两地的纺织服饰类文物的相似性，或可以说明这些毛织物的沿用年代十分长久。

4、匈奴和汉代丝绸之路

一般认为的丝绸之路的真正开通当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时，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基本上走通了这一条道路，史称“张骞凿空”。而这一事件与当时北方草原上一支强大的民族匈奴有关。正是因为匈奴势力的扩张，汉武帝才派张骞出使，联络西域各国、特别是大月氏，以共同抗击匈奴，张骞才到达了丝绸之路沿线各地。《汉书·匈奴传》、《汉书·西域列传》都曾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这一故事以及他的路线，这条路线称为沙漠绿洲丝绸之路。

不过，匈奴贵族留下的最为丰富的遗物却是在蒙古的诺音乌拉。诺音乌拉也是一个巨型大幕，冰封之下埋葬的纺织品文物十分丰富，特别是丝织品文物十分丰富，说明这一时期以及这一地区与中原的关系以及丝绸往来的密度都远远大于早期的斯基泰人。这或正与当时采取的和亲政策有关，大汉皇帝派出汉族女子通婚周边的民族，同时带出了大量的丝绸产品。

首先可以来看织锦。织锦是丝织品中最为华丽的织物，由于技术的高超，织锦在这一时期被大量生产，并广受欢迎，在俄罗斯境内的很多地方如刻赤、奥格拉赫提等都有发现。特别是在诺音乌拉出土的织物中，有一大类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云气动物纹平纹经锦，其中如“颂昌万岁宜子孙”锦、“威山”锦、“新神灵广”锦等，都在新疆有类似的出土，有几件织锦与诺音乌拉出土的织锦十分相似或完全一致，如双鱼纹锦在楼兰城附近的孤台墓地曾有出土，同一织锦在诺音乌拉也有发现。另一件织锦锦枕以“千秋万岁宜子孙”锦制成，正与采用1:2平纹经重组织，以深蓝、绛红和白色三色经线在蓝地上织出云气和立鸟纹样及汉字铭云气“颂昌万岁宜子孙”等，两件之图案几乎完全一致。

刺绣也是诺音乌拉出土物中的一个大类。而其中最为常见的是长寿绣。这种绣以卷云纹为基本纹样，表示的却是长寿的意义，在马王堆汉墓中有大量出土。不过，诺音乌拉出土的这些刺绣上除卷云纹之后还有一些龙和鸟的主题图案。经与中国山东、江苏等地出土的同类刺绣织物比较后我们可复原出其基本纹样，其位于中间的是双头鸟纹样和羽葆纹，顶部和左右角上还有龙、虎纹样（图1.12）。这些纹样的选题和布局与山东日照125号汉墓和江苏尹湾汉墓中出土的刺绣风格完全一致，可以肯定是中原传入北方的丝织品（图1.13）。但在诺音乌拉，如此精美的织物却被剪成菱格形和三角形，用于装饰墓室，说明匈奴人只是喜欢它的材料，对于其图案并不敏感。

两地发现的最有意思的实物还是缂毛和毛绣，两者之上都出现了十分相似的人物形象。在新疆山普拉墓地的出土物中有一幅缂毛武士像，虽然缂毛及人物刻画的手法是典型的西方方法，但上面的人物形象却如东方人种，发式后梳，头上扎一布带（图1.14），而诺音乌拉出土的毛绣上也有几位人物形象如蒙古人种，发式后梳，头上扎一布带，不同的只是带有髭须（图1.15）。而这种人物的造型在乌兹别克的卡尔查延宫廷陶塑及这一带流行的钱币上的人物造型十分相似（图1.16）。也有人推测，当时在中亚的卡尔查延生活的可能正是被匈奴逐走的大月氏人。这一时期正是公元1——2世纪前后。

5、 结语

自汉代之后，由于中原对西北地区的控制，丝绸之路更多地沿着沙漠绿洲延展。丝绸生产技术也传到中国西北地区，再由这里输往中亚地区。近年来在乌兹别克东部还有时属公元五世纪的绵线织锦出土。到唐代丝织品的发现更多，自陕西的扶风法门寺出土唐代皇室用丝绸珍品起，到甘肃敦煌藏经洞的巨大发现，新疆若羌、和田、盐湖、拜城、巴楚、喀什，特别是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区，青海都兰吐蕃墓、塔吉克的穆格山城堡，北高加索的莫谢瓦亚巴勒卡和哈萨乌特墓葬区，乃至波兰的什切干和瑞典的比尔卡，均有中国唐代丝绸的发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丝绸通过此道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的盛况。

（本文原刊于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作《中国纺织考古与科学研究》，由赵丰、周旸、刘剑等著，“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原文有注释及参考书目，本文未予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