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6000项证明被取消，但还有多少“尾巴”呢？
一年内共取消证明事项6000余项，这个数字其实传递两层意思。一方面，它说明过去一年取消不合理证明的工作卓有进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众身边的不合理、早就应该被取消的证明，数量不小。
就目前来看，清理不合理证明，还有较大的潜力可以挖掘。一是，进一步打破司法、行政部门之间的壁垒和信息不对称局面，让不合理证明的清理更彻底。现实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证明在一个地方、一个部门被清理，但却可能在其他地方和系统还存在。像遭遇投诉较多的“无犯罪证明”，前不久司法部已出台规定，将《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规定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改为通过申请人书面承诺，律师协会调查核实或者网络核验等方式办理。但其他领域，似乎还保留了“无犯罪证明”的尾巴。
此外，取消证明的开具和取消使用要求，未做好衔接。比如，早在2015年公安部就明确“户籍证明”等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但近几年依然有办事民众被要求开具一些不合理证明，最终遭遇公安办事人员“怒怼”的现象。这说明，不合理证明的取消，必须要传导到所有部门，要在所有系统之间产生同等效力，在“需求”上予以根除。
事实上，在机构改革后，由司法部牵头加强对国务院各部门清理工作的跟踪、督促和指导，更好统筹政府内部流程的理顺和行政流程再造，体现打破部门壁垒的思路。随着相关工作继续推进，保障证明事项取消的统一性，必将体现得更明显。
另一个可以挖掘的潜力是，加快相关基础信息流通的共享共建，充分利用“互联网＋政务”，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民众少跑腿”。不少行政事项证明，都是前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当前都可以通过信息的跨部门、跨系统流通来免除专门的办理。因此，在砍掉不合理的证明之余，即便是合理证明，也应该破除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尽快“上网”共享，能信息流通解决的就不应该让人跑腿。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成果让民众共享，就应该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当然，取消不合理的证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除了法律法规的变动，技术的发展也在发挥倒逼作用。特别是当前互联网技术应用发展迅速，很多信息通过技术就可以轻松共享，大大削弱了对于证明的依赖性。在这个意义上，清理证明事项没有真正的终点。只要民众反映强烈，有扰民之嫌，都应该想办法以及时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