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关张、媒体洗牌，但内容不死 | 对话优酷副总裁干超

2018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创办了一刊新报纸——《中国青年作家报》，旨在“点燃青年创作激情，提高青年文学素养，坚定青年文化自信”。这让我们在纸媒日益唱衰，全国多家纸媒宣布停刊的寒冬里感受到一丝温暖。

有数据显示，2018年一共有40多家报纸停刊关门。这是否真的意味着传统媒体已进入寒冬？其实未必。

报纸可死，但新闻永存，好的内容永远都不会没有市场。随着科技发展，无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媒体、新媒体之后无论如何演变，它们都只是信息传播的渠道而已。渠道会变，但是人类对新闻、对故事的需求是不会变的。

而传播媒体最大的优势还在于，那一波真正非常扎实、非常有经验、非常有眼光的内容创作者。新瓶装好酒，对于这一点，干超很有感触。

干超：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大优酷事业群副总裁。不久前，他从工作了16年的上海电视台离职，开始转战新媒体。

2016年度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年度人物 、2016年度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年度人物、2017年度“TV地标”年度广电人物

担任总导演的纪录片作品包括《房东蒋先生》《红跑道》《跟着贝尔去冒险》《本草中国》《伟大的一餐》《激荡四十年》等，作品曾获第68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Peabody Award）、美国电影学院SILVERDOCS评委会大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上海电视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片奖、巴塞罗那国际纪录片节、蒙特利尔电影节、萨格勒布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等在内的四十多个国内外重要奖项。

 “纪实”越来越成为形容词

GZDOC：您为什么会选择从工作了这么多年的传统媒体转向新媒体？

干超：因为我首先是一个内容创作者。从内容创作的角度来说，纪录片越来越成为一种形容词，它不是一个名词。我们今天看这个社会传播当中的主流内容形态：纪录片+新闻，就是今天的直播；纪录片+综艺，就是今天的纪实真人秀，爸爸去哪儿也可以看成是纪录片；纪录片+院线，就是纪录电影；纪录片+新媒体，就是像一条、二更这样的即时短视频；纪录片+商业广告，就是传递价值观、传递人类情感的高端的商业广告。

所以我们看到主流的内容形态当中，特别是年轻一代或者中产一代，会从这个重复娱乐低俗搞笑当中解放出来，去选择真正高品质的、深刻的、原创的、真实的内容。

传统媒体给我打下了非常好的专业基础，但是新媒体将来会成为内容创新的策源地和真正的发源，是推动的力量和真正关键的力量。在新媒体上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用户，电视只有观众没有用户。

我们过去做节目都是从“我”出发，假想观众要看什么。但是互联网这些互动性以及大数据的、科技的这些力量，能够让传统的创作者意识到，今天观众的真正需求是什么东西。

GZDOC：有人认为对于纪录片而言，传统媒体原本的平台优势已经丧失，原本剩余的内容优势也正在遭受新媒体的“侵占”，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干超：我自己是传统媒体出来，其实传统媒体中最大的优势还是那一波真正非常扎实、非常有经验、非常有眼光的内容创作者。这些人大量存在于传统媒体当中，我相信只要他们存在，传统媒体依然会成为一种非常主流的存在方式，新媒体一直是处在一种创新和变化当中，我们在做纪实新媒体的时候，也在不断去思考和寻找自己的方向。

传统媒体确实在经历非常大的变化和考验，但是我想一个媒体样态，它的存在必然是背后有大量的逻辑。从目前看来，这两者会形成一种并存。所谓真正的融媒体就是将这两者的平台优势和数据优势、创造优势进行有机的结合，从而产生新的内容形态、产生新的观看体验、产生新的产业作品。

▲干超于2018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发言

年轻人带来新的表达方式

GZDOC：在纪录片生产中，“互联网意识”是不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干超：纪录片和新媒体结合以后，我觉得会产生世界传媒可能都没有看到过的新的内容样态和新的趋势。比如说我们最近一直在思考，就是年轻人。前一段时间很多人在养旅行青蛙，这个可能就反映了年轻人内心的孤独感，那么旅行青蛙解决的就是一个陪伴工作，我看着这个青蛙去了各个地方，给我带回来这些东西，他也许在成长，我们会有这样的假象。

今天我们的纪录片有没有办法和这样的东西结合起来？我们的纪录片能不能和剧情片、和真人秀结合在一个样态里面，展示我们所关注主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东西我觉得在海外我没有看到，在中国我接触到很多同行，大家在思考这些内容上的变化。为什么我说我们应该为下一代年轻人重新定义纪录片，就是这个意义。

GZDOC：从《舌尖上的中国》大火以后，“舌尖体”风靡，许多纪录片开始仿照它的风格，您认为从业者如何从这种千篇一律的表达方式中获得解放？

干超：“舌尖”解决了纪录片拍摄的可看性和可操作性。我们过去纪录片常常是拍摄当中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所以会导致拍摄时间不可控，预算不可控，最后结果不可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预知一个纪录片之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但舌尖让我们可以预知。

它是一个商业形态的纪录片，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discovery这些纪录片没有什么两样，它是有模式的，所以容易模仿。今天discovery的纪录片也是可以模仿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舌尖是打开了一扇大门。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个时代中年轻人在起来，他接触到很多世界性的表达方式。慢慢的我们看到像Netflix这样的节目出来，看到了很多Netflix的观众慢慢从我们传统认为最好的叙事中走出来去接受这样的节目。

比如说经典的商业叙事如discovery，经典的公共叙事如BBC。同样做美食，Netflix也做；同样做案件，BBC、Netflix都做，但是Netflix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把这些题材做了当代化、年轻化的表达。即使在它当代节目中放进巴赫的音乐，我们仍然认为巴赫的音乐就像现代音乐的一部分。

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中国纪录片也迟早会从《舌尖》的“舌尖体”当中解放出来，寻找到新的真正适合这个时代的表达。

▲《主厨的餐厅》海报

▲《制造杀人犯》海报

纪录片不该商业化，但要兑现商业价值

GZDOC：有没有人说过您很矛盾，一方面对纪录片有纯粹的艺术想象，另一方面也为纪录片寻找商业上的出路？

干超：我想每个人都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你要追求纯粹的艺术表达，一方面你要让这个艺术表达有一个接受土壤，有能够把这个艺术表达支撑起来的基础环境。

其实我是把很多事情分得非常清楚，个人创作就是个人创作，你是拿自己的经济、自己的钱、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太在乎社会传播或者社会评价，这个是你的个人作品。

如果是一个在产业当中的产品，那我觉得需要考虑的东西就是如何更好的把节目的品质、节目的导向和随之而来的市场和用户规模能够做最好的结合，这个是产业的要求。所以在这两者当中，我也许有过矛盾的时间，但是现在我趋向于把这件事情分得清楚一点。

GZDOC：《本草》、《水果传》都关注社会产业，这中间涉及到一个资本的问题，什么样的纪录片能够吸引资本？

干超：其实我觉得一部好纪录片的评判标准，和它能不能吸引到资本是没有关系的。很多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它本身是独立制片人，在非常困顿的情况下，一个人一台机器，深入到生活当中拍出来的，这些作品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对于作者型的纪录片作品来说要赢得资金的话，必须要有好的故事、要有由点到面的主题开掘能力、要有非常独特和创新的地方。

▲《水果传》剧照

对于在产业中流通的作品，如果要吸引到资金投资，或者最后能够在B端或者C端来实现变现的话，这些作品要能够服务于这个时代中人们的两种方面，一个是人们想要什么？第二个是人们需要什么？

▲《本草纲目》剧照

“想要”是指浅层的消费作品的欲望，就是我们想看好笑的、想看好看的东西。“需要”是指这个时代中人们的处境，人们内心、这个社会最迫切的命题，最稀缺的价值，或者人们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这些主题如果能够涉及到这些方面，不管是拍美食、拍本草、还是拍一个老年人的生活，我想这些宗旨都是不变的。

GZDOC：纪录片把握商业化的尺度在哪里？

干超：我是觉得纪录片不应该商业化，但是要兑现商业价值。第一句话不应该商业化，就是纪录片应该有初心，它不是为了一个商业的目的去拍摄的，它不是一个广告，这是纪录片尊严的一部分。

第二句话叫纪录片要兑现商业价值，兑现商业价值就是实现尊严的一部分。这个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又要做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有个性的人，同时要在社会环境下能够养活自己，实现独立性。

“金红棉”里的年轻力量

GZDOC：您这些天一直在做“金红棉”的评审工作，对于今年的参评作品，您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

干超：这一届广州节我个人觉得年轻导演成长是非常快的，甚至我个人认为最好的几部纪录片都是各国年轻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这就证明了在经历了强大的专业训练以后，年轻一代的表达和话语正在掌握主动权，并且他们会改变这个时代中纪录影像的方向。

比如张楠的《黄河尕谣》、刘兵的《Minding the gap》，我觉得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即使是放到国际的纪录片评奖当中，我觉得仍然是优秀的作品。他们更多的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成长历程，观看同龄人在每一次关键时间点上的变化痛苦和挣扎，我觉得是非常的真实、非常有深度、而且非常有质感的新的表达。

GZDOC：您对本次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有什么感受和寄语？

干超：广州节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应该也是中国纪录片领域广受大家尊重，广受行业认可的电影节。它不但有优秀作品的评选，还有对市场、对提案的讨论和开发，也有产业上的对话，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纪录片节。

广州节这两年确实是越办越好，无论国际影响力还是入围影片的数量、质量，或是来宾的覆盖面，包括这两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媒体方面的、甚至企业方面、院线方面的的加入，都是非常可喜的。广州纪录片节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纪录片产业本身的发展壮大和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