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中央领导会见外宾做速记（下）

文 | 廉正保

回答别人答不出的问题，受到周总理表扬

有一段时间，周总理几乎每天会见外宾。根据礼宾司安排，我每天随同做速记记录。会见经常安排在晚上10时以后进行，待会见结束，我回到家里已是深夜一二点，第二天早晨8时还得上班，整理谈话记录。整理记录可是一件繁重的劳动，记录一个小时，需花三四个小时进行整理。周总理会见外宾一般要谈一两个小时，有时更长。有一次，周总理会见一位来访的非洲总理，从头天晚上12时谈到第二天早晨8时，整整谈了8个小时，我至少得花30多个小时进行整理。所以，我经常不得不放弃休息时间，加班加点。有一次，我随周总理到北戴河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抵达宾馆后还有时间，随行人员或到海里游泳，或漫步沙滩，而我却在房间里埋头整理记录。周总理卫士长高振普看到后十分感动，特意交代宾馆服务员给我端来一杯热茶和咖啡。工作虽然辛苦，但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周总理在会见外宾时，经常会有一些情况和问题问在场的司处级领导。由于我经常为周总理做记录，对周总理的谈话思路、内容、方式非常了解，加上我平时看的文件多，积累的材料多，对情况比较熟悉，有时有些司处领导回答不出来的问题，我就在旁边帮着小声回答。有一次，周总理会见越南外宾，他问陪同的司处领导一件有关援越事情的落实情况，在场领导都回答不出来。我看过有关内部通报，马上代为回答，周总理非常满意。为此，周总理还在一次外交部领导干部参加的大会上表扬了我，说：“外交部有位做速记的廉正保，熟悉情况，工作敬业，能回答有些老同志答不出来的问题。而我们有些领导一问三不知，应该好好向他学习。”周总理的表扬是对我的鞭策，我真是愧不敢当。

那个年代，速记和翻译一样，都享受较高的政治待遇，除名字经常见报外，还能参加周总理在西花厅召开的讨论有关外事问题的会议。开会期间，如果到了用餐时间，周总理还经常在西花厅招待大家，同大家一起用餐，吃家常菜，喝白米粥，气氛非常温馨和谐。

准确记录可以帮助澄清事实真相

速记、速录既是一种工具和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也是一门文化艺术。它记录了历史的发展，具有很深的历史文化内涵。准确地记录谈话内容极其重要，记录需经得起实际和历史的检验，有时还能帮助澄清一些事实真相。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周总理到河内向黎笋、范文同、西哈努克等越、柬领导人通报情况，我随同做记录。西哈努克随后向记者披露了周总理的谈话内容，有些媒体却断章取义，对有关台湾问题进行歪曲报道。“四人帮”更是想就此说事。见到这种情况，周总理秘书钱嘉东给我打电话，问：“记录整理出来没有？周总理关于台湾问题是怎么讲的？有没有讲到报上说的情况？”我说：“记录已整理好，总理根本没有谈到报上提及的情况。”钱说：“那好，放心了。”

1973年10月，基辛格访华后，“四人帮”诬蔑周总理对基“让步过多”、“右倾投降”，并借题发挥，发动对周总理的批判。由于周总理同基辛格的会谈我都在现场做记录，就有人来问我周总理是否对基说过“那样”的话，使用过“那样”的词。我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听到，我的记录上也没有。”并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他们。我用准确的记录作出了最有力的回答。

周总理逝世后第二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要求拜会邓颖超大姐，领导安排我去做速记记录。尼克松饱含深情地回忆起他与周总理的交往，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在场的人听了，有的开始哽咽，我在邓大姐面前也再不能控制自己，两道热泪夺眶而出，泪流满面。我极力克制，但脑子已不听使唤。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做的记录，这也许是我速记生涯中记得最差的一次，后来不得不求助于翻译才完成记录整理。

因速记工作，受到外国政界、外交界的关注

我因经常在中央领导身边做记录，也引起了外国领导人的关注。朝鲜金日成首相几次访华，毛主席会见和周总理同他会谈时，我都在现场做记录。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周总理再次秘密访朝，向金日成通报情况。金日成与周总理单独会谈，在场的只有翻译张庭延和我。会谈结束后，金日成问周总理：“这位年轻人是谁？经常在你身边。”周总理说：“他做速记记录，记得很好，可靠。”金日成马上伸出手来同我握手，说：“你辛苦了。”

1975年5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法国，德斯坦总统同邓小平进行大范围和小范围会谈，我都参加做速记。德斯坦好奇地问邓小平：“他是谁？”小平笑笑说：“他是我的记录员。”德斯坦对我说：“你好。”我也用法文回答说：“总统阁下，您好！”德斯坦很吃惊，说：“你懂法文？”我点点头。

美国政府官员知道我能接近中央领导，还专门找我传达一些重要信息。1978年11月，我陪同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率领的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就在这次访问中，中美签订了第一个教育交流协议，即教育交流《谅解备忘录》。当时，中美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黄华外长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就中美建交进行了六轮会谈，未达成协议。美国白宫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在白宫约见我，说中美建交条件已经成熟，向我转达了卡特政府希望在年内同中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信息。我立即报回国内。同时，美国务院通过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大使转达了同样的信息。邓小平捕捉到了这个信息，迅速抓住时机，亲自出面同伍德科克进行会谈。邓小平展现了大国领袖的风范和博大胸怀，大刀阔斧，紧紧抓住关键问题，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深入会谈；其他问题，如美售台武器问题、外交房产问题等，说留待以后谈，以后解决。快刀斩乱麻，谈了三次，在美方承诺“断交”“撤军”“废约”和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前提下，双方很快就建交公报内容达成一致。中美双方于1979年1月1日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我参加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全过程，做了全文速记记录。

感受邓小平非凡的外交魄力

我为邓小平会见外宾做过几十次速记记录。每次听小平同志谈话，都是一种享受和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受益匪浅。小平同志思路开阔，思维敏捷，目光锐利，机智豪爽，气度非凡，绵中有刚，处事果断，在不紧不慢的谈话中，经常闪现一些新思想、新思维，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豁然开朗。

1980年，邓小平会见来访的三边委员会代表团。三边委员会是由美国、西欧和日本这三个世界主要工业区的一些著名企业家、劳工领袖、学者、政治家等方面的人士组成的研究世界问题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73年7月，宗旨是鼓励这三个地区国家间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并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代表团成员都是日、美、欧国际问题精英。小平同志开场便说，我没有参加你们的研讨会，没有像你们一样发表论文，我今天同你们的谈话，就算是一篇论文吧！于是，他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一口气谈了一个半小时，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讶和钦佩。我做了全文速记记录。名副其实，这是一篇精彩的国际关系论文。

1979年1月1日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小平同志当即决定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以趁热打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同时也为了借鉴、学习美国的先进管理经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同时，他还准备对即将进行的对越自卫反击作铺垫，与美国沟通，寻求美国的理解，以形成对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进行的第一次访问，也是对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回访。美方对邓小平的来访以政府首脑级待遇破格接待，卡特总统亲自主持在白宫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鸣礼炮19响。我作为代表团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当我站在白宫草坪上，耳闻隆隆礼炮声，仰望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时，热泪盈眶，心潮起伏，真正感受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邓小平副总理与卡特总统进行了三次会谈。小平随后诙谐地对记者说：“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我记得有一次会谈一开始，小平即同卡特谈到自己的家史，谈到了小时候母亲对他的谆谆教诲，情真意切，使在座的每个人包括卡特总统在内，都无不感动。

卡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一生经历丰富，种过花生，当过兵，木工活也做得不错。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接待邓小平来访，是其任内最愉快的事情之一。

会谈中，邓小平表示，就中国来说，我们不希望打仗，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和平环境。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越南不断进行的无理武装挑衅进行自卫反击。卡特一方面对此表示遗憾，说不希望看到出现这种局面，同时也安排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随后向黄华外长通报了美方掌握的军事情报。

访问中，中美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并同意成立联合经济委员会，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

上述会谈和通报，我都在场做全文速记记录。领导对美方的军情通报十分重视，要我首先把通报的记录整理出来。

时光荏苒，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中美关系在这十年中平稳发展、稳步前进。然而，就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过后，中美关系降到了最低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宣布制裁中国。为改变这一困难局面，突破制裁，缩小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冲击和影响，邓小平不顾年迈，呕心沥血，频繁会见来访的美国和外国政要，做他们的工作，其中有布什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这些会见，我都参加做速记记录，目睹和记录了这一艰难的历史进程。

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时，邓小平明确地跟他说，中国不能乱，乱不得。中国动乱，不仅亚洲—太平洋地区将陷入一片混乱，而且将影响全世界，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小平要他告诉布什总统，请他不要忘记在东方的北京，还有一位退休的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的确，邓小平和乔治·布什有着非常好的私人关系。20世纪70年代，布什曾在北京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1974年11月，邓小平会见并宴请即将离任的布什。小平问他回国后有何打算，布什说，他回去后将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随后将竞选美国总统。小平说：“好啊，祝愿你能如愿以偿。”我当时在场做速记记录，听后吃惊不小，对布什肃然起敬。果然，1980年，布什作为里根总统的搭档，竞选获胜，担任美国副总统。1988年，布什竞选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小平曾对人说：“我投了他一票。”布什也不忘老朋友，1989年2月，他就职总统一个月后，即来中国访问，有媒体戏称他是“衣锦还乡”。即使在当时两国关系困难时期，两人仍书信往来不断。

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邓小平请尼克松告诉布什总统，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解铃还需系铃人”，要中国来乞求美国，办不到。哪怕再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

在会见基辛格时，邓小平说，他虽已退休，但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需要的时候，还要尽一份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他还提出了“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请基辛格转告布什总统，美国应当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时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第二年适当时间正式访美。小平还指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找到共同利益。

不久，布什总统致函中国领导人，信中要求中方对邓小平提出的结束中美关系纠葛的“一揽子”建议作出进一步的澄清，表示希望并相信可以找到恢复两国关系的途径。来信还表示，他正在为“解铃”而做出努力，请中方也予以协助，共同做出努力。

1989年12月9日，钱其琛外长向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说明，邓小平提出“一揽子”方案的考虑是：第一，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第二，中美之间达成解决办法，必须同步或基本同步实现；第三，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保持接触，解决问题。

在会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邓小平说，听说你带来了布什总统的口信，请转达我对他的问候，并告诉他，不管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我们的朋友关系始终存在。同时还请穆巴拉克告诉布什，不要因东欧的事情而过度兴奋，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否则很难不发生摩擦，甚至导致冲突，这对两国都不利。从1989年开始，东欧各国和苏联国内形势相继发生了战后以来最剧烈的根本性转折，速度之快、来势之猛、范围之大，令人震惊。国际局势的骤变，就使世界上有人忧虑，有人迷惘，有人欣喜，但也有人清醒。

速记、速录工作大有可为

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速记工作。1973年，周总理看到基辛格带来的速记人员使用速录机、通过用手敲击键盘完成记录工作，非常感兴趣。他走到我身边，当着基辛格的面问我：“我们能不能制造中文速录机？”我说：“能，一定能。”总理笑笑说：“那好，好好努力，想办法把它造出来。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大部分时间在驻外使领馆工作，无暇顾及速录改革工作，唐亚伟教授带领一批专家，发明了“亚伟中文速录机”，实现了周总理的遗愿。

江泽民主席对速记工作也寄予殷切希望。我为江主席多次做过速记记录工作，他学识渊博，思路敏捷，谈话纵古论今，跌宕起伏，看问题非常敏锐。1996年10月，我作为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陪同努乔马总统访华。努乔马总统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非常友好，是中国人民全天候的朋友。他作风稳健，深得纳米比亚人民的喜爱。但当时，非洲不少国家独立后经济下滑，很不景气。江主席在会见努乔马前问我，你刚从非洲来，为什么纳米比亚不像其他有些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能稳步发展？我说，根据我的观察，主要是努乔马总统采取了符合纳米比亚国情的稳健政治、经济政策，没有赶走白人，没有没收白人经营的农场，继续让白人管理经济，发挥他们的作用。江主席完全赞同我的看法，说发展中国家改变政治、经济体制不能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

之后江主席又问我，你当了大使，速记是否还有用？我说，有时还用一下。江主席叮嘱我说，速记这门技术不能丢。

作为北京市速记协会现任理事长，2013年7月，我率中国速录代表团参加了在比利时根特召开的第49届国际速联大会，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中国速录选手在大会的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荣获了6个一等奖、5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而且经过努力，中国首次进入国际速联董事局。北京市速记协会前理事长唐可亮先生成为国际速联五个常务理事成员之一，为中国在该组织谋取到重要话语权和主动权，我们还争取到了国际速联两年一次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国召开的主办权。

我深深地感到，速记、速录工作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虽然我们已经掌握了先进的速录技术，但不能故步自封。要使中国始终站在国际速记、速录领域前沿，我们必须不断创新，有所发展。而且，全面推广和应用速录技术，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我虽已退休，但对外交生涯中能为中央领导会见外宾做速记工作感到无限欣慰。

原刊于《纵横》2014年第4期，责任编辑：杨玉珍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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