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风云四十年 | 前温州市委书记讲述”温州模式”的由来

编者按：改革开放初期，以家庭自营经济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农民供销员为骨干的经济格局——“温州模式”悄然诞生。它与同时期的“吴川模式”并驾齐驱，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其率先摸索的改革发展的路径、方法乃至方向，不仅在当时推动了温州经济面貌上的深刻变化，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温州模式”的由来是什么，它的诞生根植于什么样的土壤？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兼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为您讲述“温州模式”是怎样炼成的。

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从温州的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找到了符合实际的发展农村经济的新路子。其基本特点是：以家庭自营经济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农民供销员为骨干，形成了不同于苏南和我省的杭、嘉、宁、绍等多数地区的另一种经济格局，被经济学家和新闻界称为“温州模式”。

1981年8月开始，我在温州工作了四年八个月，有幸见证了这段历史。

1981年9月22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建立新的中共温州市委和温州市人民政府，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同年12 月，中共浙江省委下文公布了中共温州市委和温州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名单，新的市委和市政府宣告成立。

温州地处浙江东南部，远距杭州450公里，1982年总人口5928318人，耕地人均不足半亩，一面临海，三面环山，交通很不便利，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91年国家对温州总投资只有6.55亿元。1981年瑞安县人均收入50元以下的有3000多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1/3；老平阳县曾有30多万人外出讨饭，所以有“平阳老讨饭”之说。

鉴于以上情况，在温州治穷发展经济的任务既迫切又艰难。这是温州在改革发展经济中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是温州的劣势。但在我们广泛走访调查中发现温州又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和有利条件。温州的老百姓有走南闯北外出务工经商的历史传统，能工巧匠多。他们心灵手巧，能吃苦耐劳，敢为人先，其创造性和模仿性都很强。自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传达后，在温州农村开始出现了好的转机，开始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建立和逐步完善，专业户、重点户开始出现，并已成为众人瞩目的新生事物。

1981年下半年，我同市委管农业的副书记吴俊祥同志到瑞安麻峪了解情况时，看到路边有一大群牛，都养得个个膘肥体壮。我问牛的主人为什么这些牛都养得这么好，他们说这些牛都是我们私有户养的，也有的是公有户承包养的。瑞安有养耕乳两用牛的习惯，养牛不仅仅为了耕田，也是重要的家庭副业。他们说养一头牛能比上一个“三五”牌干部的收入，即30年工龄50元月工资的干部。一头水牛一年耕地收入500元，生一头小牛可卖500元，挤一部分牛奶卖给炼乳厂还能收入500元。

有一天我去瑞安县塘下镇了解情况，顺手推开街路边一家老百姓的门，一位老太太看着五台土制机子正在忙着织松紧带小商品。我蹲下来同她聊起来，我问她一年能赚多少钱？她把手一伸说有6000块。我说，好啊！你的收入比我这当副省长的还多几千块。我又问她，你这个家庭工厂花了多少本钱，她说花了500元。我看了很受启发，我想温州穷没有钱办不起大工厂，可以放开手脚，冲破重重阻力，让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来办家庭工厂。

1979年春天我曾为解决苍南宜山（当时还是平阳县）群众要求包产到户，地委不同意而群众罢种（不播种）的问题到了宜山，这次是我第二次来宜山。宜山曾经把“三机”即织布机、纺纱机、开花机统统视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贴上了封条。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宜山农民的手脚，又家家户户地增机添车，全区的织布机恢复到了两万多台。但是由于仍受粮棉统购统销政策的影响，规定农民生产的土布只能卖给供销社，不准农民自产自销。由于供销社的购销渠道有限，收购的土布销不出去就不收购，又不允许农民自己去卖，只好停机，不少群众生活又发生困难。我听了汇报便答复他们说：要实事求是，我看现在应该允许农民自己去卖。离开宜山之后，他们在召开的全区干部会上传达了我的意见，允许农民自己生产的土布自己去卖。我这次到宜山了解到，在这个有18万人口、人均只有4分7厘土地的农村里，恢复了“土纺土织”生产的历史传统，并允许农民自行推销其产品，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有了工作，仅一年多的时间，产值已达到5000多万元，除缴给国家税收几百万元外，群众人均收入已达到350元。晚上我住在军分区战士陈欣家的小楼上，半夜起来一看，到处灯火通明，织布机响成一片，天还不亮，街路上运输土布及其原材的人川流不息，一派繁忙兴旺的动人景象。

经过广泛地走访调查，使我在温州农村看到或听到了许多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很少看到或听到的事物，诸如“专业户”“重点户”“家庭工场”“联户工业”“供销员”“挂户经营”“信息专业户”，以及“浮动利率”“私人钱庄”等颇具特色的新鲜事物。尽管这些事物的出现还是分散、零星的，规模不大，数量不多，有的甚至是“非法”的，但它们的出现却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其实，这些事物在温州过去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但每次的出现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经过走访调查使我在温州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向群众学到不少经验和知识，从而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农村治穷致富的办法，树立了信心。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市委常委进一步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和中央1982年1号文件，联系实际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常委一致认为，要敢于从温州的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大胆鼓励，热情扶持，积极引导，让群众创造的新生事物健康地成长，要放手发动干部、群众，依靠千家万户，大力发展农村“两户”和大办家庭工商业，并把它作为市委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指导思想。许多家庭工业走的是分散型“小而专”的道路，是劳动密集型，采用手工加机器生产小商品为主，修旧利废，拾遗补阙，对国民经济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

这种模式投资小，见效快，致富面大，符合温州实际，利国利民。市委通过召开几次会议，教育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把大家的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来。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文章开头所提到的“温州模式”。

在20世纪80年代初，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仍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温州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能从实际出发，农村自营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除市委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外，还同中央和省委领导对温州农村改革的亲切关怀和指导分不开。

1984年3月，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同志到温州考察。他考察了永嘉桥头纽扣市场、温州港和乐清柳市低压电器产销基地。劲夫同志在柳市兴致勃勃地逐一考察了群众沿街开设的前店后厂生产经营的电器产品，向他们详细地询问了生产经营情况后对我说：“老袁，你们这里搞得很好，要好好地总结经验。”

我说：“我们工作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产品质量还有问题，许多管理问题还没有跟上。”劲夫同志说，“产品质量不好可以提高”，并指了指他手上的手表，“谁说街道弄堂工厂生产的产品质量就一定不好，瑞士手表都是些街道弄堂工厂生产的，质量不是很好么？”又说：“我们国家发展工业的路子不对啊！你们这里不是很好么？要好好地总结经验。”对温州农村走发展家庭户办工业的路子给予了充分肯定。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主任和吴象同志来温州考察。在考察了桥头、塘下、北白象、柳市等地，了解农村商品生产情况后，杜老风趣地对我说：“我向往了一辈子的东西，为什么在别的地方很少看到，而在你这个温州到处都是啊？我们两个要建立热线联系。”我说：“请杜老多多指导。”杜老说：“万里同志很想到温州看看，这次到上海病了，来不了。”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我派人去上海带上《温州农村商品产销基地》的录像向万里同志汇报。”杜老同意说：“好主意。”市委派农委副主任李仁续去上海向万里同志汇报。

3 月23 日上午，万里同志在上海兴国宾馆看了《温州农村商品产销基地》录像，向李仁续同志询问了温州经济发展情况，作了很重要的讲话。万里同志说：“请我去，我愿意去啊！但不行了。我今天在这里什么人也不见，就是因为你来了，又这么远，而且成绩那么大，你们的录像我看了，我准备送给小平同志看一看。”

万里同志问：“市委书记是谁？”李仁续说：“是袁芳烈，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委常委。”万里同志说：“我记得。那是长治久安之计，需要省里面最强的干部去，温州才能安定。回去问他们好！工作嘛，一个叫继续大胆创新；一个及时总结经验，纠正一些这个那个不可避免的缺点。任何人只要革命，只要前进，总得要走步。画个圈就这样大，这个圈谁给画啊，总得走出来才对呀，这不走歪径，那不走歪径，哪能就走到四个现代化！？”

万里同志很关心温州，早在1983 年11 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就高度评价苍南宜山区再生纺织业，指出：“宜山区利用工厂腈纶边角料，发展再生纺织业，使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变为包括科技、流通等多方面经济网络，展现出农村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

1986年4 月，万里同志和郝建秀同志亲临温州考察了桥头纽扣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北白象建筑材料市场和永嘉、乐清、苍南、瑞安、平阳等县家庭工业，以及苍南龙港镇和温州港。在市委领导干部会议上，万里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温州近几年来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做法和取得的成绩，同时要求各级干部进一步为繁荣农村经济服务，促进商品生产发展，并提出“总结、完善、发展”的要求。

本文摘自《大潮》丛书之《口述：书记、市长与城市》，韩淑芳主编，2018年7月出版，责任编辑牛梦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