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巨“出山”：浙江改革进入21世纪的一大标志性事件

2003年1月21日，浙江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会场。

上午9时许，依照预定程序，开始选举新一届领导班子。投票结束，委员们静候选举结果的公布。然而，这一次的等待出乎预料地漫长，会议工作组安排播放了一部电影。两个小时后，接着播放第二部电影。

快到中午休会就餐时间了，大会主持人终于在一片嘈杂的议论声中出场。他开始念起那份长长的新政协领导名单。副主席共有10位，最后一个被宣读的名字是徐冠巨。在本次617张有效票中，徐冠巨获得了566张赞成票，51张反对票。

据当时的官方资料显示，徐冠巨，男，43岁，私营企业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2002年资产总额12.5亿元。

事实上，这一结果早在2002年时就已埋下伏笔。当年春夏之交，徐冠巨、尹明善及私营企业贵州神奇集团董事局主席张芝庭先后当选为所在省市的工商业联合会会长。这同样是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的“中国第一次”。此前，该重要席位均由“体制内”有身份的人士出任，从未旁落。而省工商联会长当选省政协副主席，这在中国长期以来就是顺理成章的政治惯例。

至于私营企业主首任省级工商联会长有何背景？时政观察者章敬平在所著的《权变》一书中做了这样的记录：2001年，全国工商联在杭州开会。出于提升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地位的考量，有人倡议应胆子再大一点，将思想素质高、民意基础好、代表性强的私营企业主破格推上省级工商联会长岗位。该提议附和者甚众。嗣后，中央统战部即下发文件称：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担任省级工商联会长，可先在个别具备条件的省进行试点，并根据人选条件在当地政协领导班子换届时统筹考虑。

徐冠巨与尹明善，有幸成了“试点新贵”。

从当选之日起，私营企业主徐冠巨以其省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在浙江省政府大院里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专车和专职秘书，可以圈阅相当级别的文件。与其他副省级官员唯一不同的是，他不领工资。

有观察人士评价，虽然由于各省市区政协会议召开时间早晚的偶然性，尹明善成为第一个当选者，但徐冠巨更有广泛的代表性。“因为浙江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最活跃的试验田，也是发展最为成熟的样板。”基于此，他们更倾向于将非公有制经济的代言人全面进入国家政治通道的趋势概括为“徐冠巨现象”。

徐冠巨的传化集团与大名鼎鼎的鲁冠球的万向集团同属杭州萧山宁围镇。1980—1986年，徐冠巨曾经在万向集团担任过会计。

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冠巨的创业缘于冥冥之间的命运安排。1986年，25岁的徐冠巨突然患上了几乎无法治愈的溶血性贫血症。为治病，整个家庭背负了2.6万元巨债。深陷绝境的父亲徐传化拿出借来的最后2000元，一口大缸、一只铁锅，生产液体皂的小作坊开张了。当初办厂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儿子筹措医药费。

后来，新产品“901去油灵”的成功开发，让这个家庭作坊一飞冲天。1992年，销售额已飙升到2000多万元。原本被医生判定最多活10年的徐冠巨在与父亲的共同打拼中，竟然神奇痊愈了。

虽然老板越做越大，但徐冠巨却保持了一贯的谨慎、低调、不事张扬。他曾对媒体解释说，自己白手起家，钱是一分一分赚回来的，办企业图虚名注定要垮掉。他每天的安排简单得近乎枯燥：晚上8点15分前离开办公室，很少应酬，一般回家看书。

认识徐冠巨的人对其最普遍的印象是宽厚、谦逊。为此，公司里的下属甚至有人将他称为“唐僧”。这一很有人缘的性格特质也许是出于家族的良好遗传。

有一次，浙江电视台记者去徐冠巨家中采访，只有徐冠巨母亲一人在。老太太紧紧握住记者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们真是太好了，冠巨多亏了大家相帮！”采访中，老太太一会儿削甘蔗，一会儿往记者口袋里塞花生，临走还拿出一篮子自家鸡下的蛋，非得让记者“带回去尝尝土货”。事后又得知，徐冠巨的母亲一共养了几百头猪和成群的鸡，专供传化集团公司食堂。她固执地认为：“让职工吃外面买的菜不放心。万一吃坏了肚子，罪过。”

就任浙江省工商联会长是徐冠巨参选省政协副主席的前提。内部人士透露，当初与他竞选会长一职的浙江企业家还有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等3位，论企业规模和在全国的知名度都比当时的徐冠巨大得多。但最后仍然是徐冠巨胜出。

不靠企业的大小，好人缘也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为什么是徐冠巨？

对传化集团发展大事记稍加研究，我们不难找到答案：历史选择徐冠巨，关键在于其“为探索中国私营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于“私营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徐冠巨尝试的第一步是1995年4月成立了传化集团党支部。就这一点而言，徐冠巨谈不上“率先”，浙江私营企业建党支部至少早在1993年即有案可查。同时，徐冠巨的尝试亦并非因为“觉悟高”，而是出于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章敬平在他的另一部专著《浙江发生了什么》中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些情节。

1993年，求贤若渴的徐冠巨“挖”来了浙江丝绸工学院的副教授李盈善。李盈善是加盟传化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也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但作为从体制内“下海”的人，他的“党组织关系”仍然被卡在原机构，隔三岔五还得回去过“组织生活”。

两年后，传化集团第一次招聘了10名大学生，其中又有多人是中共党员。他们的组织关系必须从学校迁出，却无处落脚。如何让中共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党员，在传化集团过上方便的组织生活？党员们建议尽快成立党支部。依照中国共产党的章程，3名党员就可以组建党支部。

要命的是，传化集团属于不折不扣的私营企业。私营企业成立党支部，这在当时还是一个需要十分谨慎研究的敏感问题。

小心翼翼地上报到集团所在的中共宁新村支部，再到更高一级的中共宁围镇党委。最后，难题被反映至中共萧山市委组织部。后者再三考虑的意见是“可以试一试”，“请求”得到了批准。

但集团现有党员中没有适合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党务人选。无奈之下，徐冠巨找到了在另外乡镇当村支书的舅舅苗裕华。虽然对方乡镇的党委觉得有些不妥，但最终还是同意放人。传化集团党支部就此成立。

随着企业的稳健扩展，1998年，传化的中共党员增加到了80多位。党章明确规定，50名党员设立总支，80名党员设立党委。苗裕华动心了，他将一份“拟建党委”的报告递交给了中共萧山市委组织部。据称，经层层递交，报告到了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末了，中共萧山市委组织部把报告转批给了宁围镇党委，宁围镇党委“锐意改革”，同意了这一特殊的申请。

1998年9月18日，“中共浙江传化集团公司委员会”的牌匾，赫然竖立在了公司门楼。隆重而不事张扬，没有邀请一家媒体到场，中共萧山市委的一位副书记帮助完成了揭牌仪式。从现有资料看，这是中国第一个在私营企业建立的党委。

几个月后，我的同事时任新华社浙江分社资深记者慎海雄来到传化集团采访。“中国第一个”的价值令职业判断力精准的他迅速感到“抓住了一条新闻大鱼”。

1999年8月28日，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慎海雄采写的内参《私企浙江传化集团建立党组织的启示》上批示，认为“要注意总结此类经验，研究共性问题。这不仅对浙江有现实意义，对全国也有积极作用”。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人士介绍，该省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实质性发展时期，正是从1999年至2000年开始的。传化集团因诞生了“中国第一”以及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与肯定，迅速站上了前台：

1999年9月3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作出批示，要求3年内“在全省80%以上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力争“100人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支部，50人以上企业有党员”；

2000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制定下发《关于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0年5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专程驱车考察传化集团党建。当天下午在杭州的一个座谈会上，徐冠巨向总书记专题汇报私营企业为什么支持党的建设；

2002年6月，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徐冠巨毫无悬念地当选为会长，7个月后，顺利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

2003年年底，据统计数据显示，浙江全省共有27617家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占企业总数的9.1%。其中有3名以上党员的企业建立党组织的达20050家，已建占应建比例为98.1%。

我们将徐冠巨“出山”视作浙江改革进入21世纪初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之一，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史就是一部民营经济发展史。但在最初的很长时间内，民营经济身份不明、地位未定，甚至一直弄得灰头土脸。20年后，风姿绰约的它俨然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百花园里一朵俏丽的玫瑰了。根据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的结果测算，1985—1999年，在全部工业资产中，私有制经济占比由0.8%上升到42.5%；在全部从业人员中，私有制经济则由8.9%增加到45.2%。而在同时期浙江的许多最具发展活力的区域，民营经济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惊人的80%甚至90%。

与之相伴随，民营经济的社会地位亦从“拾遗补阙”到“有益补充”，再到中共十五大明确宣告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举行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郑重地将这一重要论断载入了修改后的国家宪法。

毫无疑问，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民营经济已经获得了法理意义上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但仍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命题悬而未决：我们既定的政党理念与日益庞大的有产阶层及其拥有的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理论障碍？破除障碍的通道又在何处？

争议由来已久。

1989年，中共中央曾经专门发过文件，话讲得很明确：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来是党员的，可以暂不考虑劝其退党。

民间的说法要简洁形象得多：百万富翁不能入党。老百姓就是老百姓，重大的原则问题也不忘从钱的多少来掂量。

眼睁睁被挡在党组织的大门之外，不能不令“老板”们寝食难安。

但他们仍心怀一线希望：自己不能入党，但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总还是可以的吧，还是应该的吧？这里有大量的产业工人需要去组织、去教育，把民营企业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也需要更好的引导，党组织在这个全新的大舞台上有许多工作可做。

希望很美好，真的去做却得万分小心。雷区遍地，轻易碰不得的意识形态高压线无处不在。

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召开，意味着所有制坚冰彻底消融。一些讳莫如深的难题也终于到了破蛹化蝶之时。

恰恰在这一历史关口，徐冠巨和他的“中国第一个在私营企业建立的党委”迎面走来。随后发生的一切都应该被理解为“正逢其时，顺理成章”。

我们可以观察到，改革前20年长期边缘化的地位和所有制甄别，致使迅速生长起来的中国富人们备感焦虑和惶恐，财富的持续膨胀并不能让他们的焦虑和惶恐退潮。他们渴望被认同、渴望融入，他们急迫地寻找“自己人”的感觉。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著名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这样认为，一种政治体系要成功地适应现代化，必须首先能够革新政策。也就是说，必须首先能够通过国家行动促进社会和经济的改革；第二个必要条件是能够把那些产生于现代化并因现代化而达到新的社会觉悟的社会力量成功地吸收在这一体系中。

很显然，这种成功地“被吸收”，需要我们打开通道。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允许符合条件的私营企业主入党，将使这条通道变得宽敞起来。

200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浙江富人们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地：有钱的和比较有钱的私营企业主也可以入党了。当然他们知道，门虽然打开了，但还是有一定门槛的——“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

总书记讲话后的一个月内，仅温州市递交入党申请的老板就有200人。

2003年6月25日，传化公司党支部讨论通过了徐冠巨的父亲——集团董事局主席徐传化的入党申请。经集团党委审查批准，正式吸收其为中共预备党员。5天后，在中国共产党诞辰82周年纪念大会上，69岁的徐传化面向党旗举起右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新华社的消息说，早在徐传化入党前数年，徐冠巨就已递交过申请书。2008年1月20日浙江省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徐冠巨再度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在副主席排序中，从5年前的最后一位上升到了第3位。

2012年12月10日，徐冠巨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本文摘自《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作者：胡宏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