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经历了五个历史时期，晚年受周总理关怀备至

周恩来总理与朱启钤先生交流

先父朱启钤，晚清时曾任京师外城巡警厅厅丞、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津浦铁路局北段督办。北洋政府时代，曾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1919年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以后，在津沪一带经营实业，经办中兴煤矿公司（今山东枣庄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并在北京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的研究。

一

解放前夕，先父寓居上海。当时章士钊先生也住在上海，先父和章士钊先生交往甚笃。1949年国共和谈期间，章士钊先生曾经两次到过北平。第一次是以上海一个民间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到平，住在六国饭店。在他离沪前，先父曾托他带一封信给我们在平的家属。我的前室徐恭如到六国饭店去回拜了他，并请他带一封家信给住在上海的先父。第二次章士钊先生是以李宗仁政府和谈代表团正式成员的身份来北平的，仍住在六国饭店。和谈破裂后，章留在北平，就住在东四八条我家住宅的后院。

章士钊先生第二次来北平参加国共和谈时，周总理曾授意请章士钊先生写信给先父，劝说他留在大陆，不要去香港、台湾。章两次写好信后，交由金山同志派人设法送往上海。据先父说，只收到一封。据金山同志说，第一封信因为送信人中途牺牲，未能递到。

上海解放后，周总理即派章文晋同志（先父的外孙）到上海将先父接到北京，同行的有我的侄子朱文楷。此后先父即定居在东四八条住宅中，一直到1964年去世。

先父回京后，对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颇有好感。他是中兴轮船公司的董事长，经与公司的常务董事张叔诚、黎绍基、周叔廉、唐伯文等人共同努力，决定把已经跑到香港的十几条轮船召回大陆支援国内海运。由于有几条轮船已被台湾当局扣留，结果除“中兴号”7000吨客轮仍留香港暂营客运外，只召回了九条货轮。

同时，先父又将他珍藏的岐阳王世家文物共56件捐献给政府（明岐阳王李文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外甥，明初封为岐阳王）。这批文物中，《吴国公（即朱元璋）墨勒》、《张三丰画像》、明太祖御帕及纪恩册、《平番得胜图》等均极为珍贵。其中仅《张三丰画像》一件，解放前美国人福开森即准备出3万美元购买，但先父出于爱国心，并未卖给他。政府为了表彰先父此举，除文化部予以嘉奖外，并曾将这批文物在故宫太和殿公开展出。

周总理对先父关怀备至，先父来北京后，就被安置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因先父对古建筑研究有素，又让他兼任古代文物修整所的顾问；并先后安排他为市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50年代初期，人民政府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征求先父的意见。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秘书长薛子正派人将先父接去（我也陪同前往），参加市政府在旧司法部街老司法部内召开的座谈会。记得在座的还有雕塑家刘开渠等人。会上，先父发表了以下几点意见：

天安门广场的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

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注意保护。特别是西边的那座华表，庚子时被打坏过，底座有钢箍，移动时要注意。

广场上东西两面的“三座门”，尽量不拆。

东西“三座门”之间南面的花墙是当初（约民国二年）为了与东交民巷外国的练兵场隔绝，经我（即先父）手，在改建新华门的同时修建的，并非古迹，可以拆除。

这些建议，有关部门大体上采纳了。东西“三座门”开始并没有拆除，后来因为有碍交通，才不得不把它拆掉。

二

195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总理来到东四八条章士钊先生住处访问，向章老了解香港的一些情况（章老在香港有一位夫人，他每年去港看望一次，当时正从香港回北京不久），这次，总理顺便到前院看望了先父（章老当时住在我家后院）。我的大哥朱泽农、姐夫章以吴和夫人罗婉容（章以吴原娶我二姐朱淇筠，我二姐病故后，续娶罗婉容）等都在场。

寒暄了一阵以后，总理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座碑，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先父知不知道？先父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他是我的门生，当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北戴河属于临榆县治）。”总理打趣地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同辈了。”

这样把话题扯开以后，总理详细地询问了先父的起居，并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又问：“送给你的《参考消息》，收到了没有？”先父说：“他们每天都拿给我看，字太小，没法看清楚。”总理说：“这是专治我们老年人的，叫我们看不见。”他当时即指示秘书，以后给老人的文件一定要用大号字印刷。

总理的记忆力好得惊人。我大哥朱泽农在和总理握手时说：“我也是南开的学生。”总理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朱沛（他谱名朱沛，字泽农）。”总理马上说：“五班的。”当听说我们兄弟子侄等多就读于南开中学时，总理便同我们谈起了南开时代的一些往事。在谈话中，他甚至连当年南开宿舍的式样，某些教职员的外号都记得清清楚楚。总理的记忆力真叫人佩服。

章以吴也是总理南开时代的同班同学，总理称他“以吴兄”。并说：“我记得，你比我大一岁。”章以吴依照念书时的习惯，称总理为“老学长”。罗婉容原先是护士，1950年曾随同上海口腔专家韩文信大夫到北京护理过总理，所以总理也认识她。当总理听说章以吴和她已经结婚时，就问：“你们结婚为什么不请我喝喜酒？”并开玩笑说：“一个姓章，一个姓罗，你们是‘章罗联盟’啊！”说罢，笑了起来。又说：“好，你们不请我，我请你们。”后来总理和邓大姐真的请章以吴夫妇全家吃了一顿便饭。

章以吴当时正由平凉人民银行退职回北京，生活不富裕。总理问他：“你有什么困难？”章不肯说，总理说：“不要客气嘛！”章始说了实际情况。后来，根据章在解放前的资历，中央统战部把他安置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总理和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平易近人，一点没有架子．先父让总理烟时，他说，他不吸烟，只是在同马歇尔谈判时吸过一个时期，因为太费脑筋；后来就戒掉了。他又说，他爱喝酒，茅台酒能喝一瓶。正闲谈间我的儿媳徐绪玲下班回来，在和总理握手时，我介绍说：“她是徐世昌的侄女。”总理说：“徐世昌，字写得好。中南海有许多他写的屏风，有空你（指徐绪玲）可以去看看。”

先父出于待客的礼节和对总理这样一位贵客的敬意，执意要家人上茶。总理随行的保卫人员为了对总理的安全负责，便向我们家里人摆手，示意不要送茶。我们对于先父的心情和保卫人员的职责都是理解的，但是越是理解双方的心情，也就越感到左右为难。最后，出于对总理的一片敬意，只得将茶杯和糖果被到了中间的桌子上。先父眼花耳聋，没有看清以上的情形，仍在不断催促我们“上茶”“上茶”。没想到这时总理亲自走过去，坦然自若地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然后将茶杯放到了自己身旁的茶几上，并且还吃了送上来的糖果。总理的这一举动解除了我们尴尬的处境，使我们十分感动。那天总理乍来时，我们全家人的心情是既喜悦，又有一些“诚惶诚恐”，总好象在总理和我们之间有一种无形的距离。但当总理喝了茶、吃了糖以后，那种拘谨的气氛就一下子消失了。总理的坦率、平易、诚恳、亲切和对人的信任，象一股热流温暖着我们的心。

先父耳聋，在和总理谈话时，经常打断总理的话，总理总是耐心地对他反复加以解释。当总理谈到黎元洪时，先父听不清，几次问总理，总理耐心地一次比一次提高声音回答，还笑着解释说：“大总统嘛！”每当先父打断总理的讲话时，我们就向他摆手，示意不要打断总理的话，总理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么！”总理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先父当时对文字改革有些不理解，在谈话中说：“是不是改革以后，我们这些老头子都成了文盲啦？”总理听罢大笑，指着在座的章士钊先生说：“他参加了会嘛！情况他都了解，以后请他给详细介绍介绍。”先父在葬俗上思想较旧，担心身后被火化，在总理快要告别时，他对总理说：“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了，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即我的母亲）的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你帮我办吧！”我们没想到先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忙去阻拦，但是总理却又一次制止了我们。等先父说完后，总理对着他带的助听器话筒说：“我一定帮你办到，你相信我，放心吧！”先父听到总理的回答，连连点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神色。

总理告别离去时，我们全家送到门口。临走时，他和我们一家人及工友等一一握了手，并幽默地说：“你们朱家可以组成一个仪仗队了。”

事后，先父曾对我们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见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

三

1961年先父90岁生日时，周总理曾送来了一个大花篮祝贺。几天以后又在全国政协二楼小礼堂为先父举行一次小型祝寿宴会。除我们家的家属外，章士钊先生和我的六妹夫张学铭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其他应邀作陪的都是70岁以上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在祝酒时，周总理说：“今天在座的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我是个小弟弟。我们今天不只是给朱桂老祝寿（先父号桂辛），而且也是给在座的各位老人祝寿。”在宴会上，我们家属表示感谢总理对我们的照顾，总理说：“不要感谢我，我是代表党和毛主席来给大家祝寿的。”在席间，我的继母许曼颐问邵力子先生：“邵老，傅先生怎么没有来（指邵老的夫人傅学文）？”总理听到以后，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以后要请夫人们都来参加。朱夫人提得很正确。”在我们家属集体向总理敬酒时，总理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听说你们朱家的菜很好吃。”我爱人周季藏听了总理的话就给先父写了一张便条（因先父耳聋，有时用写便条的方法“谈话”），说明总理的意思。先父看了以后说：“好呀！那就请总理订个日子吧！”这样，我们再一次有机会请总理来家里作客。

经过和有关部门的联系，总理约定12月7日中午来我家里吃饭。这当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们作了一些准备，从北京饭店订了两桌菜，自己家里又做了几样有贵州风味的家乡菜（我家祖籍贵州），另外还做了总理喜欢吃的“狮子头”（丸子）。

1961年12月7日中午将近12点，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总理正在大会上作报告，可能要晚到一会儿，并且说邓大姐先来。过了一会儿，邓大姐和章文晋、张颖夫妇就到了，邓大姐又向我们说了总理晚到一会儿的原因。12点半过后，总理和孔原、童小鹏等人来到我家。因为总理下午3点钟还要参加一个会议，所以来了以后，没有多谈，就入座吃饭。席间，总理看见我走路时总是斜着肩膀，就问我是为什么？我说，我患类风湿性关节炎。总理说：“老二，你怎么不治一治？”总理叫我“老二”，我感到很亲切。总理看到我爱人在席间照料比较忙累，吃完饭以后便亲自削了一个苹果递给她说，慰劳这次宴会的女主人。从这些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总理多么体贴人。

1961年12月7日周恩来总理到朱启钤先生家里作客时，和朱启钤先生在一起。

吃完饭后，本想请总理休息一会，总理说：“不休息了，坐坐就行了。”总理作了一上午报告，嗓音有点发哑，但是他仍然陪先父和章士钊老先生谈了一会儿话。先父虽祖籍贵州，但平生却没有到过老家，他一直希望在去贵州的铁路修通后，回家乡看一看。他同总理说了这件事。总理鼓励他好好保重身体，还说通往贵州的铁路很快就要建成了，将来会有机会回家乡看看的。

在吃饭时，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给我们照了像。饭后，总理、邓大姐还同我们全家合影留念。

总理这次来我家吃饭，使先父十分高兴。他将手书的“松寿”缂丝小条幅，亲手装裱，通过中央统战部送给周总理，作为纪念。

四

先父于1964年初即患感冒，继则并发肺炎，住入北京医院。当时正值周总理出访亚非各国，中央统战部将先父病情向远在国外的总理作了汇报。总理打来电报，请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尽力医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同志还代表党和政府到医院看望了先父。尽管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竭尽全力地救护医治，但先父终因年老体衰，于1964年2月26日逝世。临终前，犹时时以总理远行国外为念。

先父生前鉴于火葬日益普及，而北戴河茔地又划作禁区，因此又在京郊万安公墓买了寿穴，以为死后埋骨之地。他去世后，全国政协征求我们的意见，是否仍照先父遗愿葬在北戴河茔地。我们经过考虑，说“老人生前已另有准备”，没有坚持葬北戴河。后来经总理批准，先父的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嘉兴寺开追悼会时，总理送了一个鲜茉莉花做成的花圈，并由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代表总理主持了追悼会。李部长在同我的继母许曼颐谈话时，一再表示了总理对先父丧葬事宜的关怀。

由于党和总理的关怀，我家的生活一直受到很好的照顾。我继母许曼颐每月由政府补助60元生活费，直到1970年她去世时为止。十年动乱中，我家遭到冲击，周总理知道后，指示中央统战部很快地给我们落实了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被安置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安度晚年。

先父生前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受到周总理的礼遇，在死后又被安葬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这是我们家属始料所不及的，我们真是感到莫大的荣幸。同时，我们也看到，象先父这样一个经历复杂的人物，在他的晚年，能够听共产党的话，跟党走，为党和人民做一些好事，党和人民政府就那样无微不至的关心他，尊重他，特别是周总理对他那样地亲切，这充分体现了爱国一家，革命不分先后的统一战线政策精神。拨亮一盏灯，照亮的却是一大片，看起来统战工作是“统”在先父一个人的身上，可影响所及却是一家人乃至我们周围的亲戚，包括我远在海外的亲属姊妹。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美建交后，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家在海外的亲属纷纷回国探亲。他们每到北京必然要去八宝山公墓凭吊重新修复的先父的墓地（“文革”中墓碑曾被造反派砸碎），有的还在墓地拍照留影。在海外未曾回国的来属看到这些照片，也深受感动，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理解。东城区人民政府又把先父生前居住的赵堂子胡同四号定为“朱启钤先生故居”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海外亲属闻讯后都极为兴奋，来信表示愿意协力支持，欣慰“落叶终有“归根”之地。这些，都是周总理生前亲自领导的统战工作结出的丰硕果实。我们深信，随着党的统战工作的进一步扩大开展，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一定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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