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年｜刘守英：过年的滋味
【编者按】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地域年俗迥异，“年”的背后展现给你的是一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史诗。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忆年”专题，讲述那些年，那座城，那个村庄，那些与年有关的人和事。
在我的记忆深处，过年是一个既期盼到来又越临近越害怕的节日。这种心境直到现在也未曾改变。
作为六十年代生人，留存在记忆中的过年基本是那个温饱未解决年代的片段。在乡下，小孩子感到年节到来不是从广播里听到的喧嚣或街镇上播散的过年气氛，而是观察父母亲的举动。差不多从农历小年开始，我那勤劳的父亲会早早地整理房前屋后的草堆以防生火，然后将两间尽管破落但也是我们一家安身的屋子整理和打扫干净。老爷子最精心清理的地方是摆在堂屋中间的那间神柜，他会将整个立面前前后后用清水洗理得干干净净，摆上香蜡，神情庄重地敬神祭祖，然后在神柜左右两边贴上祈保一家人平安的对联。在我的印象里，尽管我们那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但父亲每年如此，从未自暴自弃，带着一种在苦难中仍存寄托的精气神，这可能是他留给我们几个孩子的最大遗产。
到了年关，我们乡下孩子更渴望年货（当然我也不知道那个年代的城里孩子怎么过年）。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过年成了我们吃上想了一年的“好吃的东西”的唯一寄托。可能是因为每家都有几双眼睛巴巴地盼着，不管年成好坏，备年货成为每个农家一年最重要的事。一个村子里每个家庭的境况从备年货的程度就一目了然。只要一年有所结余，做家长的就会将所有果实通过年货和盘呈现，家长最在乎的是自家孩子因为“年货羞涩”自觉比别人家矮一截。我们家的年景好坏，一是看过节前几天父亲的劲头，如果父亲张罗着要上街，我们几个暗喜；甚至大声说要去买肉、买鱼，我们大乐；如果父亲那几天一声不吭，我们几个会知趣地不声不响。二是观母亲在家备炒米、熬糖、打豆腐的数量。我的记忆里，年景再差，家里也要备一点的。年货多少可以用来检验家里一年下来粮食是否够吃，如果有一定余粮，母亲会把年货备得充裕一些，反之就只是象征性地备一点解馋。三是看是否请裁缝到家做衣裳。在那个年代，春节能穿上新衣裳是每个乡下孩子最大的奢望。在大多数年份家长是不可能给家里几个孩子同时添新衣的，一般是今年给小的做一件，明年给大的做一件，添衣服的办法是母亲到附近街上的布店买回来自己用手工缝成。如果赶上家里春节期间请裁缝到家里来做一天衣服，我们几个会喜出望外，抢着去把裁缝接过来。请裁缝到家是很大一件事，一则意味着家里这一年年景不错，二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差不多都可以添新衣了，三则因为有裁缝到家我们能吃到有肉有鱼的“大餐”。但是，从我记事起，家里差不多3-5年才有一次。
农村家庭年关的境况取决于当年的收成。在我印象里，尽管当年大多数农家日子都不好过，但各户尤其是各小队之间还是有差别的。由于普遍的短缺，一家比另一家多一点都会立马显出来。一个小队里农户之间的差距主要取决于各家挣工分的劳力多寡。我们家父亲、母亲加上我姐姐都是挣工分的整劳力，每年年底分红还能过得去。但我二叔家境况就很差，他家只有两个整劳力、一个半劳力，非劳力达四个。到了年终他家不仅分不到东西，还要借粮度过年关。每到过年，就听到叔婶凄惨的哭声，顿时我们几家陷入过年的沉重。在我们队里，还有七八户年关很难过的，这几户的孩子会在大年三十及初一、二到附近的街镇和境况好一些的村庄要饭，我至今都清晰记得他们带回白米、饭菜回村时的喜悦神情。小队和小队的差距在年终也立显，我们挨着的三个小队，数二队最差，一是因为人多地少，二是人心不齐，三是管理跟不上。隔壁的一队和三队境况就好不少，两个队的人均耕地都比我们队多，而且据老乡讲他们还瞒产瞒田，留下来供分配的比我们也多，他们两队人心也比我们队齐，干部威信也比较高。他们比我们强的主要证据也是年货。我舅舅就在三队，他们家备的年货不仅花样多，有炒米、板糖、麻花等等，而且量也大，我们家备的年货一般也就到正月初五就被我们几个吃光了，舅舅家年后一两个月还有存货。我往往借放学回家路过他家去解解馋。
乡下人之间走亲戚、拜年、同族及较和睦相邻之间请吃饭是过年的重要礼数，也是那个年代最让人留恋的、最具人情味的记忆。但是，由于物质的匮乏，我们也干出一些令人尴尬的行为。比如，我们那里的风俗是到亲戚家拜年时，一般送一盒糕点，这些在我们那时是很稀罕的食品。有时从小卖部买了糕点盒以后，在路上会忍不住从里面抠一两个京果下肚，到了亲戚家会“做贼心虚”地把礼盒偷偷放到他家神柜上。最严重的一次是，我们去给一家一百多里地以外的亲戚拜年，早上六点多就出发，下午五点才抵达。走到半路时，我们饿得实在饥肠辘辘了，于是打起了礼盒里的糕点主意，一开戒就不可收拾，两盒糕点一下子全吃光了！我们拧着空盒子到的他们家，干脆告知糕点被我们路上吃光了！一屋子亲戚听到后笑得前仰后合。拜年主要是晚辈对长辈的行礼，我们小孩主要是为了以此弄点压岁钱。那时钱是乡下人最缺的，因而很难有斩获，即便嘴再甜、再乖巧，长辈也就是给个一毛、两毛的，如果给到五毛，那会情不自禁地多叩几个响头的，小孩们春节快过完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清点手中的压岁钱，尽管加起来就那么一两块钱，但内心还是非常满足，这些钱尽管面值极小，但张张都是新的。同族或相邻之间请吃饭是我们那一带一直以来的习俗，现在的年轻人回家乡最犯愁的是一家家接着去吃，但我们那时还是很喜欢的，因为可以多吃几顿好的。当然一家家吃了以后也会议论，比如有的家庭鱼个头明显过小，肉都是肥的之类，心底里会怪这家人太那个了，现在回想起来，这类看似“抠”的行为客观上还是因为穷！
乡下过年最有节日气氛的是舞龙灯、舞狮子和玩彩船。这几种娱乐方式即便在最困难的年份也未中断过。我每年都期待他们的到来，一是热闹，有过节的喜庆，可以忘掉贫穷见到欢乐；二是能欣赏农民艺术性的一面，我对乡下人精巧一面的认识就是从这些表演来的。一个队伍一个队伍的尽情表演，尽情展现着他们种地以外的才华，从中发见农民既不愚、也不笨，充满着来自泥土远处原始创造力。但是，隐于欢乐之下的羞涩也是只有穷人才能体会的。在乡下，这些娱乐队伍在你家门口表演的卖力程度一定程度取决于你给他们的礼物。一个队伍到你家表演时，主人一般会在神柜上放烟。你摆的烟多，他们表演的时间会较长，也更卖力，一旦一无所获，他们就走走过场到下一家了。这种场面实际是很伤自尊的。一些家境困难的农民会把门关上装作不在家，以避开这种尴尬。最为痛苦的是，如果表演队伍是你家亲戚一方过来的，你关门就很不礼貌了，会被人说闲话。你家献烟的多少不仅体现了自己的体面，也是给你家亲戚争面子。对家境很不好的家庭，是非常害怕来自自家亲戚的表演队伍到来的。
过年的苦涩味在我1981年从复旦回来过春节时改掉的。记得还没到年关，父亲就给我寄来了回家的路费。到了家里，父亲满怀喜悦地讲述家里打了多少粮食，有多少收成，他早早到街上买了一条大鲤鱼准备年三十吃，母亲做了很多用豆腐、藕、大肉做的卤菜，家里熬的糖、炒米等装了两缸子。带来年节变化的是那一年春我们队实行了包产到户。
在这篇小文成稿时，已经到了2019年小年的凌晨，接下来几天一个个在外奔波的人会利用各种交通方式回家，每个人将被各种媒介烘托的节日气氛、年味儿、亲情和团聚等所包裹。对我而言，这些苦涩记忆到过年时就是挥之不去，因为它们是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印进我脑海里的，已经刻骨铭心。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