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启恒：从羊肠小道走出来的中国互联网（下）

编者按：1994 年4 月20 日，我国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互联网正式进入中国。20多年来，网络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甚至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互联网是如何引入中国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互联网又是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的？本期特邀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将互联网引入中国第一人”胡启恒院士，为我们讲述她所亲历的互联网往事。

口述 | 胡启恒      

整理 | 杨玉珍

当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桌签并排出现在国际互联网会议上

中国加入互联网大家庭后，参加全球大型互联网会议的机会增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代表在国际互联网的舞台上经常能够碰面。不管海峡两岸关系如何，在互联网会议上见面，双方关系始终非常友好，并且都从心底自发地发展这种友好关系。每次开会，大家都在一起聚餐，像个大家庭一样温馨和谐。其中有一次“特别”的经历，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国际上举行互联网大会，通常情况下都不会摆桌签，但有一次却出现了意外。那是一次全球的NIC负责人大会（NIC，即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都有一个运行顶级域名的NIC），早上9点开会之前，与会国代表面前的桌子上突然出现了桌签。当时，大陆和台湾的代表都是会议参加方，我们面前放着“中国”，台湾面前放着“台湾”，显然，这是想把我们对立起来，形成“一中一台”。我当时一看这种情况，马上去找大会组织者，希望他们可以作出改变。可是会务人员却说：这次大会虽然是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大会，但ICANN只是一个平台，每个分会场的组织者独立操作，需要找到NIC会议的具体组织者，向他们提出你的问题。我当时就想，这件事难办了，时间紧迫，如果实在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只好在开会之前退出会场。

但是接下来，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我走回NIC分会场，看到了这样的一幕：摆在大陆和台湾负责人面前的桌签统统消失了，他们二人都自动地把桌签放进了下面的抽屉里。其他国家面前都有桌签，只有我们中国大陆和台湾代表面前没有桌签。看到这一幕，我非常感动。当时我们大陆方面的负责人叫毛伟，是中国科学院非常年轻的一个工程师，也就30岁出头的年纪。坐在他旁边的台湾方面的负责人，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工程师。在矛盾尖锐化的时刻，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大限度地维护祖国的利益。当时如果我们去大吵大闹，而不是理智地来处理这件事情，就会在全球互联网世界里造成恶劣的影响。无论谁赢谁输，都会让中国人脸上不好看，都会给中国减分。而两个仿佛亲兄弟一样的年轻人，就这样举重若轻地把问题解决了。

后来我们发现，这次摆桌签事件，跟台湾的“外交部门”有关系，他们还特意派人来大会上拍照，意图制造“一中一台”。结果，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

互联网进入中国的20年，是在中国迅猛发展的20年。我们通过对互联网领域一些里程碑事件的回顾，来追溯一下整个过程。

年纪稍大点的人，尤其是通信界的人，可能对一个名字印象深刻，那就是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瀛海威公司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民营互联网接入商，1997年就开通了全国八个城市的广域网。1996年深秋的一天，在北京中关村白石桥白颐路口，立起了一个很大的广告牌，上面写道：“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看到这个广告牌，很多人产生了好奇：向北1500米到底是什么？原来，向北走1500米，就到了魏公村，那里有瀛海威的一个网络科教馆。在科教馆门前的台阶上，每天早上都能看到一群年轻人坐在那里等开门。里面到底什么东西这么有吸引力？那就是可以用来国际联网的计算机。那个时候，家庭的计算机还很少，能用来国际联网的就更少了。年轻人之所以这么热情执着，就是为了利用瀛海威免费提供的上网服务。这是一个信号。瀛海威是中国第一家网络服务提供商，是互联网界的一个先驱。作为一个公司，瀛海威可能并不算成功，但作为互联网在中国最早、最热情的支持者，它和当时的CEO张树新都值得被我们永远铭记。

接下来，1997年6月3日，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委托中国科学院组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该中心正式获得授权，运行管理中国国家顶级域名.CN,并提供互联网域名、地址等基础资源分配有关的服务。当年1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1997年10月31日，我国共有上网计算机29.9万台，上网用户数62万。现在看来这是非常小的一组数字，但不到三年之后，即2000年1月1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1999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上网计算机350万台，上网用户数约890万。两年多时间，翻了十多倍之多。这是互联网最初进入中国的情况。

接下来是互联网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生命力初显的阶段。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并遭殴打致死。该事件首先被地方报纸媒体曝光后，我国各大网络媒体积极介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互联网发挥了强大的媒体舆论监督作用。6月20日，国务院发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与地位逐步提升。这说明，互联网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开始变得“有用”。当一个东西“有用”之后，它便开始在这片热土上扎根，展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2004年2月3日至18日，中国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和网易先后公布了2003年度业绩报告，分别实现了1.14亿美元、8900万美元和8000万美元的全年度营业收入，以及3100万美元、3900万美元和2600万美元的全年度净利润，首次迎来了全年度盈利。这个时候，互联网的生命力表现为开始能赚钱。这种能赚钱的生命力就像野草一样，往往比栽培的植物长得更茂盛。

也是在同一年，中国的网络公司掀起上市热潮。先是2004年3月4日，手机服务供应商掌上灵通在美国纳斯达克首次公开上市，成为首家完成IPO（首次公开募股）的中国专业SP(服务提供商)。此后，TOM互联网集团、盛大网络、腾讯公司、空中网、前程无忧网、金融界、e龙、华友世纪和第九城市等网络公司在海外纷纷上市。中国互联网公司开始了自2000年以来的第二轮境外上市热潮，它们不但在中国市场上开始盈利，也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资金大循环。

2005年1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北京发布了第1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2004年12月31日，中国上网计算机约为4160万台，上网用户数约为9400万人。与1999年相比，五年间不管是上网计算机还是网民数又翻了十倍之多。到当年6月30日，我国网民首次突破1亿人，达到1.03亿。到2006年12月31日，我国上网用户约为1.37亿人，网民数占全国人口比例首次突破10%。到200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53亿，首次跃居世界第一。而到了2008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数又升至2.9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22.6%，首次超过21.9%的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宽带网民规模达到2.7亿，占网民总体的90.6%。这些数字，展示出互联网在中国显现出超常的生命力，以人们来不及反应的速度在迅猛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网络公司也在世界上崭露头角。2007年12月4日，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宣布，百度公司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和纳斯达克100平均加权指数的一部分。这是第一家入选纳斯达克100指数的中国公司。2007年，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市值先后超过100亿美元，中国互联网企业跻身全球最大互联网企业之列。

2009年以后，互联网全面融入社会生活。2009年，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首届中国网民文化节正式启动， 9月14日这一天被网民票选为中国网民文化节。同年9月8日，腾讯公司市值突破30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市值的互联网公司。

2010年6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将网络支付纳入监管。2010年，网络舆论的社会影响力提升，“王家岭矿难救援”“宜黄强拆自焚”等一系列事件通过网络曝光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1年，我国微博用户达到2.5亿人，较上一年增长了296%，微博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舆论平台。同年，百度、腾讯、新浪微博、阿里巴巴旗下淘宝商城等互联网大企业纷纷宣布开放平台战略，改变了企业间原有的产业运营模式与竞争格局，竞争向竞合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标志着企业的成熟，也表明互联网企业开始向着越来越整合的方向发展。也是在同一年，中华网向美国亚特兰大破产法庭提交破产申请。中华网于1999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是中国第一家赴美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同时也成为了第一家申请破产的中国赴美上市互联网企业。

在网民迅猛增长和互联网公司飞速发展的同时，互联网也快速向移动互联和深度应用前进。根据腾讯发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12月，微信注册用户已达2.7亿人。从2011年1月21日微信推出，它的用户数量一直保持快速增长。2013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2.1%，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4.2亿，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规模超过了台式电脑。2013年，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达到1.85万亿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根据eMarketer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网络零售交易额为258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66万亿元）。

2013年，互联网金融兴起，阿里巴巴推出在线存款业务产品余额宝，百度推出百发在线理财产品，新浪推出微博钱包，腾讯推出微支付、基金超市，京东推出京保贝，互联网金融产品丰富了人们投融资的渠道与方式，使传统金融业受到冲击。

2013年11月，国家统计局与百度、阿里巴巴等11家企业签订了大数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目的在于共同推进大数据在政府统计中的应用，增强政府统计的科学性和及时性。

2014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京发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手机网民为5亿，中国互联网发展主题已经从“普及率提升”转换到“使用程度加深”。（以上部分资料参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大事记》）   

互联网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随着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互联网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尤其是近年来网络诈骗、网络暴力和网络涉黄等事件的增多，很多人开始对互联网的作用产生质疑，觉得互联网使社会在某些方面变得很坏、很糟糕。其实，互联网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社会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互联网对上网的人没有任何限制，也不需要任何许可，只要条件允许，每个人都可以上网，所以社会上有什么样的人，网上就有什么样的东西。有高尚的人，就反映高尚的东西；有低俗的人，就反映低俗的东西。互联网本身是中性的，不选择，不排斥。所以在国外，互联网界有一个共识的说法，叫 “互联网中立”。

我们有的时候会提出来互联网有罪，互联网应该受罚。对于互联网的罪与罚，我觉得这个提法本身就很可笑。如果说互联网有罪与罚，那么电话也有罪与罚，传真机也有罪与罚……所有的现代技术都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都是双刃剑。既然我们能通过网络获取所需要的知识，促进与他人的交流，获得最大的方便，那么罪犯如果想犯罪，也可以很容易达到目的，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得最大方便。所以说，互联网本身只是一个工具，不具备正义或罪恶的社会属性。

不管对于哪个国家或政府，如果想把网络治理得绝对干净、没有任何一点负面的东西，都是不太容易做到的。只要社会上有负能量的东西，它就一定会反映到网络上面去。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趋向于实现公平正义，社会上正能量的东西才会越来越多，积极的东西才会越来越多。网络对于依法治国，实现公平正义，无疑具有强大的人民监督作用。而网络的内容也一定会如实反映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弱势群体中的年轻人，如果社会能为他们提供更加平等的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在社会里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就等于为网络的正能量增添了力量。

总之，网络会在依法治国中发挥人民监督的强大作用，随着依法治国取得成效，网络内容也会越来越积极正面，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网络监管和网络安全问题

虽然说互联网中立，互联网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的东西由社会上已存在的东西所决定，但是作为国家政府部门，对网络进行监管、保证网络安全还是极其重要的。近年来随着网络在社会监督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政府也更加重视互联网，不仅在加强互联网监管方面频出举措，对网络安全问题也更加重视。

先说网络监管。虽然网络监管是维护网络安全、保护网络上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但是很多人对政府介入网络管理存有异议，认为政府对网络的监管是一种对自由的干涉。其实，网络监管、保障网络安全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不管美国也好，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罢，对网络进行监管，事实上都是一直在做的。以美国为例，他们有正式组建的网络战争司令部。他们宣称，网络战是今后战争的主要形式和最高形式，网络战是统率陆、海、空和宇宙四种形式的最高形式（宇宙就是宇航、宇宙飞船之类的，这些宇宙飞船也有可能用于战争）。所以，他们成立正式的网络司令部，有网络的军队，还定期举行演习、设立攻击的靶子等。对于网络战这件事情，美国基本上是光明正大进行的。比如就监听民众电话这件事，美国过去就公开讨论过，很多人坚决反对，说不能监听，监听侵犯民众的自由。但后来为了国家安全，这项议案还是通过了。在9·11事件以前，互联网世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互联网不属于国家，互联网的建立本身是超越国家的，所以互联网世界不需要政府来干预。可是9·11事件以后，这种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认识到，网络上的恐怖行为和犯罪必须要政府来监管。后来人们都认可了这个事实，并取得国际的共识，即政府有责任监管，但要依法监管，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来监管，而不是说某个人想怎么管就怎么管，必须有法律的依据。

再说网络安全。现在每个国家都在网络安全维护上投入很多力量，但是也不能很确定地说就能保证一个国家网络绝对安全。美国国防部应该算是力量非常强大、技术水平非常高的部门，但它都不能保证和美国国防有关的所有信息技术和相关设备都审查检测得非常干净，不会有人在里面放置后门或者是设置间谍，他们也承认这是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产业链都是全球化的。比如一台计算机，虽然看起来是中国制造，但是里面千奇百怪的零件中，可能有一个很小的螺丝钉就不是中国制造，就这一个小螺丝钉，可能就存在某种危险。当然也不一定说只有外国的产品才危险，中国自己制造的就不危险。很多在中国生产的东西，同样也可能存在某种风险。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不可能所有你需要的东西都自己在屋子里制造出来，整个世界是在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的产业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封闭自己，就成不了产业链，就会大大地落后。所以，不光我们中国现在做不到，其他国家也不一定能做到保证网络绝对安全。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是做到在关键的地方、关键的系统、关键的技术部位我们能自主可控，这是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也是国际上都力图攻克的一个难题。更重要的，还是要发展有效的检测手段和严格的制度，使威胁安全的东西及时被揭发出来。

我国互联网的技术创新能力

中国加入世界互联网后，我们有许多机会出去参加国际上的互联网大会，特别是IETF大会（IETF，即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互联网工程任务组，成立于1985年底，是全球互联网最具权威的技术标准化组织，主要任务是负责互联网相关技术规范的研发和制定，当前绝大多数国际互联网技术标准出自IETF）。大概2000年以前，在IETF开会的时候，中国人去的很少，即使去了也就是做个观察员，到那儿看看，听听人家在讨论什么，我们没有发言权，我和我的年轻伙伴们都没有发过言。不是人家不让我们发言、不许我们发言，而是我们自己根本没什么东西可说。当时去的，一般都是中国的大学或中国科学院的人，没有任何中国企业。这和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非常不一样，很多国家的企业都非常重视IETF，为了去参会简直全力以赴。比如做服务器、交换机最厉害的思科（CISCO），每年派大量的人员参会，非常重视对IETF的参与，而20年前，中国的企业却几乎没有人参与IETF。

中国接入世界互联网后，尤其是2000年以后，我们的情况逐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举办IETF会议，我们中国大陆派出的代表差不多都会达到100人以上。而且这100多人的团队，主要来自于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以华为为例，美国人现在非常害怕华为，称华为为中国的思科。这就说明，我国的企业已经开始进入创新主体的地位，他们有能力去参与IETF，有能力去与其他国家做互联网创新方面的技术交流，我们的技术也可以成为国际标准。

迄今为止，据我所知，由中国人在IETF会议上讨论提出并形成国际标准的技术创新，已经超过十个。比如用汉字作为域名，就是以中国专家们为主形成的一个创新成果。现在的中国域名，不只可以写成.CN，还可以写成.中国，直接用汉字做域名。当然，其他国家也可以，印度人可以直接用他的印度文字，阿拉伯人可以用阿拉伯文字……不只有拉丁字母才可以做域名，各国的语言文字都可以直接做域名。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难题，而我们完成了这一技术跨越。

再比如，清华大学提出了可溯源的Ipv6域名方面的技术创新。全球网民人数发展到这么多，使得原来的域名已经不够用，那就要开辟新的Ipv6域名。清华大学为此提出了三项或四项核心技术。但新的域名涉及安全方面的问题，是可以溯源的技术（比如可以追踪到这个邮件是谁发的）。刚开始在IETF会上提出这样的技术标准时，清华大学受到了全世界的反对。反对者认为，这只不过是为了帮助政府监视互联网。最后，清华大学通过努力，说服了与会的各个国家，使他们意识到，这项技术不仅是中国需要，对全世界也是需要的，对全球互联网的安全是大有好处的。最后，其他国家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这项技术标准得以立项。现在，这项标准已经成为国际标准。

总而言之，从创新角度来讲，我们的创新幅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可能还相对较小，但我们的进步空间是很大的，我们毕竟在一点一滴地前进。人的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国家的进步也是，我们应该允许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应该相信技术创新的进步，会与社会的整体进步相适应，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原刊于《纵横》2014年第11期，责任编辑：杨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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