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琳：北大中文系“三剑客”
这样的相遇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北大想来是寻常事，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却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相遇的双方，一方是仕仁、一禾、小宇——被称为中文系79级“三剑客”，另一方是我——一个“背着空口袋”（一禾语）蹒跚而行的“老家伙”（仕仁语）。他们三位，当年都是二十上下的年纪，而我其时已三十有四。相遇的原因很偶然，热衷于公共活动的仕仁领命操办一次展览，他很自然地拽上了另外两位“剑客”，而我，则是有人引荐给他们做顾问。
最初一次见面只有仕仁和我两个人。说事务只用了干净利索的几句话，就算是意向已然达成。正欲抽身告辞，仕仁却劈头盖脸地就和我谈论起“中国历史今后的走向”（题目是我事后给加的）。在当年的北大，有人张口就和你谈大问题，本也不足为怪。你要在校园里散散步，耳里飘过来的词语就很少有形而下的。不过，我当时还是有几分惊奇。这样的话题，我的同龄人倒是关切已久，一度被表述为“中国向何处去”。他充满激情地在说着，没有注意到我的惊奇。看得出他有才华，但其实却有些讷于言辞。我望着他那张憧憬多于探索的脸，心里忽然有点明白了，他的问题包裹着一个核心，那就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何在？我早就有感觉，北大有一种似乎用手都能摸得着的传统，你可以称之为“以天下为己任”，我则更喜欢将之表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北大的匹夫尤其有责。眼前的仕仁自然也在此传统之中。我自以为理解了仕仁的激情，于是开始附和着，满心以为他说的“我们”也捎带着我。殊不知他话锋一转，突然来了一句：“在我们看来，你们这代人已属过去了的一代，只能起到铺路石的作用了。”我心里一惊，再看他却是满脸的诚恳。我知道，北大的学生都狂，但仕仁在说这话时却不像是狂。他说的显然是自己思考过的看法，并且认为他这个论断也可讨论，如果我愿意的话。我敢说，他半点也没想过这话有可能会伤到我。
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这代人”在70年代初期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调门虽高，很有点“指点江山”的气概，但骨子里表达的其实是怀疑与困惑。时隔十年，仕仁他们接过这一问则更多是在表达某种振奋之情。破土而出的“80年代”，确实在中国的土地上燃起了某种希望。不过我也看得出，仕仁对“我们这代人”的探索还是有相当了解的，否则也就不会有“铺路石”一说。也许我当年还不够老，“铺路石”一语竟刺激了我，让我终于忍不住也开始发宏论了。我从三种不同的理论视角提出“中国历史今后的走向”的三种可能，其实也是在梳理我十余年来借力打力地想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一问的某种历程，我后来把这种历程命名为“理论突围”。为什么说是“借力打力”？因为“三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全是借来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任何“理论创新”。而且，就当年而言，我借来的东西也都是大路货，至少我们这代人中爱想点事的人都不会太陌生。不过有一点，我并没有学究一般地照本宣科，而是抖擞精神，扣紧了我们正在谈论的问题，尝试着把我十余年左冲右突的思考展现出来。
第二种视角是我从斯宾格勒那里借来的。斯宾格勒有一个“世界历史透视”的概念，在他眼中，“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是“文化”。从思想史上说，他所说的“文化”与后来我们这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文化热”颇有渊源关系，尽管我们的“文化讨论”中似很少有人提及他。他的“文化”是一个个有生命的个体，各有各的生命周期（诞生、成长、衰老与死亡），各有各的“文化宿命”。就其“生命”与“宿命”而言，各个文化之间不存在传承关系（否认历史阶段论），也不存在实质性的相互影响。如果相信他，结论就很悲观：唯一还活着的西方文化也已在没落，中国文化则早已死亡。而且，根据他的看法，已死的文化并不存在重生的机会。不过，如果我们把他的这种结论先来一个“持保留意见”，就会发现，沿着他的思路去探究“中国文化的宿命”，却是很诱人的一个题目。如果真有这种“宿命”而且能探究清楚，什么问题不能迎刃而解？这当然要求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与洞察。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坐在牢里时，曾就此苦思冥想过好长时间。当然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成果，牢里没书读，“思而不学则殆”嘛！对于我和我的同龄人来说，斯宾格勒的“文化”概念与脱胎于它的汤因比的文明概念，确曾提供了一种启发，使我们得以换了一种历史视野，从（苏联式）历史阶段论里解放了出来。
第三种视角其实是第二种视角的某种演变。“文革”时期有一套内部读物叫《外国资产阶级论中国近代史》，其中有些文章是把中西文明的冲突作为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其文明的概念与斯宾格勒的文化及汤因比的文明明显有亲缘关系。不过，历史学家不像历史哲学家走得那么远，他们的概念总是要离实际经验更近一些。他们说的文明，没那么封闭，相互之间总是既存在冲突又存在着交融。从这一视角看，不排除可以得出一种比较乐观的结论，即：冲突与交融的结果，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文明。这种结论的诱惑力自不必言。许多年后，我给那种诱惑定名为“第三条道路的诱惑”，并对之心生警惕，因为我发现实际有无“第三条道路”本当存疑，但振振有词的论道却可画饼充饥，成为逃避选择的一种借口。不过，当初我还没这份警醒，在仕仁面前也画了一个大大的饼。但我也没忘做了一个保留，指出冲突与交融的结果未必就是良性的，也完全有可能生出某种畸形的怪胎来。
仕仁可能没料到他一石激起千层浪，竟惹得我这个老家伙把十几年的存货翻出来搞倾销。他毕竟还年轻，一时当然拿不出什么反制的措施，只能默默地听着。但我看得出来，他听我讲话时和自己讲话时一样兴奋。正是他的那份兴奋鼓励了我，让我那多少有些空疏的宏大叙事得以滔滔不绝，我知道我遇到了最好的倾听者。而且我知道，好的倾听者往往也是好的谈话对手。我后来说过：“在北大，你永远不会找不到谈话对手！”这真是一件可大呼“不亦快哉”的事情。那天晚上我确实是说得痛快淋漓，收尾处我说了一句：“以上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一点思考，仅供参考。”之所以说是“我们这代人”，一则是回应仕仁说的“你们这代人”，二则是因为我的这些想法是在和不少同龄人的讨论中形成的。但我没忘了补充一个声明：“不过，我所说的三种可能，其基础理论部分都是借来的，没有经过批判性的考察。”
第二天一早，仕仁就到29楼我的宿舍造访。开门迎客，进来的竟是三个人，一禾和小宇也来了。还是没太多寒暄，就又接上了头天的话题。仕仁很清晰地发问，问题都在点子上，表明头天晚上他回去后曾认真想过。一禾、小宇凝神旁听，我当即发现，这又是两个好的倾听者。看上去他们三位像是登门求教，但我的感觉却有几分像是在接受审查。仕仁诚然有引荐两位密友与我认识的意思，但想来也有让他们帮着看看这个老家伙究竟是真有那么两下子，抑或只是花拳绣腿。一禾很沉静，但内在激情的充沛是很容易被觉察到的。小宇很洒脱，却又透着一种大男孩的腼腆。再加上个思想敏锐态度诚恳的仕仁，“三剑客”这么一齐现身，着实让我那陋室充满了活力和灵气。谈话的气氛渐渐活跃起来，我知道，我大概已通过了考察。告辞前小宇用调侃的语气告诉我说：“我们常说仕仁是中国的头脑，一禾是中国的良心，剩下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就说，我是中国的胃。”
这以后我和他们之间可谓过从甚密。筹办展览的那两三个月，几乎天天晚上都聚在一起。商量“公事”通常只需要三言两语，具体事务大都安排到第二天白天分头去执行，晚上剩下的时间就是侃大山，很富裕，常常会通宵达旦，至少要到凌晨一两点。思想交锋的深层也有情感交流，私人间的友谊在悄悄积累。谈话变得更随意了，话题当然变得宽泛起来。有比“中国历史的走向”更为“形而上”一些的，直接关联着存在的意义。也有比较轻松的，琴棋书画饮食男女均有涉猎。随后由于张玞、小霖两位女生的加入，气氛自然更加轻松活跃。一个周末的晚上，大伙儿即兴开了一个“音乐会”，唱歌唱到天光大亮。你一首我一首，一首接一首，居然一直没有冷场。那一晚他们彻底地打动了我。我总觉得，从那以后我们就真正成了朋友。
回过头还是再话说当年。我那几位“忘年交”正值青春年少，又都热爱文学，“人生”当然也是常受他们关注的一大话题。我比他们长十余岁，又坐过几年牢，在学生中称得上是饱经沧桑，谈论人生我自然有点优势。记得我给他们讲过一些狱中故事，贯穿其中的则是我的“生命体验”。故事零零碎碎，体验点点滴滴，都是谈话中即兴说起，讲过也就不再记得具体讲了哪些。我只记得他们的眼睛像星星一般照亮了我，让我的故事因此变得更加纯净。我是说，我在讲述时无形中减少了“痛说革命家史”的夸耀，而偏重于传达出“走在人生中途”（但丁语）的摸索。我的摸索漫无边际，但也可简括为一个问题：“无彩人生”有没有意义？“无彩人生”是我后来根据“多彩人生”的说法杜撰的，当时并没有这样说。我当时说的，大致是我见过一些几乎一辈子都在坐牢的人，他们引起我的追问：这样的生活还有意义吗？我这一问，当然也是为自己在问，因为他们的命运就预示了我的命运。值得一说的是，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我的故事里就总是显现着或暗含着这样的答案。多年以后我写了一本《里面的故事》，我自己对那些故事就有如下解释：“我写下的，只是一种个体经验，我自己和一些其他人的人生境遇。我们这些个体连同我们所有的遭遇都不会进入历史，或者用我家乡的话来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连一个泡泡也不会起’，但这却不意味着我们的存在、经历和感情就不是真的。我想表达的，就是那些被历史忽略不计的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至于历史那个庞然大物，我只好暂且把它搁在一边。”想当年在北大听我讲这些故事的，都堪称天之骄子，难得他们竟无障碍地领会了我的所感所思，我不能不把他们引为知音。
关于“中国历史的走向”这一话题，倒是被搁置起来了，因为“三剑客”已经就此对我宣告过：“我们讨论过了，决定用五年的时间批判老朱。”我则赶紧缴械投降：“不用五年，我给你们交个底。”我说了几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也简单说了一下我自己做“理论突围”的思路，以及我在“突围”路上小心提防的种种“陷阱”。尤其重点谈到“历史”和“文化”这两个观念都有待检讨，而我自己的学力不够，只能说是正在努力之中。我知道，“五年批判计划”在他们不是一句戏言。不久我就从一禾的言谈中察觉，他在读《西方的没落》。听说他读的是台湾版的译本，我还特地从他手里把那本书借来，并乘兴重读了一遍。记得我还跟他谈起过重读以后的感受，大意是这样：我原先读的时候，觉得斯宾格勒富有洞察力而少学究气，读起来灵动而有音乐感，这一回读却发现那种灵动的叙事中包裹着一个有如钢筋捆绑成的概念框架，其实也很僵硬，因过于严实和精致，反而让我几乎出自本能地觉着可疑。后来我读一禾的长诗《世界的血》，发现他所尝试写的“真正史诗”里有一种“大文化”的辽阔视野，显然取自斯宾格勒，而他笔下来到城市的“农家女”，也让我想起斯宾格勒的论断：“所有的文明都诞生于城市，所有的文明都会衰落，而农村却永在。”（大意如此）不过，斯宾格勒的概念框架显然早已被一禾束之高阁。他那“辽阔的歌唱”（诗人陈东东评语）让我意识到，“三剑客”对我的批判早已完成。可惜天妒英才，五年刚满仕仁便早早去世，“三剑客”折翼。之后不到五年，一禾又走了。小宇孤身一人流落天涯，2006年回京与我相遇时，笑称自己是“三剑客”中硕果仅存者。不想一年后他也决绝离去。我如今倒是又有了一些心得可供他们继续批判，只是找谁说去？
（本文原题《“老家伙”的纪念：与“三剑客”相遇在北大》，摘自《外面的故事》，朱正琳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