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林语堂：从牧师的儿子到新文化运动干将
对新文化运动的矛盾心态
林语堂1916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俨然一个洋派十足的青年，能说一流英语，浸染西方知识。毕业后，林语堂上北京任清华大学英语教员。清华当时还是赴美留学生的预科学校，由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而兴建，亦逐渐成为提倡西学的中心。1916年至1919年清华任教期间，林语堂经历了一次“文化反差”，反省自己的西学背景，探寻自己作为中国学人的文化根源，使自己的教会西学背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而林语堂自身的跨文化心理重整伴随着全国上下方兴未艾的、旨在摆脱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的新文化运动。
二十世纪初，一场文化风暴席卷中国大地。1895年甲午惨败以后，中国知识界对晚清士人“中体西用”的改良方案普遍失去信心，革命呼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皇室当然不愿自己放弃自己的家天下，不得不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比如，1905年宣布废除实行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的知识/权力结构。从此以后，大量青年远赴日本和欧美留学。但是革命还是来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被推翻，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于1912年宣告成立。革命后的权力博弈使军头袁世凯上位。1916年袁世凯谋划复辟帝制，惨遭失败，还搭上自己的性命。新建的共和国进入军阀混战局面。
同时，新一代留洋学人已经逐渐成熟，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留日派和留欧美派两路学人携手共进，创办《新青年》杂志，痛斥中国传统文化，号召全盘西化，以期中国文化的复兴。此时北京大学由蔡元培掌舵，成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北大文科院长陈独秀激扬文字，在《新青年》连续发表声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檄文。胡适在美国遥相呼应，提倡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发出文学革命的呼声。新文化运动要对所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重估，并坚信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得救而重生。
林语堂在京三年，正是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鉴于其教会教育背景，他在中国文化中心感觉颇为尴尬。一方面，从小的基督教熏陶使他与新文化运动精神一拍即合、感同身受。“作为一个基督徒长大成人，意味着你思想是西式的，肯定向往进步、赞同新学；总体上能接受西方来的新鲜事物，特别对西方的显微镜和医学手术由衷钦佩。”比如，新文化运动谴责裹足、纳妾，号召妇女受教育，但中国基督徒早就已经接受这些价值观，并付诸实施。比如使用白话，林语堂家乡的传教士走得更远：他们直接为闽南方言设计了罗马拼音文字，以便传教工作。据林语堂透露，他母亲不识汉字，但能用这种传教士创设的拼音文字阅读《圣经》，还可以给他写信。所以后来在谈到汉字拉丁化问题时，林语堂曾表示：“不是说罗马化不可行，而是从心理上讲我们不会接受。”
另一方面，林语堂自己的心理在此期间发生重大变化，民族意识大大加强。新文化运动号召和传统决裂，堪称革命性的文化大变革，然而背后蕴含强烈的民族主义欲望，要使中国走向进步，得以“复兴”，重塑辉煌。白话文的推广得以成功，是因为它不是一夜凭空造出来的，而是有其传统根基，已经流行好几个世纪，只是没有被精英文化认同而已。然而，假如要用罗马拼音文字整个代替汉字，这将宣布汉字的死亡。如此举措很难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显然有违民族情感。正是由于其基督教教会教育背景，林语堂这个“圣约翰人”在清华做英语教员时，很难认同新文化那种激进反传统风气。他意识到自己的基督教教育背景已经使他和中国文化知识产生断层。林语堂不需要去听新文化运动慷慨激昂的反传统宣言，与传统告别，因为基督教教育已经为他做到了。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反而激起林语堂的民族情怀，促使他对自己的基督教教育背景进行重审、反叛。
林语堂身处新文化漩涡中心，虽然跻身于新文化精英群体，虽然本能上倾向于“新”，但缺乏中国文化知识的底蕴，无法像其他精英那样既浸染其中，又能信手拈来加以批判，甚至对于文化争论的焦点也不甚明了。基督徒家庭出身的林语堂，一路接受教会教育，对中国本土的主流文化却产生了相当的隔阂。在北京，他开始质疑自己的传统基督教信仰和教育。基督教熏陶让他对西方文化熟悉而向往，但对自己的本土文化传统却相当生疏。比如，中国人祭祖的习俗林语堂小时候是被禁止参与的。村里有什么庙会、唱戏之类的活动，基督徒小孩也是不准参加的。用林语堂自己的话说：“《三国演义》里面的英雄好汉故事，任何一个中国洗衣店的员工都比当时的我熟悉。我从小就知道约书亚用羊角吹垮了耶利哥的城墙。当我听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我羞愧愤怒之极。我生活在自己国家却被剥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当时教会学堂出来的孩子都会遭遇这种尴尬。我下定决心投身于民族觉醒的大潮流之中。”
林语堂小时候浸染于基督教文化而疏离中国本土文化，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潜移默化，但上圣约翰大学时专注英文而忽略中文，自己心里也是有数的。到了清华，林语堂当时是公认的“虔诚清教徒”。当时京城文化圈内很多精英人士周末到八大胡同消遣，林语堂却在清华校园组织了一个“星期日读经班”——读《圣经》。林老师当时被戏称为“清教徒”“处男”，而事实也如此。同时，林语堂内心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并反省自己的宗教熏陶，进而终止每周上教堂做礼拜，公然宣称自己为“异教徒”。为了弥补自己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缺陷，林语堂在清华时一面组织“星期日读经班”，一面埋头钻研国学文史哲知识。因为害怕被清华同事嘲笑，林语堂恶补国学知识全靠自修，多少带着羞耻感发奋自学。别人去八大胡同消遣，林语堂则经常光顾琉璃厂，向店铺掌柜请教各种古书的版本学问。
1917年，林语堂在英文期刊《中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发表长文《礼：中国社会管控组织原则》，这可看作其钻研中国文化知识的首项成果。鉴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氛围，林语堂该文采取跨文化审视角度，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可谓大异其趣。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文化，正是冲着所谓“礼教”而来，鲁迅旗帜鲜明怒斥“吃人的礼教”，突显“礼”的非“人”性。作为受基督教熏陶成长起来的、已经相当西化的知识青年，林语堂正在努力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对“礼”的理解反而相当客观、富于同情。有别于汉学家旁观者的角度，林语堂试图从中国内部解释自己的文化传统：“礼是一种姿态与尺度，它赋予中国社会体系各要素某种和谐道德秩序。”要让社会保持良序，儒家设计了一套繁复的社会等级秩序，各种社会关系遵从有别，称之为“礼”。林语堂指出，中国社会重视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从来都把它看得比个人成就更重。“礼”要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提供道德指引，以维系社会秩序。鉴于“礼”渗透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中国又被称为“礼仪之邦”。罗马帝国由罗马法典维系，“中国也因对秩序的执着与敬畏而源远流长，立于不败”。至于对儒家学说的现代挑战，林语堂的态度相当克制。新文化运动谴责“礼教”的虚伪，号召推翻儒家文化体系，重估一切价值，林语堂则希望传统和现代价值之间能够相互妥协融合。既然“礼”建基于家庭体系，必然和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体系相对立，“但是，也许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找到能兼顾两种原则并使其得到良性发展的途径”。林语堂认为，某些行为与价值观已经渗透中国人的心灵，比如“严肃态度、责任感、崇尚稳定秩序、尊重长者、尊重权威”，这些东西要想彻底取缔是不现实的。“有些东西在现代环境下已经日趋衰微，希望这种现象只是暂时性的，长远看来，青年中国会重归理智，重新尊重古老的美德。”
林语堂的英文论文显示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情理解，和新文化运动的主调格格不入，但他最早的两篇中文文章却和新文化运动的基调遥相呼应。胡适1917年离美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被奉为新文化运动领袖。林语堂在清华参与了欢迎胡适回国的活动，晚年回忆自己的知识旅程，仍视胡适为对其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也正是通过给《新青年》投稿，林语堂引起胡适的关注与赏识，两位现代中国卓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结下终身的友谊。
《汉字索引制说明》发表于1918年2月15日《新青年》杂志，标志着林语堂进入新文化运动精英知识界的核心圈。林语堂显然是受到英文字母索引制的启发，试图创设一个类似的中文索引系统，办法是把所有汉字归纳为前三个基本笔画。这是个大胆而富有创意的设想，以后林语堂终身都在为汉字的有效编序而努力。林语堂的创意设想得到蔡元培的大力嘉许，盛赞其创制“明白简易……苟以之应用于字典，辞书，及图书名姓之记录，其足以节省吾人检字之时间，而增诸求学与治事者，其功效何可量耶！”
汉语改良和文学革命相互关联，文学革命的关键在于提倡和提拔白话文。林语堂有关汉字索引制的创意开启了汉语改良的尝试，而另一篇刊载于《新青年》的文章对现代文学的发展阐述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对白话文学的语体有独到见地。林语堂认为，文学革命不能只强调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而是应该花更多精力探讨应该用什么样的白话文。林语堂指出，白话文“最易泛滥，最易说一大场无关着落似是而非的老婆话”，因此，我们提倡的白话文学应该注重义理修辞，强调“Lucidity（清顺），Perspicuity（明了），Cogency of thought（构思精密），truth and appropriateness of expression（用字精当措词严谨）”。白话文须有适当的语体承载，这一主题林语堂三十年代提倡“语录体”时将有更多发挥阐述。
1916年至1919年正是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林语堂身处文化浪潮中心，自身心灵经历了一次民族意识被唤起的洗礼，这可以看成林语堂整个跨文化之旅的第一个回合。同时，在清华任教三年，林语堂获得政府“半奖学金”资助赴美留学。就在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林语堂登上了赴美的洋轮。
从哈佛到莱比锡的留学生涯
赴美留学之前，林语堂和廖翠凤先结了婚。廖氏也是基督徒家庭，厦门商户人家，家境比林家好多了。廖翠凤毕业于和圣约翰大学齐名的上海女子教会大学圣玛丽大学，英语水平也是一流的，以后和友人通信也都是用英文（署名：Hong，应该是“凤”的闽南语发音）。两人性格互补，婚后生活相当美满，相伴度过余生。
1919年8月17日，新郎新娘登上赴美洋轮，坐的是一等舱，船上共有一百四十六名中国学生。清华给的政府半奖每月有四十美元，此外，林语堂期望能从北大得到部分资助。林语堂答应学成后回北大任教，以期北大能提供部分留学资费。但这只是胡适和林语堂之间的口头协议，林语堂登上洋轮时还没有得到北大正式核准。上船第二天，林语堂即去信胡适，告诉他自己走得匆忙，林夫人也随船同行，他打算让夫人上拉德克利夫学院（哈佛附属女子学院）读一些“家政学”的课。这样安排也反映了林语堂对妇女在社会上所扮演角色的看法。信中林语堂表示，现在社会风气对家庭生活有偏见，妇女往往羞于相夫教子，而林语堂认为妇女的首要职责是要“make a good home 做成好的家庭”：“现在大家看轻家庭生养的职务，女人也××以为耻。但是等到社会能够看重生养儿子，看重家庭，看重使人类快乐的义务，社会总有未安之处。”林语堂催促胡适敲定他和北大的雇佣协议，并期待学成回国到北大和胡适携手推动现代中国文化的改良事业。
1919年9月11日，林氏夫妇到达三藩市，入住华盛顿酒店。初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林语堂很兴奋，吃了很多冰淇淋，也很享受酒店仆人的服务。他也非常享受新婚生活，一路上被夫人照顾有加。在三藩市待了两天后，他们便乘跨大陆火车直至波士顿，刚好赶上哈佛大学新学期开课时间。林氏夫妇首先在剑桥特罗布里奇街（Trowbridge Street）八十五号住下。9月20日，林语堂向哈佛大学递上“就读文科学位申请书”，申请书列明自己的资历如下：圣约翰预科，1911—1912；圣约翰大学，1912—1916，优秀生毕业，获学士学位；在圣约翰所学课程包括英语写作，英语文学，德语，法语，历史，经济，社会学，哲学，教育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学，以及四至五门神学，能说流利法语，德语不流利；1916—1919，任清华英语教师，以及担任英文期刊《中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助理编辑；中英文都有文章发表，另外有一本书出版：An Index System for Chinese Characters and Vocabulary。林语堂申请所学专业为：现代文学（欧洲），主要是比较文学；林语堂表明期望尽快能得到硕士学位并于1922年夏天获得博士学位。哈佛读硕士一般需要两年，鉴于林语堂资历优秀，校方同意林语堂可以读完一年硕士课程，只要所有课程（除德语外）都得A，再加一门夏季课程，并满足拉丁语要求，便可获得硕士学位。院长的批注还特别标明，这是特例，不应被看成今后圣约翰学生的先例。林语堂在哈佛选的课程有：比较文学（浪漫主义运动），比较文学（小说），法语（文学批评），以及德语、斯拉夫语和英语。
在哈佛，林语堂如饥似渴，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披露，他每天上午都去上课，下午就待在图书馆。他发现哈佛的课程要求很高，还开玩笑道：一旦到了哈佛，就得做个“约翰·哈佛”。他还发现哈佛比较注重理论和哲理思维。
林语堂在哈佛上的两门比较文学课，都是由欧文·白璧德教授授课。白璧德教授当时在哈佛很有名望，还收了一批中国学生，后来白璧德的中国门徒组成“学衡派”，和新文化运动唱对台戏，对现代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白璧德在中国留学生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留学生月刊》曾撰文《人文教育在中国和西方》，表明反对和传统切割的态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白璧德对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提出尖锐批判。他认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和自己的传统割裂，造成道德空虚和精神危机；随着物理科学不断扩展，科学发现催生一种基于“进步”观念的实用性、浪漫式假道德。如果中国要推动文学革命、彻底抛弃传统，那么中国一定会像西方一样，遭遇道德空虚。因此，白璧德劝诫中国“不要以进步的名义丢掉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时也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自希腊以降的文化根基。这样你会发现，两个文化传统在人文层面互相印证，共同构成人类的永恒智慧”。
林语堂的后半生将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中国学人，为西方译介阐释“东方智慧”，为白璧德所勾勒的“国际人文主义”理想添砖加瓦，而林语堂对中国智慧的理解和白璧德的人文关怀亦是息息相通。照理说，林语堂在哈佛上了两门白璧德的课，应该是白璧德的门徒。但事实上，林语堂是当时白璧德的中国学生中唯一一个异类。当时林语堂坚定支持新文化运动，支持胡适。在给胡适的信中，林语堂告知他和白璧德谈过胡适提倡白话文一事，觉得白璧德对中国的文学革命有误解。而且，林语堂发现在美留学生中反对文学革命的不在少数。于是他提笔捍卫胡适和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留学生月刊》投了两篇文章，为文学革命的合理性一辩。
林语堂认为白璧德对中国文学革命有误解，不是说白璧德对“进步”观念的批判不能接受，而是说白璧德的批判对当下中国的知识状态不甚恰当。白璧德的中国门徒反对文学革命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个是出于爱国立场，一个是出于美学考量。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学语言（文言）乃中华民族的瑰宝，用俗话（白话）取而代之，必定意味着民族奇葩之丧失。但林语堂反驳道，世间有两种爱国主义，一是狭隘爱国主义，一是自由开放的爱国主义。狭隘爱国主义只知道保存、坚守自己的理想与标准，以防异类文化入侵，“但是我们能不能设想另一种爱国主义，它考虑的是这个国家能够变成怎样，能够拥有什么，能够取得什么成果……一个人只会追忆尧舜盛世，另一个人勇于探讨一个国家的潜在可能性，谁更爱国呢？”林语堂进而强调：“如今的世界，文学和思想互相交流，大同共进，一个国家非要独树一帜，坚守自己的一套文学标准，乃过时的偏见，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之。”至于美学考量，林语堂明确指出，中国文学革命的意义在于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文学概念的理解。中国文化历史往往把文学精髓看成是修辞学或语体学上的精美技艺，然而“我们现在（从西方）看到一种全新的文学概念，它是一种人生批评，立足点远远高于文辞学家的技巧术。这种新的文学概念是：所有伟大文学旨在稳健、面地洞察生活，文学要为我们扮演生活阐释者的角色，一个伟大作家的首要资格在于对人性具有独到的见识，对人生的悲剧意识感悟致切，对整个宇宙世界何去何从具有清晰的视野”。这样，林语堂就爱国主义和美学准则都提出了新的标准。针对对手指责白话文学必定空洞粗俗，林语堂亦辩护道：白话通俗文学并不一定是怎么说就怎么写。用欧洲文学史作证，俗语文学同古典希腊文和拉丁文一样能够讲究选词用句、渲染气势、表达精美。推广白话文学正可以顺势提倡更高的美学境界：“在文学中创造更为重要的逻辑思维之美、想象之美和文化之美。”林语堂这两篇论文应该是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英文文献，对现代文学文化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他在哈佛亲自聆听白璧德的宏论，却并没有成为学衡派一员，林语堂的跨文化之旅有其独特的轨迹。
林氏夫妇到剑桥一个月后，又搬家搬到芒特奥本街（Mount Auburn Street）五十一号。新环境一切都很新奇，两人日子过得很愉快，只是发现生活消费很高。“东西非常的贵，有平常的加倍三倍不一定。每个东西买卖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税。工人有一天赚八九块的。罢工的事，无处不有。”林语堂埋头功课，廖翠凤在家有点孤独，准备春季到拉德克利夫学院上课。但是一月份廖翠凤得了急性阑尾炎，需要住院治疗。这一下子让两人财政出现危机。林语堂一直在等胡适的回复，核准与北大的合同，这样可以获得一笔北大的预支款项。他1920年1月6日又去信胡适，胡适即复，并自己掏腰包附上三百元美金，因为学校正式合同还没正式批复。1920年3月14日，林语堂又收到从北大寄来的美金四百八十元，用来资助其留学费用。这些资助有如雪中送炭，让林语堂得以完成在哈佛第一学年的学业。但到1920年6月，清华的政府半奖突然被终止。这是林语堂留学生涯的转折点。
林语堂得马上找一份暑期工。他一面写信给胡适，要确保北大能有后续资助，一面找到一份救急的工作——到法国基督教青年会担任秘书。林语堂决定去法国半年，可以赚够学费，同时还可看看欧洲，1921年春季再回哈佛继续学业。他写信给胡适说，他到法国会看看有没有机会做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他想用现代/西方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史，这样也许回国十年后他能教中国文学，而不是只教卢梭和托尔斯泰。
按照入学时的协议，林语堂在哈佛一年，已经完成了所有硕士学位的要求，只欠一项：要修一门夏季课。除了德语得了C+，其他课程都是A或A-。于是校方同意林语堂可以用巴黎大学核准的课程来代替本来要在哈佛修的夏季课程。林语堂夫妇于1920年6月末离开剑桥，先到纽约待了三个星期，7月9日在纽约中餐馆庆祝他们结婚周年。林氏夫妇离开纽约来到法国南部小镇勒克勒佐（Le Creusot）。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很繁忙，林语堂根本没时间选修巴黎大学的课。1921年2月11日，林语堂又搬到德国耶拿（Jena），决定在德国继续学业，因为战后德国的物价很便宜，大约是美国剑桥的一半。于是林语堂又给哈佛哈斯金斯院长写信解释自己的情况，院长回复表示，哈佛可以接受“用半年在法国或德国某大学核准的功课来代替原本规定在哈佛上的夏季课程”。1921年春季，林语堂入学德国耶拿大学，选了三门课：英语之历史与文化背景、中古英语入门、英语小说。1921年7月，林语堂把三门课结业证明寄给哈佛，哈佛大学于1922年2月授予林语堂硕士学位。
林语堂现在知道自己一定能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反而开始犹豫，是否就直接回北大，投身于改良中国文学与思想的伟大事业。他当然清楚，有个博士学位更能胜任北大教职，但要继续学业，经济还是相当拮据。从林语堂和胡适通信中，我们可以确认，林语堂至少又收到北大三笔汇款，两次各四百八十美元，另一笔一百英镑。同时，他发现莱比锡大学很强，特别是汉学和语文学都属一流，莱比锡的中文书籍甚至比哈佛还多。于是林语堂决定1921年秋季离开耶拿上莱比锡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研习中国语言文学。林语堂很佩服孔好古的汉学知识，课上有些问题他以前想都没想过。起初，林语堂的博士论文想做白话文的语法研究。但他很快便进入汉学世界，潜心钻研中国古音韵学。林语堂受惠于莱比锡的研究长项，非常欣赏西方研究语言学的方法，以期借此方法来重新审视中国语文传统，从而获得全新理解。
林氏夫妇在德国两年过得很愉快。两人会手牵手一起去听讲座，周末一起郊游。他们去了欧洲很多地方，很喜欢欧洲的古色古香。在美国，现代化城市大同小异，柏油马路加邮局，“欧洲就不同，有古老的城堡，还有卢瓦尔河谷狭隘的街道，有布鲁塞尔的老教堂，也有列日的繁华街市，还有从圣莫里茨到因特拉肯一路的美景”。耶拿是歌德的故乡，林语堂参观歌德故居，看到歌德收集的物种进化样本，很是佩服。在耶拿没有自来水，洗澡得用勺子舀水，林语堂借题发挥：歌德也是这样洗澡的，一样写出伟大的诗篇。林语堂很喜欢歌德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诗与真》。但林语堂最喜欢的德国作家是海涅，不光欣赏他的诗作，也欣赏他的政论文章。在耶拿和莱比锡，林语堂课余时间翻译了一本海涅诗集，寄给孟宪承，嘱其转交胡适。林语堂和海涅的神交将陪伴他一辈子。
欧洲风貌古色古香，林语堂也只能课余欣赏，学业上林语堂专注研究古汉语的韵味。受惠于德国汉学的指导，得益于莱比锡一流的图书馆资料，林语堂用德语写成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音韵学》。林语堂的跨文化知识结构中有这段汉学训练经验很重要。林语堂在莱比锡钻研的正是国学小学功夫，他的阅读书单集中在《皇清经解》和《汉学师承记》，都是清朝学术的桂冠著述。林语堂在传统国学方面的训练是其知识结构的重要部分，对其今后的跨文化之旅将产生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性开启于对儒家经典诠释的反叛。新文化运动时期，“疑古”风气盛行。只有对经典的权威性质疑，才能重估一切固有价值，为现代中国开创一个新的文明。但是“怀疑”风气很容易泛滥，也是现代学人激进化的标志之一。林语堂在汉学领域的训练，不仅使他在国学涵养方面游刃有余，而且赋予他较为公允的角度，体现出林语堂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姿态。
1923年2月中旬，林语堂交上论文便离开莱比锡。林氏夫妇到意大利登上海轮，这次坐的是三等舱，以便能省钱好还债给胡适。那时，廖翠凤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三年半为学业辗转美欧，林语堂不仅获得西方生活的切身体验，知识上又经过一次东西方学术洗礼，知识理念已经成熟，俨然一个含苞待放之青年博士。林语堂期待成为北大的一员，为中国文化改良事业大干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