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准备刺杀希特勒

编者按：希特勒上台之后，一步步残害犹太人，蹂躏整个德国，甚至欧洲大陆。面对惨无人道的暴政，身为牧师和神学家的朋霍费尔，起初奋起抗击纳粹政权对于教会的侵入和控制，建立认信教会联盟来对抗帝国教会的妥协。随着纳粹暴政的巨轮碾碎无数人的生命，朋霍费尔和反抗组织的其他成员一道，越过抵抗的边界，采取了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行动，试图从内部瓦解第三帝国，力阻狂轮。朋霍费尔倾听良心的声音，寻求上帝的旨意，在纳粹的邪恶面前挺身而出，为了捍卫真理和正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该开枪吗？我可以配带手枪进入元首的总部。我知道会议的时间与地点。我进得去。——威纳·冯·赫夫特（Werner von Haeften）对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说

魏德迈夫人担心的不只是朋霍费尔的年纪，也担心他替国防军工作，甚至可能知道他参与密谋。他的工作既不稳定又很危险，一个未来如此不稳定的人跟一位年仅十八岁的女孩交往，似乎有点自私。他随时可能被捕，甚至更糟。魏德迈夫人刚失去先生与儿子，饱受世事无常之苦，所以她虽然答应这门亲事，却要求他们暂时不要公开。朋霍费尔在2月告诉他父母这个消息，但除了父母和贝特格，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

玛利亚的姐姐鲁思-爱丽斯·冯·俾斯麦（Ruth-Alice von Bismarck）比她大四岁，她和她先生同样对朋霍费尔的危险工作感到担心，也觉得他这样求婚似乎有点自私。难道他不知道如果他被捕、下狱，甚至被杀的话，她也会受到伤害吗？最恰当的作法不就是等待吗？在这段动荡期间，许多人不都是这样吗？确实，因为他在“7号计划”里扮演的角色，使得盖世太保在去年10月就已经开始注意朋霍费尔的行踪。

“7号计划”虽然圆满成功，但布拉格的一位海关检查员发现有金钱不定期地汇给威廉·史密胡伯（Wilhelm Schmidhuber），于是这百密一疏引起了盖世太保的注意。史密胡伯是国防军的干员，曾经在1940年12月到埃塔尔拜访朋霍费尔。盖世太保立刻就找到他。他因为在海外走私外国货币而接受侦讯，这在战争期间算是重罪，即使后面有国防军撑腰也不例外。史密胡伯向他们供出朋霍费尔在天主教界的朋友约瑟夫·穆勒。这件事情可说是非比寻常，尤其是史密胡伯被转移到位于柏林奥布莱希特亲王大街那所恶名昭彰的盖世太保监狱。他吐露出的消息，牵连出杜南伊、奥斯特以及朋霍费尔，现在一切成为一场时间竞赛，发动政变推翻希特勒的时机，必须赶在盖世太保动手逮捕他们痛恨的国防军之前。

定罪与自由

朋霍费尔知道自己可能会被逮捕，甚至遭处决，但他必须面对这件事；他也必须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筹备自己的婚事。正如他写给赛德尔和舒茨的信中所说，他认为继续自由自在地前行，不要因为不可知的未来而退缩，就是信靠上帝的表现。

这种想法也影响他参与密谋的程度。1942年12月，他曾经跟教会同工奥斯卡·哈梅尔斯贝克（Oskar Hammelsbeck）有过一席谈话——

朋霍费尔向我透露他积极主动地参与德国的反抗希特勒团体，因为他的道德信念是“负责的行为包括准备接受定罪与自由”。“如果任何人企图逃避随着责任而来的罪责，就会让他完全失去人类存在的最高意义，更糟糕的是，他也将彻底远离救赎的奥秘，这奥秘就是无罪污的基督替我们担负罪，因此他也就无法在这件事情上得着上帝赐下的义。”

朋霍费尔知道，因为担心“罪咎”而活在恐惧当中就是一种罪，上帝希望他所爱的子女能够自由自在并甘心乐意地行义与行善，不要活在担心犯错的恐惧中。活在恐惧与罪恶之中，就是在贬抑“敬虔”，朋霍费尔经常在谈话和讲道中提到这一点。他了解自由自在的生活可能会不经意地犯错而招致罪；事实上，他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就表示我们无法避免招致罪，但如果我们要过着勇于担当的充实生活，就必须这么做。

朋霍费尔的学生齐默曼记得，1942年11月的一个奇特夜晚。朋霍费尔当时正在他们位于柏林附近的小屋里拜访他们夫妇。在场的还有威纳·冯·赫夫特，他是汉斯-伯纳·冯·赫夫特（Hans-Bern von Haeften）的弟弟。汉斯-伯纳二十年前曾经在格鲁尼沃尔德上过朋霍费尔的坚信班课程。朋霍费尔在前往法诺的旅途中曾拜访当时在哥本哈根的汉斯-伯纳，汉斯-伯纳后来透过“克莱骚”加入密谋。但威纳参与得更积极，他正是后来主导1944年7月20日刺杀计划的施陶芬贝格的副官。威纳在齐默曼的家中，探询朋霍费尔是否应该刺杀希特勒。齐默曼记得那场对话：

我们家的老朋友威纳·赫夫特，目前在陆军最高指挥部担任幕僚，起初他很沉默，而且我们没有询问他职务的细节。他突然转向朋霍费尔说道：“我该开枪吗？我可以配带手枪进入元首的总部。我知道会议的时间与地点。我进得去。”这番话吓坏我们所有人，这几个字震撼力十足，一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尽力互相安抚；接着我们讨论了好几个小时。朋霍费尔表示，开枪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必须要达成一定的效果才行，例如改变局势、政权等等。仅仅是除掉希特勒没有什么好处，局势可能会更糟糕。他说，反抗行动为何会这么困难，原因就在于我们必须深思熟虑如何“善后”。出身古老军官世家的赫夫特个性温和，既热情又带有理想主义，同时也是固守传统的基督徒，他也是尼默勒的追随者之一。现在他突然爆发出无穷的精力，而且对“纸上谈兵”的空想感到不满，他不断提出问题，而且越来越尖锐，他看到唾手可得的机会，因此想知道是否应该下手。他再三表示，他可能是极少数能够采取行动改变现状的人物之一，他把自己的生命视若敝屣。另一方面，朋霍费尔不断提醒他要谨慎行事，要有详尽的计划，然后要前思后想各种突如其来无法预知的状况，绝对不能挂一漏万。最后，赫夫特的问题非常直接：“我应该……吗？我可以……吗？”朋霍费尔回答，他无法为他决定这一切，这是他自己要独自承担的风险。他既然会因为自己没有把握这个机会而产生罪恶感，那么他若因为鲁莽行事而产生罪恶感就会更严重。任何与他相同处境的人都免不了会产生罪恶感，但那种罪恶感始终是因为苦难而产生的。

这两个人又讨论了几个小时，我们其他人只能在一旁附和几句，最后没有任何定论。威纳·赫夫特回到他的岗位，没有得到任何指引，他必须自己下定决心。后来，他终于有所决定。身为施陶芬贝格副官的他，也参加了那次企图刺杀希特勒却功败垂成的行动。他也是1944年7月20日那个傍晚，在本德勒街（Bendlerstrasse）陆军总司令部庭院被枪决的人之一。目击者告诉我们，他沉静勇敢地面对死亡。

闪光计划

1943年1月和2月，正当盖世太保在搜集杜南伊和朋霍费尔的情报时，许多人也正积极准备在3月发动政变。盖世太保已经开始收网，但只要政变成功，每个人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次行动的代号是“闪光计划”（Operation Flash），整个行动方案是要在希特勒的专机上放置炸弹，然后在飞往明斯克的途中引爆，这个代号显然就是指爆炸的那一刻。

这个计划的主要人物是费德里希·欧布利特将军、海宁·特莱斯科夫将军，以及特莱斯科夫的副官与外甥法比恩·冯·施拉伯伦道夫，他的妻子是玛利亚·冯·魏德迈的表姐露特嘉·冯·俾斯麦（Luitgard von Bismarck）。施拉伯伦道夫在7月12日的行动中因为担任施陶芬贝格的副手而出名；特莱斯科夫是玛利亚的舅舅，而欧布利特曾经协助许多认信教会牧师豁免兵役。

希特勒预备在3月13日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搭机短暂巡视东线部队，因此他们计划由施拉伯伦道夫在专机上放置炸弹。几年后，施拉伯伦道夫解释说：“造假的意外事件可以避免谋杀引起的政治动荡，因为当时还有许多人追随希特勒，在发生这种事件后，他们是会群起奋力抵抗我们发动的变革。”一旦被证实在明斯克各地发现元首破碎的尸体后，各位将军就会发动政变。施拉伯伦道夫和特莱斯科夫曾经试验过各种炸弹，但最后决定把炸掉阿道夫·希特勒传奇及其本人的荣幸交给英制炸弹。德制炸弹的结构和引信太嘈杂，可能会被发现。施拉伯伦道夫和特莱斯科夫发现一枚英制炸弹，它只有一本书的大小，既没有定时装置也没有引信，不会发出滴答声和嘶嘶声，只要施拉伯伦道夫按下按钮，装着腐蚀性溶液的玻璃瓶就会破裂，释放出的溶液会腐蚀掉拉住弹簧的细线，一旦弹簧松开后就会撞击雷管帽，接着就会引爆炸弹，然后这出戏就会落幕。

只有国防军才拿得到这种特殊炸药，因此杜南伊要搭火车把它从柏林带到位于苏俄前线的斯摩棱斯克。杜南伊那时已经征召贝特格为国防军工作，好让他也避免兵役，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即将跟杜南伊的外甥女瑞娜·施莱歇尔结婚。在这个过程中，贝特格曾借用卡尔·朋霍费尔（朋霍费尔的父亲）的奔驰车，送杜南伊到火车站搭夜车前往苏俄，卡尔·朋霍费尔医生一点也不知道他的医疗公务车竟然会被用来运送暗杀希特勒的炸弹，贝特格也不知道他所载的竟是这种货物。他将杜南伊和炸弹送到火车站后，杜南伊就带着炸弹前往斯摩棱斯克。

炸弹在手的施拉伯伦道夫和特莱斯科夫，在13日曾有两度非常接近希特勒，因此想提早引爆炸弹；但两次都有领导政变的将领在场，因此不得不按照原订计划，把炸弹安置在希特勒的飞机上。但是，怎么办得到呢？与此同时，他们跟元首一起用午餐。多年后，教养良好的施拉伯伦道夫回忆起希特勒在餐桌上的吃相时说道：“希特勒的吃相非常恶心。他把左手放在大腿上，用右手把由各式各样蔬菜混合成的食物塞进他的口中。他吃饭的时候，不是以手就口，而是把他的右手摊在餐桌上，然后以口就手吞吃他的食物。”

当这位以吃素著称的帝国元首大喇喇地抹掉嘴边的菜渣时，他周围深受惊吓的贵族将领继续彬彬有礼地对话。餐桌边每个人的神经显然都非常紧绷（最重要的是有些人知道那是所有登上元首飞机人员的最后一餐），特莱斯科夫将军轻松地请他身旁的海因茨·布兰特（Heinz Brandt）中校帮个小忙。布兰特是希特勒的随员之一，特莱斯科夫请他帮忙把一瓶白兰地带到拉斯滕堡（Rastenberg），送给他的老朋友司提夫（Stieff）将军。特莱斯科夫表示这瓶白兰地是要偿还君子小赌的赌债，布兰特一口答应。在他们前往机场时，施拉伯伦道夫把那个包裹交给布兰特中校。不久前他已经压下那个神奇按钮，一切就绪，他知道大约在一个半小时后，在远离地表的某处天际会响起第三帝国的丧钟。

如果希特勒没有立刻登上那班飞机，那就大事不妙了；但他的的确确跟他的扈从布兰特中校一起登上飞机。那瓶伪装的白兰地就安稳地放在他们座椅下方的置物架里。飞机终于在战斗机队的护航下起飞了，首先用无线电报告元首噩耗的人应当就是他们。现在只能焦急地等待。

希特勒各式各样预防暗杀的手段可说是让人瞠目结舌，不论到哪里他都带着自己的厨师随行，就像古代的暴君一样，他要求自己的贴身郎中西奥多·莫雷尔医师（Dr. Theodor Morrell）在他的监督下亲口尝试每一道菜。他也会戴一顶非常沉重的帽子，诸位将军在克鲁格的房间开会时，施拉伯伦道夫曾淘气地掂一掂这顶传说中的帽子，“它重得像颗炮弹”，内层衬着三磅半的钢铁。至于希特勒的座机则分成好几个隔层。施拉伯伦道夫解释说，“他的私人房间不但有装甲，还有一个跳伞逃生装置。不过按照我们的估计，这枚炸弹的威力足以炸毁整架飞机，包括装甲舱房在内；即使整架飞机没有被炸毁，飞机的主体也会因为受到极大损伤而必定坠机。”

接连两个小时，音讯全无。接着就传来难以置信的消息：希特勒安然无恙地抵达东普鲁士。这次的行动失败了。每个人心中都充满恐惧，对后果忧心忡忡，他们知道炸弹很可能被发现了。但是特莱斯科夫将军还是很沉着冷静地打电话到希特勒的总部，要跟布兰特通话。布兰特拿起电话的时候，特莱斯科夫问他白兰地是否已经交给司提夫。特莱斯科夫解释说，他错拿了包裹给布兰特，是否可以请施拉伯伦道夫明天顺道把包裹换回来？因为他正好要到那里公干。

不知道在抵达后会有什么遭遇的施拉伯伦道夫，鼓起勇气搭上火车踏上这趟恐怖之旅，似乎没有人知道，他到那里的目的是要取回一枚未爆的炸弹。整个过程非常顺利，但布兰特把炸弹递给他的时候，不经意地猛摇了一下包裹，几乎把施拉伯伦道夫吓得心脏病发作，心想等下说不定就会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们相当友善地交换包裹，施拉伯伦道夫交给布兰特的是装着真正白兰地的包裹，布兰特交给施拉伯伦道夫的则是假包裹。

在返回柏林的火车上，施拉伯伦道夫把卧车的门锁上，然后打开包裹一探究竟。所有零件的运作都正常：玻璃瓶已经破碎；腐蚀溶液已经把细线溶解了；细线也松开弹簧；弹簧已经弹开击中雷管帽；但雷管却没有引爆炸弹。原因可能是这枚炸弹是个哑弹，要不然就是行李舱的温度太低。不论如何，诡谲长命的元首又逃过一劫。

每个人都因为这次行动的失败而惊惶失措，随即因为炸弹没有被发现而松了一口气，若非如此，后果难以想象。3月15日早晨，施拉伯伦道夫把那枚未爆弹带给杜南伊和奥斯特看，一切可说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他们只能再试一次。希特勒会在21日到柏林，伴随他来的还有希姆莱和戈林，这是一次把这污秽的三人组全数送到另一个世界的绝佳机会。他们很少一起公开露面，但这次他们计划一起参加在安特登林登（Unter den Linden）军械库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Heldengedenktag）集会，接着他们会一起检阅掳获的苏俄武器。密谋者又开始积极行动。

外套下的炸弹

但还有不少困难有待克服。首先，这会是自杀行动。不过，克鲁格的部属鲁道夫·克里斯托夫·葛斯多夫（Rudolf-Christoph von Gersdorff）少校勇敢地自愿接受这个使命。在纪念日典礼结束后，他会见到希特勒和他的随员，然后引导他们参观被掳获的武器。他会在外套下面携带两枚炸弹，虽然这两枚炸弹跟在希特勒飞机上没有引爆的炸弹同型，但引信比较短。他们原本想要用更短的引信，但只能勉强使用需时十分钟的引信；希特勒预计在那里停留半个小时。一旦触击引信打碎玻璃瓶后，细线要十分钟后才会溶解，接着就会松开弹簧。葛斯多夫在向希特勒作简报的时候，他心里非常清楚，每过一分钟就更接近自己的死亡。前一晚，葛斯多夫在他下榻的艾登旅馆（Eden Hotel）房间跟施拉伯伦道夫会见，施拉伯伦道夫交给他两枚炸弹。一切都已经就绪。

隔天是星期天，大多数朋霍费尔家的人都聚集在玛林伯格大道41号施莱歇尔的住宅，他们正在为十天后卡尔·朋霍费尔七十五岁生日音乐会预演。他们选择的曲目是瓦尔哈（Walcha）的清唱剧《赞美主》（Lobe den Herrn），朋霍费尔负责弹钢琴，吕迪格·施莱歇尔拉提琴，汉斯·杜南伊则加入合唱。这三个人和克莉丝特都知道，六英里外的军械库正在进行的活动，因此他们必须非常自制才能专心在音乐上。整个行动随时都会发生，说不定已经发生了。

他们的眼睛都紧盯在钟面上；他们的耳朵都竖起来等待电话铃声响起，传来一切都已改观的好消息，然后他们就可以用余生庆祝这件事。杜南伊的座车就停在前门，只要一有消息传来就能载他到任何需要他的地方。这场称为第三帝国的梦魇即将结束；电话窃听以及过去几个月来如影随形的盖世太保都会告一段落；他们也可以尽情发挥自己所有的才华与精力，重建他们所爱的德国，让他们再次以她为傲。

这批人继续预演，浑然不知军械库的典礼已经延后一小时，因此正奇怪电话铃为何还迟迟未响。葛斯多夫按照计划继续等待，两枚炸弹就藏在他的军用外套下面。希特勒终于抵达会场，简短的致词后，就前往展场，伴随他的还有戈林、希姆莱、凯特尔将军以及海军头子卡尔·邓尼茨上将（Admiral Karl Donitz）。

希特勒走到他身后，葛斯多夫就把手伸入外套，压下两个按钮，现在一切都会依计划进行。玻璃瓶已经破碎，酸液也开始慢慢腐蚀细线。葛斯多夫在向希特勒致意后，非常勇敢又镇定地上演一出千载难逢的大戏，不仅假装非常热衷于俄制武器，并且逐一向元首详尽介绍。但希特勒突然决定结束他的参访，一下子就跨出侧门，朝安特登林登走去，然后就离开了。原本预计半小时的参访缩短为几分钟，葛斯多夫外套里面藏着的炸弹即将爆炸。这两枚炸弹都没有“切断”装置，酸液正一秒一秒地继续腐蚀细线。希特勒一离开，葛斯多夫马上冲进一间厕所，扯掉两枚炸弹的引信。勇敢的他并没有在那天下午按照预定计划化为灰烬，反而一直活到1980年。然而希特勒又逃过一劫。

朋霍费尔家那天没有接到报喜讯的电话，而盖世太保正步步进逼。

十天后，大家欢天喜地的庆祝卡尔·朋霍费尔的七十五岁大寿。当天他们没有任何人知道，那是朋霍费尔家最后一场精彩演出。多年来，这种表演一直是这个家庭的传统，因此这次演出可说是这个非比寻常的家庭最恰当与最光辉的绝响。未来五天内他们的生命即将遭遇巨变，此后他们永远不再能像这样相聚了。

他们现下正聚在一起歌唱《赞美主》，家中的每个人都在场，包括他们以前的家庭教师玛丽亚·齐潘（Maria Czeppan），以及在一个月内将成为家中正式成员的贝特格，唯一缺席的就是当时仍然在英国的赖伯赫兹家。不过，他们还是想办法透过欧文·舒茨发了一封贺电，间接到场表达他们的心意。

非常讽刺的是，希特勒也没有缺席。基于卡尔·朋霍费尔一生对德国的贡献，一位帝国文化部官员到场颁发给他一枚代表全国最高荣誉的歌德奖章（Goethe medal）。官员当着大家的面颁发奖章给卡尔·朋霍费尔，另外还有一纸褒扬状：“本人以德国人民的名义颁发给名誉教授卡尔·朋霍费尔一枚由前总统兴登堡设立的歌德奖章，藉以表彰其在艺术与科学领域的贡献。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不到五天的时间，另一批希特勒政府的官员会前往玛林伯格大道43号，他们这次不是要去表扬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预期到他们的出现。

（美）埃里克·梅塔萨斯 著

顾华德 译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