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地方·讲述｜寻找北京东路的意义

这是一条不到2000米的路，也是一条有着170年历史的马路。它是老上海口中的“大后马路”，也是一代人耳熟能详的“生产资料一条街”。在它和市中心其它道路一样面临“转型升级”之时，第12届上海双年展的城市项目“你的地方”中有一组“北京东路制造”将目光投向了它。

在这个以五金商贸为主的街区上，购买或许只是一种“弱联系”。要追问北京东路代表的究竟是什么，进而探寻北京东路的意义，我们仍需要一种历史的眼光。借助对历史的探寻，我们希望找到对北京东路内涵的合理概括，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人们刻板印象中“XXXX一条街”的样式。

从遛马场到五金街

1849年，今河南中路以东一段最早筑路，东端靠近当时的英国总领事馆，故初名为领事馆路。1854年向西筑至今浙江中路一段，次年命名为北京路。1876年前全程筑成。南京路是“大马路”，而北京东路连同宁波路等在内，是数条“后马路”中的一条。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载，1862年，工部局董事会通过决议，以其交通冷清，指令列入准许训练骑马的场所。到1911年，记建有顾家弄、万安里、同和古里、庆顺里、仁兴里、宋家弄、惠民里、洪德里、余荫里、纯孝里等10里弄。

这种冷清的局面，尚需一段时日才得以终止。最先兴盛起来的，仍是原来领事馆路的一段，即北京东路近外滩的街区。至1934年，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四明银行、盐业银行、浙江丝绸银行、中华银行、煤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统原银行等，相继开设于道路两侧，形成了一条中资的“金融街”。同年成立的上海金业同业公会，登记在案的金号，亦围绕北京东路周边街区展开。同时，里弄也相继建设起来。1910年代后期，又建立了福德里等4条里弄；1920年代，建立开昌里等6条；1930-1937年，建有松安里等6条。

金融之外，其他行业也随着人潮聚集而发展。譬如在文化方面，在贵州路口建有金城大戏院（1933年建，今黄浦剧场）、丽都大戏院（原贵州影剧场，1935年拆除重建），曹禺的《日出》，田汉的《回春曲》、《水银灯下》都曾在此上演。

河南中路以西，1938年在浙江中路东侧又建立浙东大戏院，专演越剧。

浙东大戏院所在的街区，以福建中路-厦门路-浙江中路-北京东路包围，1945-1956年属老闸区，其后并入黄浦区。现在，这里是1997年竣工的上海科技京城（建设时称“上海外滩京城”）所在地。这家商厦由黄浦区的国有企业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加坡长立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合资建设，现在由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及一家东莞背景的民营企业进行市场管理，科技京城则归新黄浦集团独资，门牌号为北京东路666-668号。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这里仍开设有至少两家老字号。

其一是创建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的万升酱园。业主张梓祥，江苏浏河人，在东新桥宝裕里（今延安东路福建路口）建有酱园，后又在潘家木桥（今陕西南路656号）购入40亩地，扩充了生产规模。1920年，原先担任经理的浙江海盐人张桐生执掌四家“万”字头酱园。在他的经营下，北京东路的万升酱园门市以生产“卫生酱油”闻名。

另一家也许更为有名的，则是胡庆余堂药号。它是胡雪岩在杭州开设的胡庆余堂的上海分号，最初选址于今南京东路河南中路附近的抛球场（即高尔夫球场）附近，1916年在北京东路664号建三层石库门建筑，实行前店后厂、自产自销。

1918年，在全市五金商店253户中，开设在北京路的有利昌、协昌、潘升昌等28户，五金店铺也已初具规模。到上世纪30年代，老闸区段的北京东路以旧货店、木漆工场为多，形成了手工业聚集的场面。淞沪会战后，虹口遭战火重创，原先聚集在百老汇路（今大名路）上的五金店铺受到搜刮而极度萎缩，纷纷向苏州河对岸转移。此后历经各个阶段的发展，逐渐形成沪上经营生产资料最集中、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到20世纪末，北京东路作为“生产资料一条街”、“五金机电一条街”而闻名。

灶披间里的工场

街市的繁华往往不只在于名声远扬的大店，而更在于小商铺的林立。1947年的行号图上，浙江中路-福建中路间的北京东路，漆号、铁铺、竹器店、木器店成行成列。这些商号不仅提供原料，而且往往是商店与作坊一体，接受定制，因而，在成为五金一条街的同时，北京东路更成为了手工业一条街。

不仅在街边，而且在里弄之内也常设有工场。北京东路658弄新余庆里（建于1919年）内，即有售卖金条及金饰品、五金、布匹，及提供水木油漆工程服务的商号近十家。其中，就有一家名为“同义和”的木板箱工场。其生产的木板箱多为包装之用，此可见行业之细分。这家工场位于新庆余里8号的灶披间（厨房），工作面积仅12平方米，1950年时有4名雇工和学徒工。

上海的板箱业始于1870年代，从事板箱行业的，可分为江西、湖北和江浙三大帮。而这家同义和板箱工场的老板张银山就属于湖北帮，他的手下也都是湖北人。1950年，学徒工三年学徒期工薪是两石米（约180-200斤）。各个作坊每月休息一天，活忙时则不休息。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打响，许多医疗器械要被运送到前线。从注射器到手术台，这些器械运输前都需以木板箱包装，以免损坏。“同义和”的工人往往每日白天工作十小时，晚上也要加班加点做到九十点钟。

木板箱的材料存放在码头和火车站的仓库风干，需要时，由两名学徒工手推老虎车前去拉货，完工后再送货，最远时需从北京东路往返真如火车站（今上海西站）。北京东路此时交通已十分拥挤，道路又狭窄，规定早上7时以后推车不得进入，工人们或起早贪黑，或推着货物勉强穿行弄堂之间。若在夏季，老虎车的铁轮容易陷入融化的柏油路面，推起来就更加吃力。

手工业者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凭着“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的信念，往往只以自己的工种技能谋生。少数上过小学已属难得，甚至有些老板自己也不识字。张银山就是一名文盲老板。反过来，那些识字的工匠占有优势，往往更多从事开发票、收货款、量尺码等与数字和记录相关的工作，略可免于重体力劳动。与客户熟悉之后，工场往往只需知道货物的品类，即可按之前测过的尺寸和用料进行制作。这样，许多生意通过电话就可进行，不必再上门测量。

1949年后，为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减少文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里弄和工会举办业余夜校，招收工人，教授小学程度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学科。但由于经费和师资，尤其是师资的出身问题，有时不能持续。1951年北京东路里弄在厦门路举办夜校，随后不久语文教师便作为“暗藏反革命”被揪出，历史教师则因曾是米店老板而被解职，夜校也就不了了之了。

工会组织与公私合营

1951年下半年，上海手工业工会发展到老闸区的北京东路，依靠工资收入的工人一般都能参加。工会组织成立以后，各个行业都制定了工资标准，板箱业学徒工第一年10个折实单位，次年20个单位，第三年30个单位。老师傅分1-3等，头等工99个单位，二等84个单位，三等69个单位。一名学徒工的工资收入在当时可维持一个人中下等的生活水平。

折实单位是新中国在1949-1956年间实行的以实物为基础的计算工资的单位，以保证职工生活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实物种类开始只有粮食一种，以后逐步发展为粮、布、油、盐、煤5种实物种类，其权重由各地制定，数额定期公布。上海每1个“折实单位”相当于白粳米1升、十二磅龙头布1尺、生油1两、煤球1斤的时价之和。1955年全年，每个单位的牌价都稳定在5525元（人民币旧币，合0.5525元）。

1952年，“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报”）在工商业展开，发动工人进行群众斗争。《吉林日报》1952年2月17日载《上海奸商王康年、张新根、徐苗新等丧尽天良 盗骗志愿军药物的巨款 把臭肉当好肉卖给志愿军吃》，即是其中的反面典型。“五反”运动中，将资本家划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种类型，实行区别对待，根据确定的类型，对老板做出不究、罚款直至法办的处罚。专责包装的“同义和”，老板被认定为基本守法户，不予追究。

1953年抗美援朝停战以后，医疗器械生意萧条，“同义和”也每况愈下。要维持日常生活都捉襟见肘，工人仅能糊口，已开始停发工资，拖欠最长者有11个月之多，少的也逾半年。在工会的调停协商下，老板张银山一家八口人和职工一样在店里吃饭，职工工资则按收入额和工资比例折合发放。工人自己记账，自己去南京东路的手工业合作社为工场寻找新的订单来源。

除了开展政治活动和会议，工会也为工人提供了度过业余时间的场所，组织夜校提供文化培训；每晚还有人值班，协助解决劳资纠纷。1950年10月1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成立，提供了文化娱乐和体育运动的场所。胡庆余堂也组织了自己的乒乓球队。据说那时，徐寅生也有时代表胡庆余堂参赛。店里生意清淡的时候，观看比赛成为工人打发业余时光的首选。工会的活动经费，由各单位按经营业务的收入额比例缴纳。

“同义和”的工人艰难维持，直到1956年。当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其中规定：对小商店，“不论他们是已经合营的或者是尚未合营的，都应该按照全行业统筹的原则，安排他们的营业”。“同义和”的3名工人，很快就在统一调度下，调往位于当时卢湾区泰康路的胡福兴板箱厂。北京东路上更多的五金业和手工业者经历了相似的境遇，而工会干部则纷纷被派到私营商店做公方代表。

“手艺”的想象与现实

我们今天回望北京东路，期望从中提炼某种符号和概念时，不难发现，五金原材料所面向的工业生产、建筑施工构成了北京东路粗犷一面，而几乎绝迹的木工店以及兴起并在衰落中的电子元件市场，则构成了小作坊与“手艺活”的面向。虽然我们也知道，开埠后上海的五金业，相当程度上诞生于服务外国轮船的需求，从而与一般的铁匠铺有所区别；即便如此，五金与木工、油漆行杂处的局面，仍在激发今天人们对“手艺”的想象。

而将上述这种想象放置在“同义和”这样1950年代的小型工商业境况中考量，则进一步向我们呈示出“手艺人”的具体形象。无论这些手艺人是将原材料加工制成成品，还是提供设计、维修、定制一类的服务，乃至是从事翻新之类的活计——一个多世纪以前，上海早期的机械工场和五金商店主要进行的就是这类零件翻新的工作——手艺人，总是以一种娴熟的姿态与其所擅长处置的“物”共同被呈现。

在“手艺人”和物料之间，形成了一种联合的关系，也让他们成为“靠天吃饭”、惧怕荒年的农耕社会中的“异类”。但与此同时，“手艺”并非某种“逆天改命”的超能力。在1950年代社会转型期的手工业情境中呈现出的，是它同社会结构的紧密嵌合。手艺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不可预测之“天”，却更加深刻地受到社会动向的左右。人们完全可以说，除了制作出的产品之外，“手艺”同时也是在支持并生产一类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进而生产出对其手艺的需要。

现在，当北京东路那些主要的顾客转向在线购物，从物资的生产地直接采购他们所需的样品、零件时，他们的喟叹也许会少于那些路过的人们。也许，过路人那些多出来的喟叹，应该送给那些以一种“换血”与“植入”的面貌出现的生硬“改造”，其目的据说是让北京东路变得具有“文化”气息。

然而，文化，从其参与者来说，并不排斥五金、电机或是木工那些行当的从业者，而从其内涵而言，当然也应包含对“手艺”的想象乃至各种“手艺”本身代表的那种社会关系。

如果说现在的北京东路是没落的，那并不只是一种经济上的没落，而是手艺人的隐退——他们已日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之外。手艺人的这种隐退构成了“手艺”的现实。如果说，那些在高档商场中动辄花费数百元，以获得某种“体验”的人们，代表了对“手艺”的想象；那么相比之下，人们可以并更应当重拾的，或许是作为手艺人及同手艺人打交道的宝贵“经验”。

（本文使用了对1950年代板箱业劳动者的采访记录和所写的回忆材料。）

参考资料：

《黄浦区地名志》

《上海市地名志》

《上海工运志》

《上海日用工业商品志》

《上海二轻工志》

《上海木材流通志》

吴文俊：《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

俞克明、黄金平、郭继：《建国后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阶段及特征》，见《上海城市的发展与转型》，上海书店，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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