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节选一）

2014年5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社会学助理教授爱丽丝·戈夫曼（Alice Goffman）发表了她的一本田野调查——《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作品在芝加哥大学甫一出版，即受到了来自美国学术界、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等媒体都发表了书评。

书中讲述了爱丽丝·戈夫曼深入美国费城一个黑人聚居区6年，调研了“第六街区”的217个家庭，最终形成的田野调查成果。全书以民族志的方法深入描写了贫民社区中黑人青年的生活，以及他们与警察和法庭等权威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向我们揭露了美国黑人青年真实的生存现状：在美国实施对犯罪零容忍的高压政策下，黑人青年遭受着白人警察的误解、拘役、搜查和拘捕，而拘捕的罪名大部分是轻微过失。在恐慌之中，贫民区的黑人青年长期处于“半合法”的边缘，游离于正常生活之外。

这本书反映了美国种族问题在司法高压下对社区的生态与生活的深刻影响，揭示出美国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一个重大失败：花费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去监控、拘捕，而不是帮助黑人走出困境，造成“种族隔阂”越来越深。

本文为书中摘选章节。

麦克、卓克和他们的朋友阿里克斯正在往小学学校的墙上投掷骰子。现在差不多半夜时分，对于费城而言，九月中旬是相当寒冷的。在投掷间隙，卓克双手捂成杯状，哈着气让手指暖和一些。

在大家玩投掷骰子游戏时，麦克通常会赢。而今天当他把地上的一美元纸币捡起来时，他揉着鼻子，耸着肩，跳起了初战告捷的舞蹈。在九轮投掷之后，阿里克斯开始对麦克说：

“你就是个自私的小混蛋。”

“黑鬼就是讨厌。”麦克咬着牙说。

“你认为你比任何人都强。你就是该死！”

卓克对着他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轻蔑地笑着。然后他就打着哈欠对阿里克斯说，最好在邻居们报警之前闭上他的臭嘴。不久之后，卓克说今晚到此为止。麦克则宣布说，他要用赢来的钱去吃奶酪牛排三明治，并问我是否一同前往。

“我能有一份奶酪牛排三明治吗？”阿里克斯插嘴问。

“哥们儿，你还是滚回家去吧！”卓克大笑着说。

“哈，我不是在走着吗？！”

……

序言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监狱里的人数一直是相当稳定的，大约是美国总人口的1‰。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开始上升，并在接下来的30年里持续地陡然攀升。到了2000年以后，身处牢狱之中的人数比例达到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每107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入狱。当下美国的在押犯要比西欧国家多5到9倍，并且明显地高于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个国家中，大约成年人中的3%现在是在矫正性监控之下的：有2200万人在监狱和拘留所里，另外有480万人在缓刑或假释期间。在现代历史中，只有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强制性劳工营地的在押犯的数目达到了这一水平。

在最近的四十几年，进入美国监狱和拘留所的人数的成倍增长很少导致公共抗议。实际上，许多人几乎不会注意到这一转变，因为日益增加的犯人的数目不成比例地来自穷人以及种族隔离的黑人社区。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只占13%，在监狱犯人总数中却占37%〇2。在年轻黑人当中，每9个人中就有一个在监狱中，而与之对照的则是，年轻白人在狱中的数量不足白人总人数的2%。这些种族上的差异，又会受到阶级差异的强化。恰恰是年轻黑人被送进监狱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那些没有读完高中、15岁就被送进监狱的黑人的比例接近60%。

本书乃是对于美国监狱急速扩张的一种接地气的解说：在一个贫穷的以及被隔离开来的黑人社区近距离地观察年轻人和妇女，这里因为前所未有的被投入监狱的人数以及受到与之相伴随的更为隐秘的警察以及监控系统的影响而发生了转型。因为，对于抓捕和关押的恐惧已经侵入他们日常生活的最为基本的活动（工作、家庭、爱情、友情，甚至是必需的医疗照顾）中，这就是一种对于一个在逃社区的解释。

……

导论

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黑人获得了曾经数个世纪都不能享有的完全的公民权。在他们成功地捍卫了选举、自由移动、进入大学以及去做他们的传统行业的权利之时，美国同时开始构建起一种史无前例的或者在国际上没有可比性的刑法体系。

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联邦与州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这些法律包括：对拥有、购买以及销售毒品给予重罚，对于暴力犯罪进行严酷的判决，增加街头警察以及拘捕警官的数目，等等。20世纪60—70年代，在城市地区，街头犯罪率急剧上升，道路两旁的政客们看到的是作为政治的以及实际解决中的对于毒品和暴力的强力镇压。到了20世纪80年代，霹雳可卡因（crack cocaine）导致了贫穷的少数族裔社区的犯罪风潮，这又进一步激化了数年之前便已开始的惩罚性的犯罪政策。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犯罪与暴力开始呈现一种长期下降的趋势，但是强硬的刑罚政策依然如故。1994年，《暴力犯罪控制与法律实施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向各个州的城市警察局注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造就的却是五十种新的联邦寻衅滋事行为。在第二届布什政府时期，警察和民间领袖近乎没有任何疑义地对强硬的犯罪政策表示赞许，相伴而生的则是联邦和州警察机构、专门的联合会及机构的激增。

这些政策增进了对于暴力挑衅的审判，也增进了对于卖淫、流浪、赌博以及私藏毒品的审判。

对于犯罪的强硬审判时代导致了美国在管理其城市的少数族裔区上的一场深度变革。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警察当局忽视了像第六街区这样的贫困的以及被隔离的黑人社区。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是经历了大迁徙、受到限制的种族住房合同、民权运动、日益增加的失业、日益被蛀蚀的社会服务、日益增多的毒品交易，以及许许多多黑人中产阶级远离了大城市的贫困与隔离区的一个时代。在第一手的观察者的报道中，警察被黑人隔离区的居住者描绘为冷漠、心不在焉和腐败的。

在20世纪60年代，当被大城市的骚乱、暴力频发和吸毒刺激的美国对于犯罪，特别是在城市区域的犯罪加以关注之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在全美的城市范围之内，20世纪下半叶，警员的数目在急速地增加。费城在1960年到2000年之间，警员的数量增加了69%，从每1000个市民有2.76个警员增加到了有4.66个。 20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了强硬的毒品法以及严苛的判决。在20世纪90年代，严厉打击犯罪的运动在持续，全美的城市警察署都采取了著名的零容忍警务的做法，随后“计算机统计比照系统”（CompStat）开始跟踪各种案件的进展。

曾经有数十年，费城的警察极为盲目地将注意力转向了在贫困的黑人社区持续存在的卖淫、毒品交易以及赌博。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及其他的城市警力的成员开始拒绝贿赂和回扣。实际上，作为一种日常的活动，腐败似乎已经被铲除掉了，至少在较低层次上的毒品交易中，人们向警察行贿以保自己平安的事不见了。在这期间还出现了许多人因为吸毒或者藏匿毒品而被捕入狱的现象。

一方面是在贫困的黑人居住区对于毒品经济的镇压，而另一方面是贫困家庭所能得到的资助的缩减以及获得资助的等待时间的拉长。随着福利支持化为泡影，“反毒品战争”将那些寻求在大规模的毒品交易中有一份收入的人绳之以法。

到了2000年，美国监狱中的人数比20世纪早期增长了五倍之多。进入监狱的压倒性多数是穷人，而另一个不成比例的多数是黑人。现在，30%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黑人在他们35岁左右就进到监狱里去了。每4个出生于1990年的14岁黑人孩子中，就有1个的父亲在监狱。

社会学家大卫·加兰德（David Garland）曾经将此现象称为大众收监（mass imprisonment），即入狱的水平明显地高于历史上的和可比较的尺度，并且集中在了人口的特定群体之上，这样便是“不见犯罪者个人锒铛入狱，而变成整个人群的系统性入狱”。社会学家罗伊克·华康德（Lo.e Wacquant）以及法律学者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就认为，当下的入狱水平代表了美国种族压迫的一个新篇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打击犯罪”以及“打击毒品”已经使得数以百万计的黑人年轻人远离了学校、工作以及家庭生活，被捕入狱，被定重罪（felony convictions） ，之后再遣返回社会。待在拘留所以及监狱里的时间意味着低工资以及在找工作上的障碍。对他们来说，本该拿学位和结婚的关键时间一去不复返了。许多州的法律拒绝给那些被判有重罪的人以投票权和竞选权，同时这些人还在争取政府部门的工作、公共住房以及其他的好处上受到拒斥。有着犯罪记录的黑人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如此具有排斥性的歧视，以致他们本可以被合理合法地允许去申请的工作都变得难以获得。这些限制和不利不仅影响了这些青年男子在监狱体制中的行动，而且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由于有如此之多的黑人男子被关进监狱，然后背负重罪记录返回家中，所以现在监狱扮演了一种在美国社会中生产不平等群体的角色，这使得黑人在民权运动期间所获得的公民权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出现了退步。

……

干净的人与肮脏的人

由于体面的、挣钱多的工作处于长期性的供给短缺状态，黑人社区中的人长期以来被划分为能够获得体面工作的人以及那些靠做危险的、污秽的工作来挣钱的人这两种。在19世纪90年代，杜博依斯（W. E. B. DuBois）就给予后一个群体以“社会最底层”（the submerged tenth）的称号。20世纪40年代，芝加哥的社会学家圣卡莱尔·达拉克（St.Clair Drake）以及霍拉斯·凯顿（Horace Cayton）将这些群体中的人看成道貌岸然的阴险者。借用在黑人社区经常使用的术语，社会学家艾利佳·安德森（Elijah Anderson）将这种区分用“体面的”（decent）与“街上的”（street）分别来称谓。尽管“体面的”与“街上的”之间的划分已经被学者认识到并被予以了精细的研究，但是这些区分最初是作为民俗范畴而涌现出来的，那些被隔离开来的黑人街区用这些范畴来在他们中间进行一种区分。

在当前的时代里，在警察“盘旋于头顶”、街区居民深受入狱威胁的当下，在黑人社区中长久保持的社会区分为法律地位的议题所激化。

对于生活在第六街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而言，一个核心的社会事实就是他或她的法律地位。更为特殊的就是，一个人未来是否可能会吸引警察的注意：他能否通过警察的盘查，或者能否在法庭听证之后回家，或者能否在一次查验会面（a probation meeting）期间通过“尿检”（piss test） 。那些没有悬而未决的法律牵连的人，或者能够顺利通过一次警察盘查、一次法庭听证、一次查验会面的人，便是众所周知的干净的人了。而那些会遭到警察盘查，被核对名字，或者是被搜身的可能被拘捕的人，就是众所周知的肮脏的人。

这些称号都是随即出现的，在紧急遭遇到警察或者刚从警局出来时才显现出来。当朋友以及邻居听到一个年轻人遭到盘查之时，他们的第一个问题经常是：“他是肮脏的吗？”这个问题就意味着：他有无一份公开的证明？有无任何因暴力行为而进过警局的有待查验的判决？他有携带任何毒品吗？简言之：若是他遇到了警察，他今晚是能回家睡在自己的床上，还是会遭到扣押？

然而，干净和肮脏的指称并不仅仅出现在估计会与刑事司法系统接触的那个当口。它们也会成为更一般性的标签，与个体或者经历的地点相连。有些人是广为人知的遵纪守法者，而其他的人一般就被看成警局要盘问的可能会被拘捕的人。甚至在警察的盘问尚未来临之时，这些指标已变得很重要，因为它们与特殊种类的行为、态度以及能力连接在一起。比如，一个干净的人能够租一辆车或者一个旅馆的房间，或者仅靠出示身份证件就可以进入许多的楼房。而一个肮脏的人可能会用很多的方式去获得利益，因为他被认定是不可能去通知警方的。

被刑事法律体系抓住的人，大部分是存在一种性别上的区分的，如在许多对夫妻中，女性是干净的，男性则是肮脏的。并且，女性可能是免于法律的纠缠的——她可能有正式的能赚钱的工作或者获得了政府的资助，相反，男性却在街上去挣零星的钱，去做那些有可能会被抓捕的事情。还有一种年龄区分——陷入法律纠缠的困境之中的多数是年轻人而不是老年人。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阶级的区分，很典型的是大多数没有学校毕业证书、没工作的年轻人在跟警察捉迷藏，他们有未完成的缓刑判决以及参审的法庭案件。

肮脏的人比干净的人更有可能觉知到他们的地位，类似的情况是黑人比白人在种族问题上想得更多，或者说同性恋者会比正常人更有可能想到性取向的问题。但是生活在第六街区以及周围区域的干净的人仍会如此经常地被亲戚、朋友以及邻里小心翼翼地提防，以致不管一个人是站在哪一边的，这些范畴在某种程度上仍旧是突显的。

这个街区的居民还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警局在做一种常规性袭击时可能会拘捕的人以及警局气势汹汹要搜捕的人。警察特别有兴趣的那些人被称为“热门人物”（hot） 。地点也可能是热门的，就像在某个街区最近有很多警察行动，因为有一个被枪打死的年轻人的葬礼正在举行——警察有可能去那里寻找与此案有关的人物或者其他公开的证据。在这些情形中，人们可能会认为不该进入这一区域，或者与这个个体有联系，直到它或他的事情冷却下来。

在干净/肮脏和热/冷的范畴集中在一个人被捕的风险，或集中在一个受到警方注意的地点上的同时，居民也在他们自己中间依照一个人如何去对待其他人的法律纠葛做出一种区分。如果一个人持续地与一个受到通缉的年轻人有联系，在这个人藏匿和逃跑时对他施以援手，或者在警察锁定这个人时支持他，这个人就被称为“游侠”（riders）——一个体现勇敢和承诺的词汇。而如果在逮捕令来的时候暴露了另一个男子，或者在那个人被送进监狱时无力去支持他的伙伴或者家庭成员，这样的人就会被说成“缺少游侠范儿”（not riding right） 。而更进一步，那些掌握了法律上所谓危险人物的住所或者行动而向警察通风报信的人，便是为人所熟知的“告密者”（snitches）或者“耗子”（rats） 。在警察高度监督的黑人街区，像干净的人、肮脏的人、热门人物、告密者以及游侠这样的名称成为那里的年轻男女的基本社会范畴。

……

插图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