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大学的老年人

2019-01-20 18:15
北京

前言:1973年,法国成立世界上第一所“第三年龄大学”,这一模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得到迅速发展,甚至在近年出现“一座难求”的情况,成为老年群体获取知识、丰富生活的新途径。

在年过花甲以后,人的学习能力受到生理等因素的诸多限制,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渴望克服难关,在晚年依然通过学习有所收获。在一个个“年迈的”课堂上,经历迥异的老人们紧盯着年纪尚轻的老师,表现出对新知的强烈渴望,像我们一样用手机拍下来不及记的PPT,课后按时完成布置的作业,期待得到表扬。

我们走入了北京的三所老年大学,走近一群年迈的学生。他们中有人曾在城市间流转,有人做过知青,还有人曾冲锋在战争前线;他们中有人子孙满堂,也有人坦然承认自己“空巢”。但当他们共同弹起一首《阳关三叠》时,课堂外的一切都暂时与他们无关了。

运动员进行曲总在上午从中学校园传出很远,左拐右拐撞进隔壁的小胡同,抵达深处的京教老年大学。激昂的交响乐在第一教室里已经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墨香缭绕鼻尖,大屏幕上是米芾的行楷。云志功老师站在台上讲解,和他在首师大惯常面对的年轻脸庞不同,现在坐在下面聚精会神听着的,是三十六位年纪比他还大上不少的学生。

座位是按照年龄排的,年纪越大越靠前,韩雪雯在第一排,坐得很直,一头灰扑扑的白发稍带点卷,半长的黑白格子围巾对折,末尾再从中间穿过去,是当下时髦的围法。几乎没有人会把她与一个74岁的老人联系起来。她是这里的老学生,学书法已经十二年了。

坐在她旁边的李拴宁快77岁了,留着精神的短寸头。他住在南五环,学校在北二环,地图直线距离22公里。每周二上午,他坐622路到前门,再转22路,路上花去将近两个小时。九点钟的书法课,他六点多就得起床。

笔、墨、纸、砚、毡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摆放好,还有一个本子、一支中性笔,时不时记下老师讲的几句话。多数人字写得很大,常常占了两行,手机放在一侧,屏幕停留在相机的界面,方便随时录下投影仪上老师写字的过程。

快乐五十老年大学的教室

这是京教老年大学里的一间普通教室。在这座三层的建筑里,这样的课堂每周有三十五个。

迟响

韩雪雯在二十多岁就渴望学习书法了。她觉得书法其实是一种文学,字的背后是整个书法的发展史。

她的中学时代在那时东城的贝满女中度过。高三那年,升学压力使得课业紧张,学校取消了各种活动,所有人闷头读书。国庆节那天,韩雪雯在家不想写作业,趴在书桌上摆弄收音机。她原本每年十一都会参加彩球操表演,今年学校不许高三的参加了,她越想越失落,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作文,叫做《收音机旁度十一》。十一之后,老师把这篇作文当着全班同学念了一遍,还让作者上台发表想法。韩雪雯胆小内敛,走上讲台吱唔良久也没说出几个字,老师只好让她下去了。但她从那以后就喜欢上了文学。语文老师是一位老先生,穿着中山装,满头白发,介绍起曹靖华、刘白羽的散文滔滔不绝,韩雪雯总是听得眼珠都舍不得错开。

然而,一个小女孩的梦想在动荡年代找不到容身之处。1963年,风暴在中国已初现端倪,韩雪雯家是正白旗的旗人,她高中毕业后,只能去中学当了一名数学老师。浩劫正式开始后,韩雪雯成了大批判组的一员。她已经记不清自己批判过谁,却忘不了拿起毛笔写字时,那种“轴”的感觉。她从小到大没握过毛笔,写出来的字歪七扭八,没有结构,更谈不上笔法,写出来自己都想扔掉。那时,有人看到墙上贴着大书法家沈尹默写的检讨,觉得他字儿好,就偷偷撕下一张拿回家模仿。韩雪雯也想学,但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

2000年她退休,在家待了几年,一直带毕业班、忙碌了几十年的她却有些难以适应清闲的生活。女婿偶然得知老年大学的信息,她想起了自己尘封多年的愿望。2006年,退休六年之后,回音终于响起,她开始在老年大学跟着云志功老师学写字,从小篆起步,篆、隶、楷、行、草,整整十二年,上学时她从不迟到,教书时如此,到了老年大学也从没迟到过。在讲台上站过了半辈子,她在生命的黄昏时分又成了一名学生。

快乐五十老年大学的老人在学书法

李拴宁70岁的时候,打算写副对联纪念去世近四十年的父亲,但他怎么写都写不好。本来他的钢笔字在单位上算出众的,拿起毛笔,却一下子懵了。他念书、工作几十年,到最后却发现写不好毛笔字。于是,他开始跟着电视上田蕴章教授的《每日一题·每日一字》学书法,从“永”到“齾”,老师讲了365集,李拴宁写了三年。他自以为写得不错了,一比较以后却发现不行,觉得“这几年等于白过了”。听说几个和他一样退休的同事,每个星期都要到老年大学学书法,73岁的他也心动了,让同事帮他报名。由于名额抢手,同事帮不上忙,他只能一趟趟自己去,费了好些功夫才争取到一个位置。那之后,新老师、新学校、新知识,他被新的一切包围,比年轻时上课还要用心。他一生为了孩子、为了单位、为了家庭,现在,写书法是为他自己活一次。

后来,他渐渐不再满足于写别人的东西,又上了一个诗词班。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他为此作了一首诗:“改革开放四十年,风雨兼程破浪帆,决胜小康追美梦,华章雅韵亦浩然。”作完后,他用毛笔认认真真誊写在了宣纸上。

一百分钟的课很快过去,下课铃响起来。花鸟画班匆匆离开的老人遇上了山水画班的老人,点头致意,他们曾经同上过一门书法课。有的老人年轻时就跟着丈夫从上海来了北京,话语间仍有抹不去的乡音。有的老人从前没读完高中就上山下乡做知青,还有的在69年珍宝岛战役上过前线,现在却一同出现在古琴教室里,弹同一首《阳关三叠》。年迈的缘分背后,两条有所负载的生命相互问候。

一座难求

“2017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高达2.41亿人,占总人口的17.3%,这意味者我们身边每6个人中就有一位老人。”频频有数据说,这个国家正在老去。变老是多数人都要经历的过程,有许多人害怕老去,不敢想象六十岁之后的生活,担心年老色衰、被子女淡忘、整日无所事事。

但另一种与之相反的可能早已悄然破土。

1983年,第一所老年大学在济南建立,人生暮年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土地上迅速蔓延生长。目前,中国已有7万余所老年大学。在合肥,为了进入老年大学,有老人凌晨4点就在校门口排队等待;在济南,一所老年学校半天时间迎来近300名想要插班的银发学生;在武汉,有些热门课程名额一个小时内就被一抢而空。

老年大学多开设书法、国画、古典舞、旅游英语、手机使用等课程,或是老人过去没有机会接触的兴趣爱好,或是老人现在生活必须的技能。每周上一次,一次两节课,相当于选修大学里两个学分。公立老年大学普遍学费低廉,一门课程一学期多在两百元左右,再加上一些老年大学对所招学生也有限制,常常出现“一座难求”的情况。

邓良富老人在学习巴乌

京教老年大学在北京市教委的资助下开办,优先满足教育系统的退休老人的需求。李拴宁听朋友说这里有系统的书法课,从隶书到草书,一年年地学。但他以前的工作和教育扯不上关系,只好亲自一趟一趟地往学校跑,却总被告知没有空位,要再等一等。直到第三次,大学教务老师李鸿宾终于告诉他空出了一个插班的名额,他才得以入班学习书法。

李鸿宾今年70岁了,退休之后,她在老年大学上了12年课,也当了10年的教务老师,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她招进来的。京教老年大学第一次开办中医班时,36个名额,有158个人报名。先来后到,后面的人只有一年年地等着。李鸿宾总是在同等条件下尽量照顾年纪较大的老人,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没有太长的时间能用来等待。

许多老人入校后就不愿意离开。这也是老年大学入学难的另一个原因。一门课学完了,接着学另一门,有学了二十年的,快把学校里每门课都学了个遍。李鸿宾形容老年大学是“铁打的营盘,流不走的兵”。

她曾经见过一位已经结业的老人,第二天又来了学校。这位老人住得很远,但他早已习惯了每周的奔波,必须得来一趟,哪怕是在这儿坐一会儿。老人在李鸿宾的办公室里坐了差不多一节课的功夫,又坐车离开了。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许多老人年纪大了,没有再报其他课程,李鸿宾觉得,这是他们对她、也是对学校的告别。

后进

贾智英从基层法院行政工作退休的时候,快乐五十老年大学刚好成立,她报了葫芦丝班。儿子和孙子都在山西,只有女儿在北京上班,贾智英留在北京只是为了每周一次的葫芦丝课。几年前到云南旅游,在古镇的石板路上,一阵悠扬清丽的曲子一下子迷住了她,同行的人说是葫芦丝,那是她第一次知道这个乐器。她上学的年代,劳动和学习几乎占据了生活的全部,艺术属于遥不可及的存在。时隔经年,她终于能拾起自己从未拥有的东西。

第二学期,贾智英家里有事,只上了两节课就回山西了。她就跟着微信群里上传的上课视频,在家里自学。老师说“哆”,她左手三指和右手食指往下一压,呼一口气吹出“哆”;老师说“咪”,气不停,左手无名指和右手食指从音孔上松开,就成了“咪”……在老家的那段时间,只要有空,她脑子里就想着练,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吹葫芦丝,好像上了瘾、着了迷。最后,落下的课都被她自学补上了,第三学期顺利回到了课堂。她还记得第一学期的第一堂课,她的手指僵硬得握不住那根七个孔的木管;现在她已经能吹出一首流畅的《彩云之南》。

邓良富拿起葫芦丝吹了吹,“声音是有点尖了。”他把中间一根较长的主音管抽出来,轻轻压了压上面的簧片,“这里翘起来了,千万别使劲压。”修好后递给女同学,他说,“路上注意安全!”

邓良富和贾智英在一个班上学葫芦丝,他是班长,也是班上唯一的男同学。他在部队待了几十年,“服务”的思想在脑子里早就扎了根。他经常组织大家去公园里练习;为了给缺勤的同学讲解,他总是自己先跟着老师学,回家再看一遍上课的视频,用自己的话总结出来教给他们。一个住在西直门的老人上了几次课就没再来了,因为跟不上,但还是经常跟邓良富联系,问他这周学了什么新的内容。说起这位朋友,邓良富带着些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十分惋惜,“就是因为回去不练哪!”

在老年大学里,“水课”是不存在的,更确切地说,没有人是想来把课水过去的。

贾智英老人在学习巴乌

国画班上有一位老人骨折了,李鸿宾劝老人伤好了再来,老人怎么都不愿意,说在家里待着难受,一定要来。好一点儿之后,老人杵着拐,从顺义打车过来学画牡丹。车费花了一百多块,而一学期的学费也才180。

李鸿宾常常听到学校里的老师感叹,老人比许多本科生、研究生都努力。老人们是真来学的,课间都不休息,围着老师提问。老人们反应比较慢,国画班刚开课时,他们都不敢下笔。但是他们后发的理解力强,几周之后,课前例行检查作业,老师在满墙的作业前站了很久,嘴里不停地说“感动”。他没想到老人的潜力这么大,从包里拿出几幅小孩画的画进行比较后说,“你们画得比他们好太多了。”

韩雪雯的书法课每周都有作业,作业交上去,满满当当挂了一面墙。线条、入笔、出笔,老师都要批改,写得好的表扬,有问题的指出。“我们自尊心很强的。”想让作品挂在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地方,老人们写得比年少时的考试还认真。在这种压力下,再加上自己喜欢,在家里,她一有时间就拿起笔在纸上写老师留的作业。作业也不简单,帖上写的是“江”,但她要写“河”,那就要想怎么才能把三点水和“可”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出帖”,不能死学。“我回家全部精力都用在这儿,所以经常受到表扬呢!”韩雪雯笑起来,捋了一把头发。

她说起书法来头头是道,写字得有文学的内涵,还得了解书法发展史,这样字的“神”才能出来,不然的话就流于匠气。那些梳着长头发在大街上写一通的人,她觉得他们把书法俗化了,不利于传承。十多年来,篆、隶、楷、行、草,各种字体她都已经学过一遍,但仍是不断地强调“继承”。她觉得,像书法、京剧、唐诗、宋词、元曲这类传统文化,绝大部分人实际上还没能将它们继承下来,根本没资格谈创新。

“黄金时代”

关节炎、高血压……很多人想不到韩雪雯身上其实有各种病。女儿是医生,劝她别上课了,在家里休息,但她觉得人必须得出门活动活动。她以前爱去中山公园,在里面能待一整天。现在进去要安检,哪怕是走个过场,她也不怎么去了,觉得自己是随着一股“浊流”才能进去。

韩雪雯认为社会上对老年人的帮助措施很肤浅,比如免费坐车——“我坐车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真正应该关注的其实是老年人不能自理的时候。她不喜欢被人照顾、被人伺候吃喝拉撒,这些是人的私密。她一生干干净净,能自理就自理,如果有一天不能自理了,“给我一个安乐死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她一辈子不愿意麻烦别人。早上坐公交车来学校时,没有人给她让座。她就在前面站着,绝不窥视哪有座位。“能站,我绝不坐。不能站,我打车。”一旦有人给她让座,她从心底非常感谢,但是她不坐。她对别人说:“我能站,谢谢你,你坐下。”可人家看着她站那儿就坐不住,于是现在她出门,能走路就走,远了就打车。偶尔嫌“滴滴”麻烦,不能招手就停,就尽量从起点站开始坐公交,不给任何人让座的机会。

64岁的张铭也是书法班的一员,她自己已经有老年证了,在公交车上还会给别的老人让座。“咱们国家做得特别不好,好像把这些老年人看得跟半残似的。”她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对自己属于“空巢老人”毫不避讳。她说自己有爱好,老了大家都走不动的时候,她可以钻进兴趣里。她时常担心微信群里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她知道他们也想排遣孤独,她可以以书画为伴,但他们除了时间的余裕“一无所有”,没有兴趣、没有可以投身的方向。

“退休了是我最美的时光。”张铭现在还没有孙子,她把当下称为她的“黄金时代”。她不再催着自己的女儿要孙子,反倒是担心有了孙子之后,自己可能没办法再去老年大学写书法。

邓良富在课上帮助他的老年同学,课下则常常去做志愿者。他在五棵松体育馆维持过秩序,也在地铁站引导过乘客。曾经一名无精打采的警察在地铁站向他抱怨,警察总吃亏。邓良富年轻时当兵也被北京人看不起,被叫做“穷当兵”的,他马上怼回去,“你算老几,我是百里挑一的军人,你呢?”他告诉年轻的警察,首先自己要瞧得起自己。一次坐公交,他听到有年轻人埋怨老年人闲着没事还来挤公交、抢资源,他觉得自己还算不上老年人,但那以后,自行车成了他主要的交通工具。

他结婚晚,孩子现在还在北京读大学。他知道自己以后可能加入“空巢”大军,但这并不妨碍他活得精彩。他和朋友到处做志愿者,做了几年才知道,朋友做志愿是为了将来可以反过来享受志愿者的服务,但他“只是为了提供服务”。

韩雪雯的外孙女今年10岁,上四年级,她嫌外面的辅导班鱼龙混杂,亲自上阵辅导她数学。小朋友也每天跟着她一起写字,北京的冬天到了,她们一起“数九”。“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九个九笔的字,每天写一笔,九九八十一笔,八十一天就过去了。

文中贾智英、邓良富为化名

记者|陈俊晓 张漫溪 黄光波 陈诗雨 张雨鹃 李晨花

摄影|李桢旭

编辑|王雅淇

新媒体编辑|张漫溪 牛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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