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梁启超全集》的出版嘉惠学林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对后世学人影响深远，可惜其于1929年1月19日英年早逝，年仅56岁。在他逝世90周年之际，2019年1月19日，“启蒙先驱 文化巨擘——纪念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暨《梁启超全集》出版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共同举办，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等科研院所的80余位学者与会，就梁启超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新近出版汤志钧父子编《梁启超全集》的学术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梁启超：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
在评述梁启超的学术成果时，与会学者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百科全书”一词。他在文学、史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都颇有建树，留下了很多创造性的理论命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贺耀敏认为，梁启超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有着清晰的认识和理解。1897年梁启超率先提出“以工立国”主张，并先后撰写了《论中国之将强》《<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等文章，积极倡导在中国开展机器大生产。他深知发展现代工业不仅需要资金、技术，而且更需要有一批资本家，主张发展经济“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梁启超1903年游历美国时认真研究了西方世界的工业组织托拉斯并对其大家欣赏，称赞它实现了“以最小率之劳费，易最大率之利益”的生计学“最普遍最宝贵之公例”的“最善法门”。他从理论上探讨了中国如何“增殖国富”问题，指出生利者多国富，分利者多国贫，而在他看来当时4亿人口中，分利之人占一半以上，国何不贫？所以他提出要富国，必须减少单纯消耗不事劳动的“分利”之人，增加从事生产劳动的“生利”之人。他还揭露和批判了清政府出卖主权换取外债的做法，对利用外债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认为外债利用得好可以加速经济发展，利用不好则会被债权国所控制。贺耀敏指出，在梁启超先生的著述中，可以随处找到大量他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论述，这都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图谱和文化记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其泰认为，梁启超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天地。近代学术与传统学术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从内容到著作形式都有根本的不同。梁启超1902年所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是20世纪初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范式撰成的典范之作。这部作品用7万多字的篇幅，把中国整个学术演变提纲挈领地做了概括，在当时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胡适在“治术”这篇文章里就谈到，他正是读了梁启超的著作，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学术天地，这对于他以后走上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意义重大。
座谈会上，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对于梁启超的研究应该有所拓展。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特聘研究员黄克武指出，梁启超足迹遍及全世界，他的思想广泛地接受了当时最先进的各种思想，进而引导中国人走向世界。这种经历使他所遗留的史料不止是在中国，也遍布全世界，这也使得日本、英国等国都有学者研究梁启超思想。根据日本学者狭间直树的研究，当时东亚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都深受梁启超影响，他的《自由书》《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文章被译为多种文字。黄克武认为，研究者要关注其他国家的梁启超著作译本，探索其思想的世界性传播网络及梁启超的“世界角色”。
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所教授郭双林指出，要真正理解梁启超就要厘清他的思想来源。具体做法就是重读梁启超当年读过的书，思考他当年思考过的问题，重建梁启超提出某种思想时的历史语境。
《梁启超全集》对于学界的意义重大
新近出版的《梁启超全集》也是本次座谈会研讨重点。
2018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卷本、总字数1400余万字的《梁启超全集》正式面世。《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可以追溯到1962年，因“文革”中断，直到1982年，全集正式由汤志钧先生负责。然而编纂过程一波三折，因各种原因，数次更换合作方，一度搁浅，资金支持也是直到近年才有。但汤志钧和其子汤仁泽“孤军奋战”，坚持编录资料，用了36年时间，终于编成。
《梁启超全集》由论著集、演说集、诗文集、译文集、函电集、附录六大类组成，按撰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另有索引和附录。全集中收录不少近年新发现、披露的梁氏佚文、信件，如2012年新公开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以及汤志钧先生在日本、美国、新加坡、港澳台等地检索搜罗的海外资料，如在东京国会图书馆、明治文库发现的有关梁启超的书札、笔谈等史料。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清史编篡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给予《梁启超全集》高度评价。戴逸指出，梁启超对中国思想的启蒙、对人民的教育影响极大，他的一生都在不断探索。而国内对梁启超素有研究、可以承担编纂全集重任的，非汤志钧先生莫属。经过数十年的收集编篡，汤志钧父子不但校阅不同版本，而且精于校注，为如何编好近代人物文集提供了一条新路子。此项编校工作量大、难度也大，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外收集梁启超文稿最多、最广，校注最精、最细的全集。
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主任崔建飞指出，梁启超一生勤于著述，笔锋华丽，文辞练达，文名满天下。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300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等名著，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梁启超留下1000多万字的文章，散落于报刊、杂志以及私人藏家手中，所以编纂并出版《梁启超全集》，不仅对研究梁启超其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对晚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大有裨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张海鹏认为，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是彪炳史册的，他为政、为学独领风骚数十年，在学术、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不是简单几句话能概括的。所以编纂《梁启超全集》对于学界的意义重大，为青年学者要重新审视梁启超和他的时代，认识梁启超在政治、学术、文化上做出的贡献，提供了一个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