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赴日旅游的60后，他们的感情为何与众不同

2019年春节假期来临，中国大陆地区赴日旅游市场继续火爆。一直以来，赴日旅游给人的印象以金钱消费为主，而中国游客对日本的最直观贡献就是所谓的“买买买”，其消费能力排名一直都傲居榜首。

不过，中国人赴日旅游最吸引我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中国大陆游客在日本的国土上，到底是怀着什么样的感情？

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中日外交关系一直都牵动和影响着两国在其它领域的交流。在此，我不想夸大或者遐想大陆游客的复杂心态，因为在旅游的过程中，欢乐和满足感一定是最多的。不过，仍然有不能被忽略掉的一些问题需要被提出来：不同年龄段的大陆游客是否都抱有对日本相同的感情？不同年龄段的人是不是都怀有对日本相同的印象和记忆？

答案肯定都是“否”。那么这些不同的感情和记忆，是不是会影响到他们去日本旅游的意愿，以及在日本的体验呢？对此，我和我的研究伙伴打算对不同年龄层次的中国人进行访谈，以探究出丰富及不同的和日本有关的故事。

“60世代”赴日游中的理性和情绪

研究大陆游客是个大课题，首先对象是谁就难以把握——由于中国人口及地域的复杂性，几乎不可能总结出单一的代表形象。我着手的部分是60后这代人，可是1960年至1969年出生的中国人也还是太多了。并且在这十年里，社会发展被许多大事件严重影响。

查看了政治和历史文献中对中国世代研究的总结，我最终确定了1960年至1965年作为研究的时间段。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期间出生的中国人在童年和青少年阶段并不是历史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同时很幸运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之后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比父辈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而大学毕业后，在计划经济的政策下，他们又得到了稳定的工作和相关福利的分配。现如今，或许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不同行业的重要决策者。允许我暂时把这些人称为“60世代”。

不过，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并不是所有属于60世代的人都那么幸运。根据数据显示，参加了1977年和之后几届高考，并且顺利拿到专科或本科学位的学生比例只有大约4%。而我们的访谈对象，大部分来自幸运的那一小部分。

我们的访谈，是从童年问起，然后到初中、高中、大学、和就业，过程中触动了不少人的感情和神经。虽然受访者需要去回忆多年以前的事情，但是我个人相信他们的记忆精确度是很高的，因为这些问题关乎日本。

访谈中我发现，他们大致对日本有三种态度：理性派，情绪派，以及乐天派。乐天派几乎已经不把中日历史作为赴日旅游的一个影响因素，所以不会有任何的顾虑。对于他们来说，旅游就是单纯的休闲活动，我个人觉得这样的生活态度其实是很积极的。而另外两种态度值得我好好深思一下。

理性派的受访者对日本的印象往往并不只是停留在战争上。其实从70年代开始，日本在文化上有很多理念流入中国。例如有些人喜欢阅读日本文学，像夏目漱石、《源氏物语》这样的名词对很多60世代应该不陌生。他们有的在商务上和日本有交集，有的在科技层面认可日本。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两位受访者的家庭在战争中与在华居住的日本平民有来往，他们儿时的印象是“谦和有礼”的日本人。所以这些人与人的平凡故事让他们很自然地对日本和日本人形成了多维的印象，而不仅仅是一个“残酷的敌人”的认知。

与其它人相比，理性派愿意去更多地了解日本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通过旅游，他们渴望深入了解日本企业对服务的理念、对生产质量的管理，以及创新。有几位已经去过日本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去日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购物，而是想看看普通日本人的生活状态，想知道这个“大和民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日的历史对理性派意义全无。一位受访者告诉我，她在日本的时候，在大街上偶然看到了“37”这个数字，这让她联想到了南京大屠杀。

和理性派相比，情绪派代表们怀有对日本非常明确、极度的负面情绪。他们对日本的印象是从童年的“地道战”和“地雷战”开始的。特别是来自东北和当年晋察冀地区的受访者，家中往往有长辈或朋友、邻居在战争中牺牲。

例如，一位受访者的父亲在非常年轻的时候被日本军队征召去修堤坝，但由于日本兵的严酷对待，而造成永久性的腰伤。所以这些亲人的亲历，家庭的教导，以及童年时社会主流对日本的态度造成他们对日本的极度反感和不信任。

和他们的访谈中，“小日本”、“日本鬼子”这些家喻户晓的词经常出现。他们童年的记忆大多是关于日本军队的暴行，当然这些记忆，或者说印象，是从影像和家长的述说中得来的。情绪派大多称自己为“爱国者”，认为去日本旅游就是在为日本的经济做贡献，而他们绝对是不愿意的。

另外一个有趣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很喜欢看抗日剧和谍战剧。似乎这些剧集给了他们力量，让他们更加坚定了“人生奋斗的目标”。不过也有人诚实指出，如今的电视充斥着没有营养的娱乐节目，即使有些抗日剧的剧情实在离谱，可对他们来说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很有意思的是，在与理性派访谈的时候，他们特别指出有那么一群“情绪化的人”（大概是指上文的情绪派），实在没有必要死守着憎恨日本的情绪。他们强调理性看待日本，就是要用更包容和开放的理性情感去面对现实。单纯的恨意，在当今的全球化经济下并没有任何意义。

受访者们虽然持有对日本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却拥有共同的80年代。那个时候60世代大概才刚事业起步，组建家庭，物质生活逐渐独立。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尤为紧密，这也致使日本的电子和文化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

当提到这个时期的时候，受访者们都不一而同地提到了索尼、松下、夏普等品牌的电视机、照相机和其它家用电器；《追捕》和《血疑》更是他们年轻时候追逐的流行文化，应该有不少80后小时候在家里听父母念叨过“高仓健”、“山口百惠”、“三浦友和”吧。

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是，很多受访者都告诉我，他们知道北海道，我觉得可能是近年来媒体宣传的作用。访谈结束后，我找出《追捕》看，发现原来电影中男女主人公定情、主要剧情发展背景都在北海道。

或许，多年以前，“北海道”早就因为《追捕》在60世代的心中埋下了种子吧。我期待着有一天可以出现一个“追捕”北海道之旅，让60世代再抓住那段特别的记忆。

个人的旅游决定和集体意志

所以，记忆和感情到底和旅行的热度有什么联系呢？

跳出这些具体的故事和陈述，看看年代的发展脉络，我们能清楚地总结出，60世代对日本的印象和感情是随着时间在变化的。而在不同时期，这种印象和感情是由政治和社会主流所掌控的。

更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之，中日官方关系是经历了蜜月期，尴尬期一直到矛盾期的。60世代的童年时期，因为“文革”，中日交流很少，所以他们的印象停留在战争上。“文革”结束，经济恢复后，与日本的合作自然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后来经历了“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事件”，他们的记忆和感情也随之跌入谷底。

那么，最终60世代是否愿意去日本旅游，和享受日本旅游，就要看他们选用哪段记忆来衡量日本了。但是，这绝对不仅仅是个人的决定，因为每个时期都给他们带了共同的时代记忆，对某个时代的记忆共享可以导致对其它时代记忆的忘却。

所以，彻底改变一些60世代对日本的消极认知，进而吸引他们去旅游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自认为对某个时代还有放不下的责任。但，我要提醒读者，这种执拗并不能用错与对来衡量，更不可被说成是“不开明”、“死板”——每个人都有坚持一点执念的自由吧。

由记忆共享，我还想到另一个问题：个人的旅游决定和集体意志有多少关系？如果旅游单纯是消费、休闲，每个人都有自由去支配旅游的过程。可是涉及到中国人赴日旅游，似乎并不全是个人决定；尤其对于60世代来说，总是有个心理包袱要甩掉，总要看舆论的情势。

例如，我最近接触到的打算赴日旅游的一对60后夫妇，互相告诫不要发朋友圈，因为在朋友间去日本旅游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即使不能代表整个群体的状况，但这也让我有些担忧。

前段时间看到某新闻说，中国第一批参加高考的人已经开始退休了。所以，从现在开始，60世代已经有人需要去思考是否旅游可以填补退休后的清闲了。但，难道退休后也还是要把自己和集体意志捆绑在一起吗？因为这个心理包袱就放弃美丽世界的一角，是不是对渐渐年老的自己有点不公平？

由此看来，即使赴日旅游并不是很多人的生活重心，但这件事情却确确实实反映了在时代背景下，个人自由和集体意志的角逐。

（编者注：下列组图由受访的60世代所摄，并附上摄影者体会。）

结语

从2011年起，日本国驻华大使馆陆续几次放宽对大陆中国公民赴日旅游签证的条件。虽然具体内容和条件不一，但大家都能感受到日本对于外来观光客的渴求。

大致有三个日本社会的现实加大了其政府对大陆游客的开放态度。第一是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旅游目的地形象受挫，核污染事件令游客望而却步。第二是日本急剧的老龄化使得非大城市地区的地方振兴必须由旅游业作为核心产业。第三，旅游兴国一直是重要的日本国策——日本国内旅游发展已经高度成熟，而利用现有设施吸引外国人来了解日本，是增强日本软实力非常直接的方式。

中国游客赴日的热情虽高，但多次赴日游客中大多以年轻人为主，中老年人似乎还是跟着旅行团走马观花。不过好在近年来也兴起了“带爸妈旅游”的风潮，而我想特别建议80后、90后制定行程的时候，可以试着和父母聊聊他们对日本的记忆，看看他们想要了解什么，没准大家会有意外的发现。

过去一年，我三次赴日，最深刻的感受是这个国家老龄化的严重性。但是，我仍然看到日本老年人对工作的认真和坚持，以及他们有尊严地面对“老去”这个事实。当今中国老龄化也逐渐加重，60世代可能也或多或少体会到了这个所有人都终将面对的现实。去日本直观地观察，或许会对人生态度有所鼓舞，对一些困惑有所解答。

[本文改写自学术论文“中国60世代的日本游：一场情感之旅“（The Chinese Cohort 60s and Japan: A journey of emotions）。文章收录于期刊《旅游研究》（Tourist Studies），原作者为张赟子、蔡利平、丘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