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忆当年,我与傅抱石联袂《江山如此多娇》

2019-01-12 10:09
北京

编者按:著名画家傅抱石与关山月,在共同创作巨幅画作《江山如此多娇》时结下深厚友谊。在关山月看来,傅抱石不仅是值得敬重的伙伴,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他们结缘的那次合作,更是他永生不曾磨灭的难忘记忆。今天,让我们通过关山月的回忆,来感受两位画家的惺惺相惜与君子之交。

傅抱石(1904—1965)是我国现代著名国画家、美术史研究和绘画理论家,其艺术成就在中国画坛享有崇高地位,对现当代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收录了傅抱石夫人、子女、朋友及学生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回忆文章近40篇,并附有傅抱石先生关于篆刻、绘画的代表性文章,从多个角度展现了傅抱石一生的成长经历、绘画成就及人格气质,真实再现了一代书画大师的风采。

▲傅抱石(左)、关山月为人民大会堂创作《江山如此多娇》

过去我和抱石兄接触不多。抗日战争年代,他在陪都重庆中央大学和国立艺专教书,我在西南西北各地流浪写生。当我在重庆举行画展,他每次都来看,彼此虽有接触,总是短暂的。50年代以后,他在南京工作,我的工作单位在广州,除参加一些全国性和文艺有关的会议,难得见面一次。

▲傅抱石与夫人罗时慧、长女傅益珊在南京 

1959年、1961年两年间,因有奇缘,我们曾有过两次难得的共事机会。一次是《江山如此多娇》巨画的合作,另一次是一同应邀赴东北旅行写生。两次合作都来之不易,也是合作得较有成效的。这是由于我们各自的主观因素和一定的客观条件起的作用。

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到底是什么呢?

我认为主观上首先是有个共同的基础,即时代的脉搏和传统的根基,以及“笔墨当随时代”的共同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愿望。《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曾写进总结。现在回过头来想,写得还不够深刻。至少有一点未总结出来,即在创作过程中曾要求保持各自的画风而协调统一。我们过去未曾合作过,对此委实有点担心,深怕由于合作不好而完成不了任务。

从四个多月的创作过程中,有一条很值得总结(当时未曾写出来),即:大家都是从全局出发,从效果考虑,保证发扬各自的擅长,尊重各自的优点,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目标一致。

当时我们都能自觉地在合作过程中甘当对方的助手,乐于当对方的配角,务求突出各自的优势与特长,全力以赴来对待这项严肃而艰巨的任务。

什么是客观条件呢?首先有了一个新中国,才有一个这样宏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然后才需要《江山如此多娇》这样一幅大画。

无疑这是时代的赋予,才有艺术的新生,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有幸接受了这样一个光荣无比的政治任务。

我们是如何对待这个有绘画史以来还没有过的光荣的创作任务呢?

在合作过程中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像这样艰巨的重大任务,纵使我们之间都具有可取的主观因素而没有一定的客观条件是绝对完成不好的,甚至缺少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配合都是完成不好的。

在开始时就明确了是以《沁园春·雪》为题材,主题是“江山如此多娇”。当时我们两人都分别根据词的内容来打稿子,可是几次的草图观摩,都由于抓不到要领,而未得到通过。这是我们主观因素的水平所限,要突破一点都深感穷思乏力。

我们正在苦思冥想之中,陈老总来了,郭老也来了,还有吴晗、齐燕铭,他们在每次审稿过程中,都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使我们大受启发,大展情怀。

▲陈毅
因为我们的思想水平所限,老是在词的具象上兜圈子,他们都在意象上提问题。陈老总、郭老异口同声一针见血地提出要立“意”。

陈老总首先提出:“江山如此多娇”嘛,应先抓一个“娇”字。

怎样才能体现江山之“娇”呢,他一口气说出:图中一定要包括“长城内外”“大河上下”,还要见东海,见皑皑塞上的雪山,郁郁葱葱的江南大地,地理包括东西南北,季节包含春夏秋冬。只有这样才能“娇”得起来,才能充分体现“娇”的本质,才能体现“多”字的磅礴气势。

我们一面细心倾听,一面掀起思考的波潮,确有茅塞顿开之感,一时豁然开朗。

▲郭沫若

抱石兄思路比我来得快,接受能力比我强,体会也比我深。因而他又想到另一层的境界去了。而紧接着提出来要不要出现太阳?要不要出现人物?出现什么人物?……

这时郭老说话了:毛主席“咏雪”的时间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所以说“须晴日”。现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了,还不出太阳?我看应该画上东升的太阳。其他在座的都同意这个意见,只是都不主张出现人物,认为有了人物就可能伤害了意境。我们根据以上的意见,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讨论,并一再修改草图。

幸亏我们平日都有一定的生活积累,打起草图来较能得心应手,更重要的由于我们早就建立了一个共同的艺术观,能使初次合作的金陵笔与岭南风在大画上融为一体,既保留了各自的画风而又能协调统一。

此无他,主要由于我们有了一个时代脉搏与传统根源的共同基础,有了“笔墨当随时代”共同遵守的原则;都本着“师古不泥古”,“师自然要主宰自然”和“艺术不能脱离政治,但不是政治的附庸”等共同的见解;以及在实践上各自均有一定的创作经验和较深厚的生活积累。

这些都是我们能合作得好的条件。但必须指出:主观因素再好,如果没有这些客观条件的配合,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肯定是不可能的。

苦战四个多月过去了。我们是日以继夜坚持工作的,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息。

到了9月中旬,基本上把作品赶出来了。回顾我们的创作能够顺利地进行,绝不能忘记上述诸位经常督促检查我们的进度,及时为我们出点子,为我们鼓劲打气。

当成品挂到人民大会堂现场请周总理鉴定时,这天我们的心情特别紧张,因为当画幅挂到现场之后,我们看了也觉得不够理想,只好带着不安的情绪等待着总理审定的结果。

正在想着想着,陈老总陪着周总理来了,我们立刻上前去迎接,总理一面和我们握手一面表示亲切的慰问说:“你们辛苦了。”“未想到你们都还很年轻啊。”

总理立即登上汉白玉台阶凝神看画。他曾上下阶梯多次,还爬到画的左右两侧的最高处反复地看,就是这样认真地审阅了将近一个钟头。然后当着大家发表他的意见:“我和陈老总的意见一样,都认为画得好,我们都感到满意,画得很有气势嘛。”接着又说:“不过……我觉得画幅小了些,必须加宽加高,(原尺寸宽7米,高5米半)最少要加宽2米,加高1米,太阳也太小了,和建筑一比就显得不相称,最少要加倍的放大。”

意见说完又叮嘱我们几句:“时间不多了,画要改好,但要注意身体健康啊。”画一直赶到9月29日晚才装裱完毕悬挂到人民大会堂去。画刚挂好,就接到从外地送回主席亲笔的四份《江山如此多娇》。

为什么要写四幅字条呢?原来他老人家事先在四幅字里每个字的旁边都用铅笔画了圈圈,他写四幅的用意就是要我们从中挑选要用的“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字。我们于是按照他老人家画圈多的字来挑选,然后请张正宇放大照描到画面上去。这时,算是最后完成了任务。

▲周恩来与陈毅 

我在这里说了一通以上的过程的目的有两点:

第一点是说明任务的完成要靠各方面力量的配合,要靠多方面的客观条件支持,否则,绝对不能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的。

第二点想谈谈我个人的感情,从我现在所忆及的一切,现在想起来,好像做了一场梦。

因为我和抱石兄都是来自旧社会,我们难忘过去在旧时代做一个穷画家的苦难与遭遇,这种亲身体验的经历与处境,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种美恶与新旧的对比。

像以上所写的动人场面与情节,这样上与下主观与客观打成一片的合作关系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作为一个从事绘画的旧知识分子能这样受重用和尊重,又能得到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关怀,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受着这样的安慰和温暖。……就是这些,叫我们怎不怀念呢!叫我们怎能忘掉呢!

我和抱石兄的另一次合作是较流动的、心情舒畅的旅行写生。

由于我们之间的奋斗目标一致,生活情趣相近,所以一直都相处得很好,真正做到在思想和业务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有困难时又互相体谅互相照顾,特别是文艺思想上能做到无保留地争鸣与交流。

因此,我们渐渐建立了能者为师的情谊,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人民大会堂悬挂的《江山如此多娇》

创作《江山如此多娇》大画时我们一起生活在前门的东方饭店,休息时曾一同游公园,或逛逛琉璃厂。由于住地接近琉璃厂,我们去的次数比较多。

不论是旧纸旧墨,或是其他文房四宝、民间工艺、出土文物或古本线装书都是我们的宠物,凡到琉璃厂都很少空手而回,每次各人都在夸耀一番自己的收获。

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古字书店的老板,也经常把有价值的古字画送到东方饭店来,让我们挂在自己的卧室里慢慢欣赏精选,我们因有此便利的条件,都选购了不少名家的作品。我还为广州美院国画系教学的需要选购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古画。看字画也好,鉴定古文物也好,抱石兄经验比我多,修养比我丰富,鉴定能力也比我强。几个月来的确学了不少东西。

我深深体会到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研究分析学习,它不但丰富了知识,增强了修养,也是在生活中添补了情趣不一般的美的享受。

▲傅抱石

▲傅抱石自刻闲章:“往往醉后”

1961年6月至9月和抱石兄应邀一同到东北旅行写生,先后访问了吉林、哈尔滨和黑龙江。北京“新影”派了工作组和我们一道登上长白山,游了镜泊湖,为我们拍摄了纪录片。我们在东北的行程分三段走,走一段停一段,停下来是为了反刍、消化,及时把搜集的稿子整理出来。三四个月来,大家都画了一批写生画,这批东西曾在北京公开观摩,后来辽宁出版社结集出版。在出版前言里抱石兄写道:“在写生、创作上,也有若干的点滴体会。在我们近四个月的共同活动中,只要有所感的话,就随时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交换、研究,有时候争论争论,这是我们认为最有意义的一点。……

因为我们是形影不离的,不是‘望衡对宇’,就是‘比门而居’,一幅未竟,往往几次丢下画笔坐拢来议论一番,互相琢磨,互相帮助,所以就我们个人来说,这段生活也是不可多得的。”

这段话看来,显得他很谦逊,也很密切。

旧时代的所谓“文人相轻”“同行如敌国”,在我们之间是不存在的。由于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事业上,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情感是真挚的,胸怀是坦荡而真诚的,因而我们的友谊是永恒的。

本文摘选自《百年中国记忆·文化大家》之《往往醉后见天真:回忆傅抱石》,中国文史出版社出品。主编:刘未鸣、韩淑芳;责任编辑:牛梦岳

《百年中国记忆·文化大家》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精心打造的历史文化类丛书。本丛书依托全国政协“三亲”(亲历、亲见、亲闻)文史资料,聚焦20世纪的中国文化界,精选了十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大家,身份涵盖戏剧家、作家、书画家等。丛书内容丰富,通过主人公亲属、朋友、学生等人一篇篇精彩回忆文章,涉及求学、授业、家庭生活等诸多逸闻趣事,从多个角度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文化大家的传奇人生和艺术成就。

丛书共十册,分别为:《执拗的拓荒者:回忆沈从文》《往往醉后见天真:回忆傅抱石》《不教一日闲过:回忆齐白石》《活着,就要一意孤行:回忆徐悲鸿》《惊才绝艺,一代伶工:回忆程砚秋》《看山还是故乡青:回忆张大千》《不因畏难而搁笔:回忆老舍》《似与不似之间:回忆梅兰芳》《言犹未尽,一代贤儒:回忆许寿裳》《荷塘边的不朽背影:回忆朱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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