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节选二）
2014年5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社会学助理教授爱丽丝·戈夫曼（Alice Goffman）发表了她的一本田野调查——《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作品在芝加哥大学甫一出版，即受到了来自美国学术界、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等媒体都发表了书评。
书中讲述了爱丽丝·戈夫曼深入美国费城一个黑人聚居区6年，调研了“第六街区”的217个家庭，最终形成的田野调查成果。全书以民族志的方法深入描写了贫民社区中黑人青年的生活，以及他们与警察和法庭等权威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向我们揭露了美国黑人青年真实的生存现状：在美国实施对犯罪零容忍的高压政策下，黑人青年遭受着白人警察的误解、拘役、搜查和拘捕，而拘捕的罪名大部分是轻微过失。在恐慌之中，贫民区的黑人青年长期处于“半合法”的边缘，游离于正常生活之外。
这本书反映了美国种族问题在司法高压下对社区的生态与生活的深刻影响，揭示出美国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一个重大失败：花费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去监控、拘捕，而不是帮助黑人走出困境，造成“种族隔阂”越来越深。
本文为书中摘选章节。
在第六街区附近，警方直升机在头顶盘旋，警方摄像头监视着路人，并且警察总是在街上拦截、搜寻和逮捕人们。许多年轻人反复地进出监狱或参加庭审；还有很多人处于缓刑期或假释监视期，被软禁于家中，或有暂免逮捕的许可证。这些年轻人在家过着犯罪嫌疑人和亡命者的生活，担心会遇到什么事情而被再次送回到监狱中去。
在大众的想象中，在逃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最想通缉”名单上的那些非同寻常的罪犯的状态。逃犯便是动作电影或传说中出现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美国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使得贫穷的和被隔离的黑人社区成为警力高度集中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在使用假名，小心地提防着他人，并担心他们最亲近的人可能会把他们送到警察手中。
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工作，虽然花费了部分时间尽力寻找工作，却仍然无法获得最廉价的兼职工作。一些人被断断续续地卷入有风险但获利快的毒品贸易中，倒卖少量甚至有时是大量的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他们偶尔会挨饿，睡在遭废弃的小汽车或者邻居未建好的地下室中。
在第六街区附近，年轻人的缺乏抵抗力的法律地位将基本的工作、朋友和家庭制度都转变成了诱捕之网。医院成了危险地带，工作场所也是一样。他们母亲的家变成最新的已知的地址——警察首先会搜寻的地方。由于警察会通过他们熟知的地址、账单和通话记录来跟踪他们，然后把他们包围在医院、工作地点或家庭聚会之处，他们学会了采用一种秘密和规避的生活方式，并把与他们最亲近的人看作潜在的告密者。只要一个人可能被监禁，那么逃出监狱，正常参与家庭生活、工作和交友就变成了矛盾的目标——任何一项都减少了他实现另一项的可能性。
在逃，对于法律上没有抵抗力的人而言乃是一个奇怪的阶段，因为在逃也意味着处在一种停滞之中。事实上，第六街区的许多人会交替使用“捉住”（caught up）和“在逃”（on the run）这两个词。一方面，年轻人往往会躲避那些跑着或者开着车路过房子、篱笆来追他们的警察。他们也会避开警方数据库信息标明可以抓捕到他们的那些地方。另一方面，他们在法律上的纠葛也会使他们在特定的地方被困或被抓。目前警方所使用的追踪有法律纠葛的人的技术意味着逃离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国家的人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而缺乏在其他地方成功生存所需资源或技术的人只能待在原社区，依靠家庭和邻居的支持来躲藏并存活下来。
在逮捕令、法律案件、缓刑和假释判决的意义上，这些年轻人也会处在一种举步维艰的停滞状态之中。他们认识到，除非违法记录被消除——搜查令取消或诉讼结案，否则他们无法继续学业或工作。而雇主在雇佣处于假释期的人时往往会犹豫不决，他们可能更不愿意雇佣一个持有逮捕令或有未决案件的人，因此，雇主通常会建议他处理好案件之后再回来。带有未决法律纠纷的人很有可能重回监狱，这使得伴侣和家人很难把他规划进他们的未来。即使他没有重回监狱，法律系统为他定下的各种会议、审判期以及约见等也填满了他的生活，这本身就像是一份全职工作，或者至少像是一份不定时的兼职工作，影响了他在校或工作期间的正常出勤。从这个意义上讲，逃亡生活与踩水类似——一直挣扎却无法前进。
当局在搜寻、抓捕、审判以及监禁大量生活在贫穷和受到隔离的黑人社区的年轻人的努力不仅改变了这些年轻人看待自己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定位身边世界的方式。森严的警力和监禁的隐性威胁消磨了他们的目标，打乱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给长期位于黑人贫穷社区的家人和朋友带来了害怕和怀疑。在监狱的威胁下，一种崭新以及更加奇特的社会组织得以形成——它建立在这样的期望之上，即亲人可能变成被警察通缉的人，或者通过检举其他的人来保护他们自己。这充满了花招和诡计、侦察和反侦察、保密、逃避、误报和不可预测性。即使有人团结起来，也只是对抗警方的一种偶发的团结而已。
警方对年轻人的伴侣和亲戚施加压力，让他们提供有关年轻人行踪下落的信息，这使得女性陷入相当大的威胁之中。在警方突然搜查女人的房子，威胁要逮捕或驱逐她们时，她们必须在自己的安全和所掩护的男人的自由之间做出一种选择。在警察的压力下，女人保护男人的承诺就无法兑现了，一些人甚至不自觉地成为当局的“帮凶”。从信任伙伴到告密者或遗弃者的倒戈导致了相当大的个人痛苦以及公开的羞辱。
在少数族裔居住的地区，男人与女人，以及受人尊敬的人与生活在边缘的人之间，长久以来都存在着相互的不信任。受人尊敬的社会成员与向往放荡生活或者从事犯罪活动的人之间的分流长久以来一直受人关注。但慷慨和信任，还有家庭和友谊的纽带，也正经历着巨大的威胁。在第六街区附近，密集的治安以及隐约出现的监狱威胁正在撕裂着这些纽带,将人们关在自己的家中，激起人们对友谊和家庭生活的怀疑和不信任。在整个社区里，政府根本就没有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远离监狱可能意味着放弃儿子、兄弟或得力的助手。在第六街区之中，男人和女人的紧张关系的核心在于他们必须深度依赖不信任的人，以及希望得到可能带来危险或欺骗的人的信任。
在黑人社区中，受人尊敬的和名声不好的人之间长期存在的鸿沟至少已经被“干净的人”和“肮脏的人”这一新的界线部分地取代了：那些能够安全地通过警察盘查的人，和那些可能会被拘捕的人。一个为那些无法寻求来自权威当局的保护，或者寻求法律之外的自由的人服务的地下市场出现了。这些保护和特权使得买卖双方在一起缔结了新的纽带关系，尽管这些交易性的关系因为受到被发现和被逮捕的威胁而变得复杂化。
男人和女人们也会把警察、法院和监狱的沉重存在以当局未曾料到的方式变成他们的优势。对年轻人来说，当街道上变得十分危险时，监狱有时候被当作安全的天堂。保释办公室变成一个实际上的银行，而保释则成为对过失预定的谅解。在愤怒和绝望时，女人就会利用警察的威胁来控制她们生活中的男人；在那平静的数月之中，她们会围绕儿子或者伴侣的保释金、开庭日、探访时间以及假释会面而构建出富有意义的路径。
监狱的威胁以及警察的大量出现，还有法院的存在，都通过多种微妙的方式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组织中，改变了现存的爱与承诺，并创造出一种新的道德框架，借此而刻画出居民的认同和相互关系。人们通过拒绝告诉警察他们朋友的去处，或者给一个在法律上受到通缉的侄子提供几晚沙发床来表达忠诚。那些标志着一个人通过了刑事司法体系的事件——他第一次坐牢，第一次交保释金，第一次被判刑——变成了实际上的仪式过程以及集体性事件。监狱也能为那些勇敢而忠诚的人创造机遇：通过保护别人不遭到逮捕，人们为他们自己做出了可敬与正派的辩解，并表明了他们对于他人的承诺的力量。
然而要记住，由刑事司法体系所创造出来的那个世界——被拦住之后搜查、牢狱之灾、保释、开庭日和假释会面——不是所有人生活的全部。当很多年轻人花好几天来躲避警察、延迟法院开庭以及拜访他们的假释官时，有些居民还是会每天学习和工作。与在逃的或者在坐牢的人有亲密关系的那些人，还是可以与这种关联保持一种距离的，并可以开辟出一种少接触警察、法院以及牢狱的生活。还有，这些人在工作上会非常努力，以避免和那个肮脏的世界接触，并会重新思考他们自己跟那些深陷其中的人的关系。
犯罪和暴力是贫困的城市社区中不可否认的问题。凶杀案和与枪支有关的暴力行为更使得贫穷的少数族裔社区分崩离析，给政府的管理造成不同程度的压力。在第六街区，贩毒和暴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这里所介绍的年轻人都直接地与它们有接触。
有些人会认为，附近的贩毒和暴力会给他们造成困扰，警察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逮捕这么多的年轻人和积极地下达通缉令，尤其当这些携带枪支的人将会牵扯进严重的暴力事件，或者在附近进行毒品交易时。但是，在第六街区周围进行的毒品交易、社区对抗以及潜在的暴力行为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整个社区的生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执行的角色已经由原来的保护社区安全转变为因几个罪犯而导致整个社区被怀疑和受到监视。
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于犯罪控制的强力惩罚性的做法确实适得其反，制造出了全新的犯罪领域。严厉打击犯罪政策所预期产生的社会控制——特别是在一个自由国度之中——过于极端且难以实施，这就催生了黑市的蓬勃发展，以减轻监管所导致的痛苦。年轻人在黑市之中兜售某些商品或服务，为那些想要逃避当局或追求法律约束之外的自由的人，提供某些合法达成目的的途径，但这种行为实际上属于犯罪。黑市也是造成次级的犯罪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逃亡状态。此外，女性藏匿、保护以及为违法的儿子或伴侣服务的其他行为，使她们自身近乎陷入无穷无尽的犯罪之中。所以说，以严惩来控制犯罪的政策导致了一个巨大的两难困境，那就是它将犯罪行为与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以致人们努力想要躲避它，却反而造成了大量的犯罪。过密的警力与警力想要控制的犯罪之间不断互相强化。犯罪使得警力更为严厉，而警力本身又催生了一种暴力与非法的氛围，结果使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
严厉打击犯罪政策的另一个可笑之处，是它对家庭、朋友和社区之间的纽带造成了巨大威胁，且众所周知地对警察、法庭以及监狱过于纵容，于是反而使毒贩之类的罪犯与普通民众团结了起来。这并不是说那些遵纪守法的第六街区居民不再为暴力和贩毒所烦恼。现在第六街区有许多年轻人被卷入了这些犯罪活动，居民们也确实感到十分烦恼，并希望这些人能够离开犯罪活动或者改过自新。部分居民坚信，如果足够努力，他们的子侄辈们是完全可以找到合法的工作的。但警察公开的暴力行为以及离间友邻和家人使他们相互对立的努力，让辛苦工作的居民们觉得他们成了另外的问题，而不是一种解决方法，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社区中肮脏的成员之间有着相类似的处境。
从第六街区居民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对警察的不信任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警察（加上法庭、拘留所以及监狱）不但没有解决犯罪和暴力的突出问题，反而在他们已经面临的问题之上又增添了新的问题。
虽然这种愤怒可以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视警察为恶人，或认为警察的行为都是出于种族歧视或其他恶意的目的。警察也处在两难困境之中：在政府机构中，解决贫民区中肢体健全的无业游民的问题这一职责，完全落在了他们的肩膀上，而他们唯一的手段就是威吓和逮捕。有很多执法人员认为，贫困、失业以及随之产生的贩毒与暴力问题属于社会问题，是不能通过逮捕来解决的，但他们只有手铐和监禁，而不具备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
关于这个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第六街区居民与操控该街区的（或者从该街区赶人走的）刑事司法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居民们认为，警察是白人，是匿名的占领军，在整个街区横行霸道，不由分说地逮捕所有不幸路过的年轻人。他们对警察的恐惧和憎恶显而易见，因此警察在巡捕时常闹得群情激奋。但有一部分警察本身就是居民们的近邻和亲戚，这种私人的联系又使得人们很难将所有警察都视为外来的侵略者，尽管也有一些出身于第六街区的警察受到的憎恶比那些外来的还要多。
另一个矛盾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某些被警察追捕的年轻人，可能会与女性警员相互萌生爱意。在黑人社区中的女性，其教育水平常常大大高于男性，就业状况也更好，而且有大量黑人女性就职于刑事司法系统，这就催生了警察与罪犯之间跨界谈情说爱。这样的纽带又因为所发现的像麦克和卓克这样的年轻男性罪犯与中转拘留所操作员、监狱保安以及缓刑工作者中的女性有着的密切联系而得以放大。这里另外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就是，被监禁的年轻男性会极力主张前来探视他们的女性进入司法体系工作。麦克与卓克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很清楚，司法是为数不多还在蓬勃发展的赚钱的行业之一，没有官司缠身之人踏入这一行业是很明智的。
同样的，关于偷偷告发的道德观变化无常。反对告发他人的一般性的规范肯定是存在着的，但每天仍然会有人去向警察告发他人。更有趣的是，邻里中有许多人平白无故就向警察告发他人而对此不做判定；这种行为反而是受到期待的，被理解为作为正直的、干净的人所应具备的品格的一部分。
对于治安严厉的第六街区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在监狱里进进出出的年轻黑人男性，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社会学家卢瓦克·华康德（Lo.c Wacquant）和公民权倡导者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在当前针对黑人的瞄准式的拘押与早期的对于诸如奴隶和黑人的种族压迫体系之间画上了浓重的等号，因为二者都否认了黑人的诸如投票、竞选以及自由活动的基本权利。
与奴隶制以及“吉姆·克劳法”（The Jim Crow）相伴而生的便是在政策上使得大量的黑人男女具有了逃亡者的身份——在奴隶制时期所借助的是逃奴法，而在吉姆·克劳时代，借助的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迁徙时期压制了大量黑人北迁的流浪法令。流浪法令规定，人们会因为失业、无家可归、饮酒、四处闲逛、行为不端，或者做与众所周知的犯罪相关之事而被逮捕。
在美国，尽管自殖民时期流浪法令就已经存在了，但广泛出现以流浪这一罪名指控他人的现象，却是在逃奴法得以废除，黑人得到解放并迁往北部城市的时期。到20 世纪60—70 年代，这些法令从成文法中被删除，但严厉打击犯罪时期的法律和实践开始起作用。
从这一历史来看，有大量的美国黑人已经不仅被配以一种名存实亡的公民身份，还由于与奴隶制、分成制、北部移民以及与“向犯罪开战”（the War on Crime）相伴而生的民事和刑事监督管理被赋予一种逃亡的身份。在此意义上，我这里所描述的，反映的不过是在美国排斥黑人以及公民权趋减的历史长河中最近的一道浪花而已。
然而，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的种族关系的历史是一种无情的支配史，或许是不正确的。相反，这里有一些收获与扭转，并且，美国黑人的公民权利在近几十年来扩大了许多。当前的刑事和拘留水平与之前的种族压迫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对贫穷的黑人及其社区的治安重压以及高发的拘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对于许多贫困的白人以及拉美裔人也是一样。受过教育的黑人以及他们的家庭不会被卷入过密的刑事监督中：他们可能偶尔会遭受警察的困扰和虐待，但是他们不会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待在监狱中、处于缓刑期或者身负拘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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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城市中贫穷黑人的现状，不仅与较早时期美国的种族压迫有一些相似之处，也使读者记起那些族群、宗教、种姓或者性取向不同的群体，在许多时候被置于社会与经济边缘的经历。国家压迫的工具变化无常，但整个历史上有过受迫害经历的群体——从欧洲的犹太人到无记载可言的美国移民，再到世界各地生活在镇压、威权或者极权政体下的人们——展示了威胁的跨越时空的惊人的一致性。
在生活经验的水平上，这些案例都涉及对大型群体基本权利的否认，还有一些极端处罚的风险——诸如约束、排斥、驱逐、拷问或者处死——成了许多人要去面对的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当人们开始想尽办法逃避限制以及避开权威当局时，受到限制的权利与对极端处罚的害怕的结合导致了日常生活犯罪的泛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与宵禁同时的身份核查，并且搜捕成了人们习以为常之事，而逃脱、隐藏以及保守秘密的实践则成为日常生活的技巧。一个伪造证件充斥的黑市阻止了商品的繁荣。我们也看到了信息提供者致人受害的议题，这既需要通过警察的努力培养，还要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他人锒铛入狱。当局不仅培养了专业的信息提供者，还定期让亲近的朋友、邻居以及家人之间发生对抗，要求人们在自己的自由以及他们的亲近之人的安全之间进行选择。居民们经常会在大街上看到国家的暴力行动——比如人们遭受毒打、被勒死、被踢，甚至遭到枪击——并且看到权威当局在保护或从中调停上几乎不起作用，尽管它们无处不在。被削弱的权利和极端处罚所带来的一触即发的威胁在社区社会组织的水平上为人所感受到——比如，承担法律风险被当成一种奉献以及个人依附的姿态——并且，法律的制裁和限制成了关键性的社会区分，尤其是在从当局那获得的安全的多寡上的区分。
确切地说，这些案件既包括许多不同之处，又包括许多相同之处。在许多例子中，那些被当局抓住的人不会被送回到一般群众之中；一旦他们离开，便不再回来了。对拷问及死亡的害怕与对进监狱或者受到驱逐的害怕，是不一样的。但这些案子都有足够的相同之处，以至于一种深度的了解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些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的经验。当然，目前的美国贫民区是能够取代它们中的这个位置的。
考虑到这些，我们或许能把美国贫民区理解成这个时代最后的专制体制之一——一个在我们的自由民主体制内运行的体制，但生活在几个街区之外的许多人对此闻所未闻。在官方避免种族等级制度的国家里选举出了一位黑人总统，并使之连任的同时，我们在人事上花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安置了大量的刑事司法人员，让他们去配合一个对我们城市隔离区邻里中的贫困黑人和妇女施以一种密集处罚的政权。
本文配图均来源于视觉中国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