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16年时间写成《沙井村纪事》,留住一个无名村庄的变迁

2019-01-26 11:30
北京

采访、撰文 | 杨焱雯 赵霖萱 林承峰 

指导老师 | 张慧瑜

人生重要的事情不是我们遭遇了什么,而是我们记住了那些事,如何铭记。——马尔克斯

我们记录了一顿餐间及前后谈话,

胃里消化着田野菜,

脑中回味着她与乡村的故事。

沙井村,北京城西北角的一个普通村庄。经历两次拆迁,最终被安置在东六环路的近旁。延续了百年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红砖楼房。耕田、养鸡鸭、蹲在墙根唠嗑的久远午后,在新物业入驻、“村改居”落实后,都囫囵吞枣地被抛掉。

沙井村将和无数的中国村庄一样,成为被遗忘的历史。

村民史庆芬拒绝被遗忘。

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74岁老人,因为与丈夫杜槐结婚,从娘家顺义区东马各庄村搬到沙井村来。从村会计到妇女主任再到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史庆芬这辈子似乎离不开与自己家乡有关的工作。在日复一日的基层工作中,她与沙井村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

“之前有不少外国学者来考察,访问几个礼拜又走了,写出言之凿凿的经济考察、社会学调研,我作为村里的一个人,天天生活在这里,为什么不记录下来?”史阿姨说。

因此,她开始从各处收集有关沙井村的各种资料,用16年的时间写成《沙井村纪事》一书,留住了这个村庄的变迁。

图为《沙井村纪事》

「村庄搬迁,退休写书,都是高兴的事」

写书的源头是什么?

听到问题,史庆芬脱口而出:“中国有句老话,叶落归根,就想给村子留下点什么。”

那现在还是很怀念乡村吗?她再次快速作答:“现在生活很好嘛。”

北京深秋的上午十点,我们和史庆芬及她的丈夫在她家沙发上团座,暖融融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史庆芬老人一边解开脖子上彩色的丝巾,一边和我们聊天。她对于一连串与写书相关的问题,回应积极而明快。问中途有没有遇到困难,“没什么困难呀”;问家里人是否支持,“大家都很支持,很支持”;问写作的一些具体细节,她麻利地从书房翻出一些旧年的账簿“这是当时搜集的纸张,看上面这行……”

图为史庆芬家客厅墙壁
客厅的墙壁像一长列整齐陈列的红色纪念馆,跺针跺的毛主席肖像画、个人的荣誉奖杯、二老的书法绘画,依次码在墙面。来之前我们被告知,史庆芬是在旧村子被移后“为了怀念而写书”,我们原以为,这会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斗争的故事。阴差阳错地,我们的对话离原本的设想越来越远。

“您退休后,什么触动您开始写书?”我们挣扎着继续挖掘素材。

“啊,不是的,我是为了写书才在2007年提前退休的,攒资料是从1996年。”说这话时,老人好像被带回了写书的时候,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充满了诉说的欲望“那会儿就想,一定要出一本属于自己村子的书,由我们自家人书写。所以要把时间完完整整空出来,不然我还得在村委会干好几年呢!”她把准备递过来的橘子搁在茶几上,起身带我们去她的书房参观。 

书房的桌子上摆着一台电脑,史庆芬熟练的开机、连网、打开博客给我们看。

学会用电脑是一件她觉得特别自豪的事。最初三十多页的手写草稿经不住反复的改动,62岁的史庆芬一咬牙,开始自学打字和制表。她把这个称作“一种使命职责”。最开始,她得不停地抬头、低头,将键盘与墙上贴着的自制表格对应起来,一个个地戳大小写字母键,眯缝眼睛对照贴在案头的yuan、yun、ying声母韵母的拼音表。慢慢地,史庆芬的打字技术熟练起来了,于是她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要打2000字、明天后天就得一天打2500字。

她抬起手臂,自豪地指着贴在墙上的拼音表给我们看,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写书的时候,七点来钟,一般早晨吃完早饭以后,坐着就打呗。作息基本上跟上班一样,但白天都是去外面跑资料,所以晚上打的多,能打到10点、11点。”

图为史庆芬向我们展示自制拼音表

我们从书房边看边转回客厅,史庆芬则拐进厨房蒸中午要吃的红米饭,再在锅里煨上藕汤,顺便催促一直在旁边听的老伴去“买点饼回来,怕孩子们饭不够吃”。

「生活即是忙碌、责任与爱」

在这谈话的间隔,我们翻开茶几上放着的 《沙井村纪事》一探“真迹”——

和专家学者书写的“大历史”不同,史庆芬的书语言质朴、亲切,细节更多、更真。她记录了沙井村1948年到2008年间大大小小的故事,在她的笔下,每一个村民都有名字,无论是改革开放的大事,还是村民互帮互助的小事,都有村民自己的故事和叙述融入其中。这都是外来者得不到的珍贵材料。

按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们(外来的学者)只是从浮浅的表面缝隙中看沙井村,我想也是粗糙的。只有我们身临其境的人才有真正的发言权。”

自费出版《沙井村纪事》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一本原版,一本通俗版,两本书一共花了将近10万,为此,夫妻俩前后攒了5年的工资和生活费。她掰着指头一个个算过来,为了写书,一个月的电话费就要1000多元,村委会说要给她报销,史庆芬回绝,“这个是村委会的钱,也就是大伙的钱,我给大伙写东西不能再花老百姓的钱。”于是,她和老伴就凭着两个人一个月4000元的工资,硬是攒出了两本厚厚的乡村志。

在写作《沙井村纪事》时,史庆芬保持着做村会计时就有的认真严谨。为了拍文物馆馆藏的舂米的石臼、双马陶的图片,她前后跑了兴南里8次;仁和镇的档案馆更是她常去的地方,每次去,她都得从一摞摞书里挑出来需要的资料,把对应的页码记在纸条上,请工作人员帮忙复印,这样的纸条至少攒了一个文件夹。

图为史庆芬所收集的部分资料

文件夹里的纸条已经泛黄,却仍旧整洁有序。虽然纸张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发黄、变旧,但史庆芬仍旧把这些资料都当作宝贝一样收着,一点儿都不舍得丢。

前几年有人送了她几本别村的村史,她拿来翻了翻,顿时就生了一肚子气。在这些由一家商业公司出版的村史里,连村干部、烈士的名字都被弄混,每个村的村史内容就好像是复制粘贴一样,千篇一律、胡说八道。说起这个,史庆芬显得特别愤怒,她觉得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更是对每个村的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这样写成的村史还不如不写。

日头渐渐变高了,时针转向12点,我们聊起了她现在的生活。听到“晚年”二字,在厨房忙碌的史庆芬探出头,笑道,“有人说老年人得服老,我不喜欢这种说法。参加学习啊、公益啊、写作啊,我能做的还多着呢!”

在我们欣赏史庆芬的书法作品时,史庆芬的老伴买完摊饼回来了。最后一道菜“柳树芽叶拌豆腐”也端上了桌。

我们一边吃一边听她讲参加“农业学大寨”学习的经历。1975年,政府组织党员干部去普陀山大寨学习,史庆芬被选中参加。她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那时候的景象:“人人都拿一个大瓦罐去山上干活,里面装了玉米面、白菜土豆切成块的囫囵大锅烩,连饭带汤就是中午在山上的伙食,一去就是一天。”史庆芬直言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忘。“当真是‘公盖普陀,绩铺大地’。他们那时工作都是没要工资的,多苦啊!真是一心为公、毫无杂念的精神。”这次学习给史庆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到现在,她还惦记着再去看看那片梯田。

顷刻间一盘菜空了,史庆芬的老伴放下白酒杯,说:“我们也是在这种精神下成长起来的。为人民服务啊!”史庆芬笑着应,“还真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史庆芬给我们舀了汤,又夹了肉递过来,“我俩这两年到处去旅游,台湾、沈阳、青海都去过。”提到和老伴儿的故事,史庆芬突然不好意思起来,“我俩哪里恋爱过呀,就是相亲。”史庆芬那会儿也才23岁,本来没想着结婚。谁知见面之后,过了一年,在两家人提前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男方突然从部队请了婚假、带着介绍信回来,直接说“要和我结婚”。其实那时史庆芬也就和对方写过几次信,连人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当时我当干部的哥哥就和我说,他这是请了婚假的,如果不结婚就回去,那是欺骗部队,要受处分的。我一心软,就稀里糊涂嫁给他了。”史庆芬一幅上当受骗的口吻,但脸上的笑意却挡不住,坐在她旁边的老伴儿更是满脸笑容看向她。

史庆芬又夹了几块饼到我们碗里。今年是老两口的金婚,史庆芬找了家老照相馆,拍了全家合影,做成影集,起名“全家人的时光”。

后来我们看到了影集,民国画面的布景中,墨色的衣袖上勾勒着花纹,上面还有模仿溪水的象牙色波纹,闪光的鲤鱼在水流里翻筋斗,水面上漂着腊梅花瓣的地方都圈起了银色涟漪。史庆芬的脸上涂了一层润泽,眼眸中闪烁着黑色漆器般的光,她笑容甜蜜,和身旁晚辈姑娘们没有两样。

原来时间也会出现意外,在这间屋子里留下青春永恒的片段。

「书写:绵延的生命力」

收起了饭桌、碗筷,史庆芬沏了一壶茶,又坐回了客厅的沙发上。

她提到自己看过的一本书《农民的终结:不再遥远的话题》,这本书是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写的一本著作,并和我们分享书里的感悟。她一直说自己记录的“只是生活经验而已”,也许她自己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沙井村纪事》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突破话语权的边界,让普通人同样拥有“书写的力量”。

如果不写,子孙后代能记住的只是“沙井村”这个代号而已,过去将随着老一辈人的去世而被永远遗忘。沙井村至多只会是外国学者研究中的一个统计样本,村庄没有故事,它的百姓没有名字。

如果不写,村民们察觉到的时光在变迁里造成的细微而又令人心碎的破坏,又何处寄托呢?对任何一个有着清晰乡村记忆的人来说,这种破坏都会是一种灾难。

在一道清醒的电光中,她意识到自己的心灵承载了这么多村庄往事、生民百态,她被自己和他人的回忆拉拽着,如同钝重的叩击闷响在心房,不禁羡慕坍圮房橼间横斜的蜘蛛网如此沉着,杂草毒麦如此坚韧,二月清晨的明亮空气如此从容。

图为史庆芬家
“故乡是根,必须得有所留存。” 史庆芬如是说。

距离《沙井村纪事》出版已经过去了4年,但史庆芬还在写。时间是不会停下来的,记录历史的使命也无法停止。

但她却不得不放慢速度。史庆芬现在总是感叹,自己的精力比以前差太多,女儿每次听到都会说她“都说了几百遍了”。老伴和她打羽毛球的时候,总会把球打到她方便接的地方,因为她“跑不动了”。史庆芬再也没有那个“凌晨3点想到什么,就立刻爬起来敲到电脑里”的精神头儿了。曾经头脑清明的夜晚也不复存在,如今,属于她的时间只剩下白天。

夕阳西沉,史庆芬老人将我们送到来时的车站。此时微风初起,风中充盈着过往的群声嘁喳,旧日天竺葵的呢喃窸窣。坐在返程的公交车上回望,老人的影子被夕阳拉长。

“爱故乡是天经地义的,每个人都爱自己的故乡,对,是每个人。”

史庆芬用书写与时间和解。

因为书写,她再度拥抱她的故乡,也让所有人听见,这些行将遗忘的故事。  

本文原题为《我在新家,给旧家写了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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