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侃如︱评几种当代欧亚文化综述类读物的质量
这几年，随着“一带一路”概念的推出，各种以之冠名、作为卖点的图书层出不穷。然而，短时间内纷纷出炉的此类图书，质量到底如何呢？经贸、政治类书籍超出了笔者的专业范畴，不敢妄评，本文所涉及的，仅为笔者比较熟悉的题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风俗。以笔者迄今所见，单从行文来看，这类一般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都还算严肃，但如果深入考察内容，则不免令人失望。
一个“好用”的反面典型
《一带一路旅游概览》
《一带一路旅游概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编，中国旅游出版社，2015年版）就是一个“好用”的反面典型。为什么这样说呢？且看如下一段话：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合作与交往源远流长，双方民众素来怀有友好感情，双方发展旅游合作有着很好的民意基础。作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哈萨克斯坦有着灿烂的文明史和独特的自然景观，其古老文明、伊斯兰文化、西部高原、戈壁景观、独特的风俗人情均对中国游客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而中国的海滨度假、中医疗养、传统文化、现代都市风貌深受哈萨克斯坦游客喜爱，双方开展旅游合作互补性强，潜力巨大。（29页）
这段话本身似乎没什么毛病，然而把“哈萨克斯坦”改成“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后，分别出现于33、41、45、49页。“而中国的海滨度假、中医疗养、传统文化、现代都市风貌深受哈萨克斯坦游客喜爱，双方开展旅游合作互补性强，潜力巨大”这句，其中的“哈萨克斯坦”改成“阿富汗”“巴基斯坦”“不丹”“尼泊尔”以后，又分别出现于121、127、131、145页。
又如这段关于马来西亚的介绍：
在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中，栖息着濒于绝迹的异兽珍禽，如善飞的狐猴、长肢棕毛的巨猿、白犀牛和猩猩等，兰花、巨猿、蝴蝶被誉为马来西亚的三大珍宝。（83页）
短短一段话里，错误集中出现：狐猴并不是马来西亚特产，而是马达加斯加特产；白犀产于非洲大陆，马来西亚只有苏门答腊犀；至于“巨猿”，现今世界只有四种类人猿可以称“猿”，生物学上说的“巨猿”是一种史前动物，而如今分布在马来西亚的类人猿则是长臂猿和猩猩。也不知编者依据的是何种资料来源。
不通语言的语言手册
下面这本书的情况，更为难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杨亦鸣、赵晓群主编，江苏高校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高等研究院、《语言科学》编辑部组编，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这本得到国家语委重大项目“语言文字能力建设与文化强国的关系研究”等基金支持的书，对各大语言的介绍还中规中矩，一旦涉及小语种，则很不乐观。
此书介绍摩尔多瓦语时，关于 “使用西里尔字母的摩尔多瓦语示例”样本，是一段俄文：Спасибо вами сердцем и рукой（251页），这其实是苏联时代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我喜欢》俄语原作中的一句，“谢谢你的心和手”，而且原文的вам和и两个单词被误合在了一起。
介绍哈萨克斯坦时，该书称：“在哈萨克语中，手抓羊肉名为‘别什巴尔马克’，意思是‘手指’，即用手来抓着吃。”（134页）然而哈萨克语的бесбармақ，按普通话对音应为“别斯巴尔马克”，即“五指”的意思，确实指的是用手指抓着吃，但吃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肉，而是油焖大面片，配洋葱和肉之类的配菜，肉也不一定是羊肉，比如笔者2017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旅行时就曾吃到过配马肉的。
介绍阿塞拜疆语时，该书所给的阿塞拜疆文样本，一切在普通拉丁字母形态上变化形成的字母，ə，ü， ı，ğ，ş，都没打印出来，成了普通的拉丁字母（29页），该书提到，国内已有五所高校开设阿塞拜疆语专业（32-33页），其中的三所国家级综合性大学或外语类院校，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年开设阿塞拜疆语时，曾明确宣布这是中国第一个阿塞拜疆语专业，北京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的网站上则根本没有本校开设阿塞拜疆语专业的说法（北大2017年秋季学期有公共阿塞拜疆语课，只是一门全校公选课；西安外国语大学方面，笔者尚未查到任何相关信息），不知此书所据为何。
介绍格鲁吉亚时，该书说格鲁吉亚人分为三大部族，“卡特人、美格里安人和斯万人”，然而就在同一页，上一节说“美格里安人生活在西部塞末格力罗省”，下一节出现的地名就成了“塞米格瑞里欧” （125页）。根据“美格里安人”这个称呼，可以断定是英文的Megrelian。他们的主要居住地，格鲁吉亚语称作Samegrelo，也就是英文习见的Mingrelia，俄文的Мегрелия，中文原先多译作“明格列里亚”。查诸格鲁吉亚地图，“塞末格力罗”和“塞米格瑞里欧”，可能对应的地方只有这一处。具体到该书，且不说译名应当尽量使用通名，同一页译名两出就很不妥。
所谓“卡特人”，这个名词本身就实在古怪。格鲁吉亚民族的族名，内地习惯用的译名“格鲁吉亚”，是按照俄语翻译的；如果按格鲁吉亚语本名翻译过去，叫“卡尔特维利”。格鲁吉亚境内，格鲁吉亚族人说的语言主要有三种：格鲁吉亚语、明格列里亚语和斯万语。除了有自己语言的明格列里亚人与斯万人之外，其他格鲁吉亚族人并没有一个按语言的总称。所以把“卡特人”跟“美格里安人”（即明格列里亚人）和“斯万人”并列，很令人费解。和“卡特”这个字眼最接近的格鲁吉亚地名“卡尔特利”，只是说格鲁吉亚语地区的一部分，“卡尔特利人”不能包括所有母语是格鲁吉亚语的人。而且这段里还说“卡特人”“主要居住在西部，如卡海迪安人……”，但实际上，母语是格鲁吉亚语的人在格鲁吉亚分布最广，遍及东西。所谓“卡海迪安人”，也就是同一页上此段下方译为“卡海缇”那个地区的居民，他们的居住地Kakheti省，就位于今日格鲁吉亚最东部。而卡尔特利则是格鲁吉亚中东部省份。至于明格列里亚人和斯万人，只是格鲁吉亚西部，分别拥有一个省大小土地的小分支。
介绍亚美尼亚语时，该书给出了两句亚美尼亚文范文：
Ես քեզ կարոտում եմ
Ինչպե՞ս եք
没有句末标点符号，译文为“我好想你，你好吗？”然而，在亚美尼亚语里，没有句末标点意味着句子未完结。第一句在亚美尼亚语里更常见的说法，是Ես քեզ եմ կարոտում，语序略有不同。而且前一句的人称代词是第二人称单数，第二句的动词则是第二人称复数或敬语，等于“您好吗？”或“你们好吗？”
关于亚美尼亚的介绍，书中提到所谓“亚美尼亚马米科尼扬家族其祖先是中国三国时期迁居亚美尼亚的中国人马抗”（364页），中文资料出处据说最早见于苏渊雷先生某文章，然而笔者遍索不得。对亚美尼亚的马米科尼扬家族起源，根据亚美尼亚学界一百多年来的研究，基本达成共识，早已不再讨论：马米科尼扬家族所来自的Čenk`，实际是北高加索的车臣；Čenk`与亚美尼亚语的“中国”Č`inastan，只是词源的发音相近。亚美尼亚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的各种附会，包括马米科尼扬家族来自中国的说法，可能正是源于这一点。此外可能还有政治原因——把自己的起源说得离本土越远，外人就越莫测高深（这方面比较简明的文章，见Robert Bedrosian, “China and the Chinese according to 5-13th century classical Armenian sources”, Armenian Review, vol. 34, No. 1-133, 1981, pp. 17-24）。
至于“中国人马抗”这个说法，在国外学界可谓闻所未闻。而中国方面，上世纪三十年代张星烺先生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时，研究尚未深入，故将“马米科尼扬家族来自中国”一说收入备考。近年来此说似乎又有流行，则是中国与中亚的交流扩大，但水平并不高明的体现——本世纪初《环球时报》某篇题为“马超后代扎根亚美尼亚”的报道（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68/16697/1469716.html），似乎也促进了它的流行，2017年8月15日笔者参与的北京香山相关会议上，与亚美尼亚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的中方大学校长对此也信以为真。
该书提到，1828年土耳其将东亚美尼亚割让给沙俄（362页）。事实上，割地给沙俄的不是土耳其，而是波斯。1828年，波斯与沙俄签订《土库曼恰伊条约》，将埃里温（今亚美尼亚首都）与纳希契万（今阿塞拜疆飞地）割让给沙俄，而在两年前签订的《古利斯坦条约》里，波斯则将巴库、卡拉巴赫等地割让给了俄国。该书阿塞拜疆部分明明已正确交代，这两个条约是波斯与俄国签订的（30页），这里却出现硬伤，这是编辑统筹的问题。
该书又提到，亚美尼亚人名结构是“教名+父名+姓氏”，父名一般有-vich作为后缀，表示“某某之子”（364页）。事实上，这只是比较俄化的姓名表达法，在亚美尼亚人名俄译时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亚美尼亚人，尤其是海外亚美尼亚人，并不经常使用父名，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尤其低，只有当面对某人仿效俄式称呼的时候，才可能用“本名加父名”的说法。亚美尼亚语里父名也不用斯拉夫语的“维奇”后缀，而是用亚美尼亚语的属格词尾。
以上这些，肯定不是此书相关章节的全部问题，因篇幅和时间所限，权做如上点评。
抄袭百度百科、学舌港片导演
《一带一路名城志》
又比如，《一带一路名城志》（王胜三、陈得志主编，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其“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线国家卷”乌兹别克斯坦一章，介绍撒马尔罕时称：
“撒马尔”在乌兹别克语中意为“肥沃”，“罕”在乌兹别克语意为“土地”，“撒马尔罕”意为“肥沃的土地”。耶律楚材说：“寻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饶故名之。” （第4页）
然而，“寻思干”实际是撒马尔罕突厥语古名Semizkent的音译。而Semizkent则是对译此城的波斯语名字Samarqand，至于Samarqand又源于粟特语，qand，kent，都是粟特语kanth“城镇”的音转。
阿富汗章“赫拉特”一节和伊朗章“马什哈德”一节，分别提到：
15世纪末，高赫绍德女王在此（赫拉特——笔者注）修建伊斯兰经学院并传播伊斯兰文化……（64页）
西北郊有加瓦尔·沙德皇后墓和6座尖塔。……城北以15世纪波斯艺术家的名字命名的比扎德公园，有500年历史。园中有帖木儿的儿媳高哈尔·萨德的陵墓，建造精巧，蓝色拱顶别具一格。（66页）
在沙哈鲁时代，马什哈德成为帖木儿帝国的主要城市之一。1418年，帖木儿的妻子古哈尔·沙德提议在伊玛目里达陵墓旁建造一座壮观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今天被称为古哈尔沙德清真寺。（68页）
其中的人名，高赫绍德、加瓦尔·沙德与古哈尔·沙德，都是同一个波斯语复合词：Gawharšād，即沙哈鲁的皇后。一个人名几乎出现几次就有几个译法。
伊拉克章“巴格达”一节称：
在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就提到了巴格达（意为“天赐”）为一重镇。（109页）
如果巴格达的意思确实是“天赐”，那么就是古波斯语的baga+dāta。而西亚的伊朗语民族大概要到公元前十二世纪才从北面进入伊朗高原，来到两河流域只可能更晚。
又称：
巴格达亭建在Topkapi宫皇帝的花园中，位置最适宜眺望城市和海峡景观。建筑基本上成为平面对称形，中央穹顶的直径9m，三面有门，在四面布置有四个突出的空间。除中央的穹顶外，建筑的屋顶相当平缓，形成很深的挑檐，由围廊的22根圆柱支撑。伸出屋顶的尖塔实际上是暖炉的烟筒。建筑的内部用彩釉面砖、贝壳和象牙等材料装修，品质尊贵，是同类建筑中的精品。（111页）
巴格达是一座内陆城市，海峡是从哪里来的呢？对地理稍有了解的人，不难知道这里写的实际是托普卡帕宫（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内的“巴格达亭”。随手上网检索就会发现，这段介绍和百度百科“巴格达”条目内的介绍基本一样。但百度百科相关内容，是2011年已经编辑好了的。
继《一带一路名城志》之后，2017年年底，同一位主编、同一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一带一路山川志》。遗憾的是，后出并未转精，与前著最多同一水平。《名城志》有五卷，而《山川志》只有一卷，然而单单这一卷，信手就能挑出不少错误，涉及编校印刷各个方面。下面略举几个例子。
“塔拉斯河”词条称：
自唐及清，有同名之城于河之附近，即今中亚布尔城。（62页）
“布尔城”系“江布尔城”之误。但“江布尔”只是这座城市1938-1997年之间的曾用名（1992年还曾经改过标准拼法）。到此书出版时，塔拉兹（这是此城名称现在的标准译法）城恢复原名已二十年。看来此书编写时用的还是至少二十年前的老资料。
“贝加尔湖”词条称：
俄语称之（贝加尔湖——笔者注）为“baukaji”源出蒙古语，是由“saii”（富饶的）加“kyji”（湖泊）转化而来……（82页）
事实上，这些拉丁字母根本不是俄文或基里尔蒙古文的转写。贝加尔湖的俄文名Байкал，正确的拉丁字母转写应该是Baikal或者Baykal。两相对比，不难看出，上文所引拉丁写法，应该是因俄文字母形近导致的鲁鱼之误。同样，后面的saii，似乎是斯拉夫字母бай，而kyji则是кул，但这两个词并非蒙古语，而是突厥语。
“阿拉湖”词条说：
唐代诗人李白就出生在阿拉湖湖畔。（88页）
而 “楚河”条分明写着：
据考证，唐代大诗人李白出生于楚河河畔的碎叶城。（61页）
且不谈李白出生于碎叶之说，自郭沫若考证以后基本已被接受；就是同一本书里前后所言不同，也足够说明统筹校对不精。毕竟楚河河畔的阿克贝希姆（碎叶）遗址和阿拉湖相距几百公里，两说不能并立。
“巴达克山”词条（142-143页）是我认为此书中最离谱的错误。“巴达克山”是波斯语Badakhshān的清代音译，多见于有关乾隆平定大小和卓之叛的清代文书，位于今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东部，是两和卓兵败逃亡并最终被杀的地方。此书中已经收录了此地名的元明两代音译“巴达哈伤”与“八答黑商”，以及当代标准音译“巴达赫尚”——无论阿富汗的巴达赫尚省，还是塔吉克斯坦的戈尔诺（或意译“山地”）-巴达赫尚自治州，当代标准音译都是统一的。不可思议的是，该书编者丝毫没有意识到，历代此地名的汉译中的“山”字都是音译而非意译，竟将“巴达克山”描述为“新疆至印度所经路线上的一座重要的山峰”，并屡屡单独使用“巴达克”。如果他去查阅一下海拔、坐标等相关消息，就会发现，“巴达克山”分明是一片地方，而不是什么臆想出来的山峰。
“厄尔布尔士山脉”词条说：
厄尔布尔士山脉过去曾以希尔卡尼亚虎而闻名，但现在这种虎已经很稀少了……（149页）
“希尔卡尼亚虎”，英文即Hyrcanian Tiger，这是里海虎，或称高加索虎、新疆虎的一个别名。这个虎亚种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告灭绝。
“库赫鲁德山脉”词条说：
亚兹德是拜火教文化的中心，金庸在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所描述的明教就是伊朗的拜火教。拜火教，起源于波斯，又称琐罗亚斯德教，中国史称祆教，火祆教……（150页）
首先，“拜火教”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一神教对祆教的惯称，带有贬义，已为于古有征的“祆教”或现代音译的“琐罗亚斯德教”所取代。其次，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借杨逍之口明言，明教“本名摩尼教”。摩尼教公元三世纪才由摩尼创建，而祆教至少于两千五百年前波斯帝国时期就已存在。至于“明教就是拜火教”的说法，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晶执导的电影《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中的一句开头旁白。对娱乐电影，学者不必过多计较，但学术出版物犯下这样的错误就令人费解了。
“高加索山脉”词条，谈及高加索的印欧语民族时称：
奥塞梯人……曾先后称为西徐亚人，苏美尔人，阿兰人。（160页）
现在中文学界称为“苏美尔人”的群体，或者讲苏美尔语的人群，曾生活在两河流域，但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就已趋于消失。他们的分布与北面几百公里外的高加索地区基本无关，苏美尔语也不是印欧语。笔者怀疑，这是对操伊朗语的“奇姆美利亚人”（Cymmerian，用王以铸译希罗多德《历史》中的译法）或 “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的误译。
“喀拉湖”词条称：
喀拉湖湖畔建有帕米尔山庄，供游人住宿休憩。湖东面矗立着“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西面雄踞逶迤不绝的萨尔阔勒山脉……（225页）
这个词条为塔吉克斯坦的喀拉湖而建。但是，慕士塔格峰位于中国新疆，“萨尔阔勒山脉”就是长期以来中国与苏联/塔吉克斯坦实控线上的萨雷阔勒岭。至于“帕米尔山庄”这样的建筑，据去过塔吉克斯坦喀拉湖的友人告知，该湖位于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边境附近，非常荒凉，湖畔只有吉尔吉斯牧民的毡房。可以肯定，这是把中国的卡拉库里湖与塔吉克斯坦的喀拉湖弄混了，这两个湖泊的柯尔克孜/吉尔吉斯语名称是相同的，为了区别，汉译时采用了不同译法。不幸此书编者不察，张冠李戴了。
此书中出现的外文专名，所涉地域广阔、语言众多，但在提及各地名的时候，原文的转写及拼写极其混乱。上文已经说到，涉及“贝加尔湖”的俄文及斯拉夫基里尔字母文字，全错成了形似的拉丁字母。而下面这个错误，则属于众多错误中相当显眼的一处：“凡湖”词条的土耳其原文拼作Van Golu，而下一页“图兹湖”词条中，土耳其文拼写就成了Tuz Gölü（231、232页）。相连两页的土耳其文“湖”的拼写，就出现了Golu、Gölü两种情况。
过于简单机械的思路
《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战略规划研究》
最后再来看《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战略规划研究》（魏清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此书是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外语专项西南民族大学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英语世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译介与研究”项目成果，而作者所做的工作，是将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典籍”尽数罗列一遍——其中关于撒拉族的典籍《古兰经》，作者做出了如下评价：
将这部古老的典籍翻译成多种外语，让全世界共享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必定会赢得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认同和尊重。（49页）
这种表述令人啼笑皆非。不说伊斯兰教流行地区，西方外译《古兰经》，有据可考的历史也已有六七百年。就算非西方国家，难道没有通晓阿拉伯语或其他语言的人，又何劳中国人再译成他们的语言呢？
此后，相连的两页（186-189页，186-187页），左页写道，全世界的孔子学院分布在一百二十五个国家，右页则统计了 “以上与中国有着较密切的经济、外交、地缘政治等关系的152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名称。其中列出了伊拉克的库尔德语，索马里语，不丹的宗卡语——但看过前面的统计则会发现，这三国都没有孔子学院；而设立了孔子学院的国家官方语言里，又至少缺了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
在这一统计基础之上，作者得出了结论：“与中国关系密切的152个国家，共使用阿非利卡语等81种语言作为各自的官方语言。为了将少数民族典籍输出到这152个国家，需要翻译为上表中的81种外语。”并发问道：“现阶段，我们是否有能力将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为这81个外语语种？”
问题似乎很严肃。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则是：这八十一种“官方语言”，统计得并不准确。比如，南非承认十一种官方语言，津巴布韦也有三种，但表格里出现的，南非只有阿非利卡语、祖鲁语、“库萨语”、“斯佩迪语”和英语——“库萨语”，正式译法应为“科萨语”，而“斯佩迪语”又译作“北索托语”。至于津巴布韦，作者只列出了英语，绍纳语和恩德贝莱语都付之阙如。
那么，这些官方语言在各国实际生活中，到底享有何种地位呢？就以南非的十一种官方语言为例，英语之外，流通范围最广的阿非利卡语，覆盖人口也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剩下的九种中，流通程度最高的祖鲁语，则只能覆盖总人口过半数（见这些语言的维基百科英文词条）；其他的又次之，多数只是某大部族及周边语言。此外，不是官方语言的语言，却可能在现实中发挥着比官方语言更强的流通功能。如独联体各国，多数并未将俄语作为官方语言；但在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中，虽然外交部和驻外使馆都配备有懂该国第一或唯一官方语言的工作人员，多数时候使用俄语也就足够了，哪怕官方活动也不例外；非官方交流就更是如此了。又比如西非诸国的豪萨语，北京外国语大学很早就因其实际功能而开设了专业，但它迄今并未成为任何一国的国语。这又该如何考虑呢？
该书作者思路之简单机械、脱离实际，在这几页中，有了充分体现。
结语
近年来一带一路话题类图书的乱象，至此已展示得足够多了。问题成因，既有参与者知识结构上的硬伤，也有工作态度的不认真，还有对相关书籍、科研项目的认识不清晰、定位有问题（比如“旅游手册”只涉及持外交和因公护照的中国公民）。如果连“国字号”图书质量都如此糟糕，那么，读者会受到多少误导，又如何能够做到让中外互相了解呢？
迄今为止，笔者所见过的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文图书，整体水平最高的还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列国志”系列。这个系列的首要优势就是覆盖全面。虽然各卷编纂者未必都很了解相关国家/地区的语言和实况，至少态度认真，中外文资料、数据引用都有比较可靠的来源、出处，绝对不会出现把俄文当成摩尔多瓦文、随便相信民间传说乃至自己过度发挥，或是抄袭百度百科这类问题。
另外，本文涉及的图书，出版时间截至2017年。而2018年上半年，国家社科基金正式设立了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重点围绕对国家战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研究投入不足的基础学科，涵盖边疆史、历史地理学、地名学、中小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别史、周边外交及中外交往史、少数民族史、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语小语种等学科领域。不知在这个研究专项设立前，有关部门是否已经对本文涉及领域的情况有所了解——但愿它能够得到认真实施。毕竟，中外文化的交流，靠的只能是有眼有心的了解、真诚平等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