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克里先与四帝共治：罗马帝国新的开端
当出生于达尔马提亚，身为皇帝禁卫军统领的戴克里先于284年11月20日被推举为罗马皇帝时，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只是3世纪那段充斥了帝位篡夺与更迭的漫长历史又一个无关紧要的章节而已。然而实际上，这次的新帝登基将非同以往。对于这一点，即便是对这位迫害基督教的皇帝并无丝毫好感可言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奥罗修斯（4世纪下半叶—约418）在5世纪初也予以承认，因为他在其简明的世界史著作中引用如下的异教颂词来指代戴克里先皇帝：“一个至今都不为人类所熟悉的状况出现了：这是一个以彼此宽容为基石的国度，诸帝亲厚敦睦，戮力同心，并不同以往地以公众福祉为依归。”
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
实际上，在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最初的例行手段并处死了禁卫军长官阿帕之后，他便很快建立并实行了一套独创的统治体系，而这一体系只有放在罗马帝国公元3世纪危机的背景下方可理解。早在285年12月，这位没有后嗣的新帝便将几乎与其同龄的军官马克西米安升为恺撒。在286年春季，马克西米安取得与高卢农牧民起义军作战的胜利之后，戴克里先又将其升为奥古斯都。293年，戴克里先致力于将二帝共治扩充为四帝共治，两位奥古斯都分别设立一位副皇帝以辅佐政事：马克西米安指定了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克洛卢斯为恺撒，而戴克里先自己则以伽列里乌斯为恺撒。由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与纯粹传统的诸帝共治模式有着诸多不同之处。前者皇权的传承以功绩与忠诚为导向，而将皇帝的嫡子排除在外——这样一来，马克西米安已经成年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便不在继位人选之列。四位皇帝自称为“朱庇特之后嗣”和“赫拉克勒斯之后嗣”，由此以这两位罗马神的直系后裔自居，通过这种排他的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他们试图从一开始就断绝所有潜在篡位者的任何合法性来源。最后，在钱币、铭文和艺术品上所大力宣扬的诸帝和睦的关系还需通过收养和联姻得到进一步强化：恺撒被过继为奥古斯都的养子，并与后者的女儿结婚。正如戴克里先作为这一革新构想的首创者在推行该制度时所计划的那样，最后这一构想最具革命意义的时刻便是，两位奥古斯都于305年自愿退位。两位皇帝的在位时间在官方计算中经过了有意操纵，从而使得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统治时间变为等长。由此，便在奥古斯都和恺撒之间建立起了以十年为单位的虚构的对称关系，这样一来，帝位的传承更替也就变得有据可依，且在较长时间内可以明确预见，即每一位恺撒都须在长达十年的在位时间内证明自身的能力，以便在十年之后接替退位奥古斯都的帝位，之后他们再指定两位新恺撒，而后者又将经受相应的历练。然而，这一在理想状态下颇为让人信服的帝位继承制度仅仅通过了第一轮试验。305年5月1日，在假定的二十年共同执政期满之后，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这两位奥古斯都退位，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和伽列里乌斯这两位恺撒继位为奥古斯都，并同时指定了两位同样出身于巴尔干半岛的军人作为新恺撒，即塞维鲁（Severus）和马克西米努斯·代亚（Maximinus Daia）。
3世纪，帝位更迭之频繁动荡可谓声名狼藉，在这一背景下，单是第一代四帝共治所延续的时间之长，就已非同一般，而这给4世纪的历史学家带来了这样一种印象，即284年实际上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这一转折又更为突出地体现在戴克里先及其共治皇帝一系列其他改革努力上，因为他们的革新措施总体而言都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即一群强有力的政治家和军人极为坚定地要重建罗马帝国的稳定与繁荣。
同时代的基督教作家拉克坦提乌斯（Laktanz，约250—约325）在其题为《论基督徒迫害者的死亡方式》的反异教著作中以充满敌意的方式记录下了涉及帝国内部组织架构的基本改革措施：“戴克里先……罪行的祸首元凶、弊政的始作俑者……为其统治设计了三个合伙人，并将世界一分为四，军队的规模也由此随之增长，这是因为先前诸帝仅是一人独自统治帝国，而此时四位皇帝每人都力图拥有一支在数量上远胜诸位先帝的军队……另外，为了让恐惧充斥一切，各个行省都被肢解成小块：许多总督和大量官员直接控制着每一个地区乃至每一个乡镇，众多的财政官员、行政人员及军官副手亦是如此。”在此处，拉克坦提乌斯巧妙地将史实和具有倾向性的价值判断结合了起来。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认为四位共治皇帝在事实上将帝国瓜分了，更确切地说是戴克里先致力于通过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将四位皇帝的权限范围加以分配，以提高帝国的行政效率，而这种权限范围绝对不可误读为严格意义上的领土单位。戴克里先自己专注于东方，马克西米安主要统治非洲、意大利、西班牙及多瑙河流域西部，君士坦提乌斯一世负责管理高卢和不列颠，而伽列里乌斯则分治希腊和多瑙河中游地区。拉克坦提乌斯曾暗指这一时期军队规模翻了四倍，帝国百姓的税收负担也随之加重，而这无疑与四帝共治毫不相关。通过对现有军队的缩编及新的小规模分遣队的设立，士兵的总数毕竟略有增长，可能在四十万至五十万之间，但这对于一个拥有大约五千万人口的帝国而言，仍然完全在国家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应的情况大概也适用于对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戴克里先将当时的大约五十个行省划分成了更小的行政单位，这一做法确实导致了行省数量的翻倍，此外两大更高层级的行政区划——即十二个行政管区和三个或四个禁卫军长官辖区——的设立（可能同样由戴克里先所实施）可能也带来了官员人数的上升，然而尽管如此，上述这些依旧无法支持以下这个时至今日仍偶有出现的看法，即过度庞杂的官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使罗马帝国在其晚期成为一个剥削和暴力国家。从古至今,重大的改革努力和结构调整总是会引起改革所涉群体的猜忌与怀疑，比如，即便是轻微的增税也会被认为是国家独裁专断、横征暴敛的体现而遭到厌恶和反对，所以，史家对四位皇帝相应改革的评价也极为片面。但毫无疑问的是，在改革推行的过程中，将军事与民政管理分离的这一措施对于帝国百姓而言无论如何都是颇有益处的，至少在改革之初，将土地税与人头税相挂钩的新体系包含着更大程度的税收公平。在该体系下，所征税额将依照劳动力（capitatio）和地产加以区别，并定期——最初为五年一次，之后为十五年一次——予以重新核定，以便顾及在此期间资产分配的变动情况。然而，即便是这项革新措施也遭到了拉克坦提乌斯不分青红皂白地拒斥与抵制，并被其言辞激烈地指责为镇压行径乃至是受命于国家的暴力刑罚。以劳动力和地产为标准的新体系，其首要目的无疑是为了保障国家财政，但它也绝未阻止帝国民众从这一新政中获益（这里所指的便是合理的税收衡量程序）。这一点也将在四帝共治时期的经济与金融政策中得到佐证。
3世纪，钱币的金属含量骤减及货币的过度发行造成了严重的货币信用危机，并进一步导致了物价上涨和物物交换的增多。对此，戴克里先对货币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新的体系基于稳健的黄金和白银货币，此外还包括了一种新的小面值钱币——福利斯铜币——以用于日常交易。与此相应的是，四位皇帝还在短短几年之后就颁发公告宣布新的银币升值，并同时规定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最高限价，以防止商家与厂家也以相应的通过涨价的手段来进行回应，以此来试图兼顾国家自身的利益。这些措施如果得以实行，一方面会造成广大阶层显著的收入损失，但另一方面国库会由此获益良多，因为国库的银币库存乃是军饷和帝国官僚俸禄的首要来源，而以上措施便可延长银币库存的使用时间。虽然这一政策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贯彻，但尽管如此，特别是301年在帝国全境颁布的有关最高限价的皇帝敕令——它被视为整个古典时代最为重要的经济史文献之一——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当年四位皇帝的改革热情与理想愿景。因为正如冗长的最高限价清单的前言所述，诸位皇帝坚信他们的天命在于，终结前代的动荡纷乱，“通过建筑必需的公平正义之堡垒”以确保千秋万世的繁荣昌盛，并且“不仅仅是为了个别乡镇、民族和行省，而是为了整个世界来作未雨绸缪的长远规划”。
四帝共治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稳定局面，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先前在不断的内战、篡位和外族入侵中日渐衰微的帝国得享安定与太平，如果考虑到这些，那么就完全可以理解301年敕令中诸位皇帝毫不谦逊的自我褒扬了。早在286年，高卢的动乱就已经被镇压平息，在用兵超过十年之久后，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于296年收复了脱离帝国的不列颠，并在多瑙河前线成功击退了萨尔马提亚人、哥特人和马科曼尼人的入侵。此外，马克西米安和戴克里先还战胜了非洲和埃及的虎视眈眈的篡位者。最后，伽列里乌斯甚至在罗马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由来已久的冲突中成功地维护了帝国的疆域，并于298年迫使波斯国王纳塞赫承认帝国对于亚美尼亚的控制。在这些功业面前，自居为承受天命、蒙神庇佑乃至天纵英武的神人，并要求世人对其顶礼膜拜，所有这些对戴克里先及其共治皇帝而言难道还会是遥不可及的事吗？至少戴克里先在此时便要求所有觐见他的人须双膝跪地，并亲吻其紫袍绲边。据古典时代晚期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330年出生，395年后不久去世）所述，戴克里先是“第一位依据外邦帝王礼仪而将此种敬拜方式引入帝国的罗马皇帝”而这也推动了本书序言中所述及的由元首制向君主制的转变过程。然而实际上，戴克里先只是以此强调维新之举而已，他也并非此种礼仪的始作俑者，因为前代帝王偶尔也曾要求世人以类似的方式对其顶礼膜拜，并称皇帝本人为“主与神”。
自称为神的戴克里先
戴克里先自居为神，乃至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将其统治与古代罗马诸神相关联，这两点——尤其是后者——正是对基督徒进行大迫害的根源所在，而这场大迫害也决定了这位皇帝及其共治者在古典时代晚期和拜占庭时期由基督教所主导编纂的史书中的负面形象。因为基督徒理所当然会将此类行为视为亵渎神灵之举并加以拒斥，而对戴克里先而言，主要分布于希腊东部且人多势众的基督徒对于官方推行的祭祀礼仪所进行的反抗活动显然是极度危险的。最终，在颁布于297年或302年的反对摩尼教徒的敕令中，戴克里先明确清晰地表明要对“顽固坚持邪恶堕落之信仰”的行为加以惩处，因为这些信仰拒斥诸神赐福于罗马民众的所有事物。在那个时代便已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即为何戴克里先直到此时，也就是在其即位几乎二十年之后的303年，才决定对基督徒进行大规模的迫害。对此，各家观点至今莫衷一是。一些学者援引拉克坦提乌斯的观点认为，伽列里乌斯才是大迫害的始作俑者，他费时良久才最终得以说服戴克里先必须通过暴力手段对基督徒进行打击。其他学者则指出，戴克里先对此始终持谨慎的保留态度，因为他在施政过程中极力避免无法预计的风险。然而最能让人信服的一种解释是，大迫害的开始大概与两位奥古斯都即将退位有关。因为303年正是马克西米安与戴克里先共治二十周年的庆典之年，而且这也可能是第一次在罗马城举行这样的周年庆典，同时也是仅有的一次。在这场庆典中，两位奥古斯都的退位意愿在隆重庄严的仪式中昭告天下，而众人也对帝国的未来进行了谋划商讨。此刻，两位皇帝大概心里都清楚，四帝共治这一新体系将首次经历由现任奥古斯都向继任奥古斯都进行权力交接的考验，而皇帝作为“朱庇特之后嗣”和“赫拉克勒斯之后嗣”所具有的长效合法性，更是构成了这一体制得以成功运转的关键。也许是基于这样的考量，诸位皇帝便决定在充满象征意义的圣界石之节，即303年2月23日，宣布开始对基督徒的迫害，以最终清除这一被宣布为危害国家的宗教。
于是，罗马帝国倾其全力进行镇压：献祭和礼拜仪式遭到禁止；教堂被夷为平地；经书被焚毁殆尽；神职人员遭到逮捕和拷问，甚至被执行死刑。只有明确声明放弃基督教信仰，并为皇帝举行崇拜仪式，才能免于迫害。虽然对基督教进行迫害的皇帝敕令通行于帝国全境，但是诸位皇帝对其执行的程度却不尽相同。在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治下的帝国西北方，除了教堂遭到关闭之外，几乎找不到其他迫害基督教的明证。与此相对的是，非洲和埃及的大量基督徒殉道而死，尤其是帝国东部的大迫害可能造成了众多基督徒的死亡。从法律程序上看，对基督徒的迫害直到311年才经由伽列里乌斯所颁布的宽恕敕令而得以终止，而事实上，帝国西部很早就停止了对303年迫害法令的进一步执行。伽列里乌斯在做出终止迫害这一决定时承认，大迫害并未达到其预定目标，“因为大多数人（基督徒）仍然坚持固守他们自己的信仰”，这位皇帝的此项决定因被拉克坦提乌斯载入史籍（《论基督徒迫害者的死亡方式》，第34章）而得以为后世所知。
然而，四帝共治时期所实行的一系列广泛的改革措施，并未因为最后的宗教政策无果而终归于失败，其未竟全功的原因在于，这一依靠君权神授进行维系的制度人为地构建了一个统治家族，尽管这样的设计无疑具有原创性，但终究不可能取代传统的王朝体制与观念。因为从长期来看，意欲将共治诸帝的亲生儿子完全排除在共享统治之外，这最终只能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此外，军队士兵也对这一革新措施毫无半点兴趣，因为他们尤其偏爱王朝体制，且总是乐意拥戴过世皇帝的儿子继位——特别是当后者许以重金作为酬谢的时候。军队士兵的这一态度在305年5月1日的传位大典上显露无遗，在位于比提尼亚行省为戴克里先所青睐的帝国东都尼科米底亚所举行的这场典礼上，第一代共治皇帝将权力移交给了第二代继任者。拉克坦提乌斯的《论基督徒迫害者的死亡方式》一书第19章对当时的场景有如下记录：在两位奥古斯都退位之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君士坦丁。对此人们毫无疑问。在场的士兵，还有那些特地从各个军团选调至此的最具声望的军队战士，都满怀期待地望着君士坦丁一人……全体士兵都被召集起来。那位白发老人（戴克里先）双目含泪，开始向军队演讲：他已年老体衰，想在退位之后安度晚年。……当所有人都在热切地期待他说出继位人选之时，他宣布塞维鲁和马克西米努斯为下一任恺撒。众人无不惊讶，而此时君士坦丁正立于观礼台之上。大家一时犹豫不定，还以为君士坦丁改了姓名。正在这时，伽列里乌斯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君士坦丁后退，同时又把手朝后一伸，将马克西米努斯·代亚拉到了前面。”作为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之子的君士坦丁就这样遭到了忽视，而这在戴克里先眼中却是符合制度规定的。以伽列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为新奥古斯都、以塞维鲁和马克西米努斯·代亚为新恺撒的第二代四帝共治便由此诞生。尽管如此，未来的冲突在此时便已埋下了伏笔，因为君士坦丁并没有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