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蕙兰自述：我眼中的顾维钧
编者按：本书是黄蕙兰于20 世纪70 年代，以近80 岁的高龄，在美国女作家伊莎蓓拉·泰弗斯（Lsabella Taves）协助下用英文写成的一部自述，1988年5月由天津编译中心翻译成中文。黄蕙兰以类似意识流的跳跃笔法，写出了军阀官僚和外交界上层社会人士的骄奢生活、杂事秘辛；写出了她对顾维钧外交事业的支持和帮助； 写出了她的家人近戚的离合悲欢； 以及她和顾维钧夫妻间感情的和谐与隔阂，波折与破裂。
黄蕙兰（1893年—1993年），1893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外交家顾维钧第三任妻子，南洋富商黄仲涵之女。她一直过着富室豪门掌上明珠的生活，接受其家庭和社会教养，娴习多种语言，形成了独立的性格。1920 年，她在巴黎与当时已崭露头角的青年外交家顾维钧相识。顾氏适在新鳏，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就在欧洲结婚。在30多年的交际舞台上，黄蕙兰活跃穿梭于各国、各路外交圈中，为国也为己争光添彩。一外国友人写诗称她是“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几乎每一个知道顾维钧的人都听说过他的这样一个故事。据说有一次他到一个旅馆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贵宾席上有一个美国人坐在他旁边，侧过身来说：“You likee soupee．—soupee ？”（“你喜欢汤吗？”这是美国人装着怪声怪调学东方人说英语。——译者注）
维钧，只是微笑着点点头。过一会儿，维钧作为当晚的主演讲人被介绍给大家，并就国际事务作了演讲。
演讲结束后在热烈掌声中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并问他的美国邻座说：“You likee speechee—speechee ？”（“你喜欢我的演说吗？”这是顾氏即以其人之道回敬——译者注）
这个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这表明我们在西方世界代表中国时所遇到的问题和受到的挑战。
如果我的生活以一个低级员司的卑微妻子开始，正如绝大多数外交人员的妻子一样，事情也许就不相同了。但我却是从顶层开始的，由于我的天真，我既不理解这些问题，也不理解我是多么无知，或者我有多么幸运。许多我在政府圈子里见到的中国人都怀有帝王欲。那些不文明的军阀和政客在贪求绝对的权力方面基本是一样的。并不光是男人，其中也有少数几个女性，包括维钧任驻美大使时期在华盛顿的一位年轻的女客人，她有一种当皇太后的幻想。也不仅仅是在政府圈子里那些妄自尊大的中国人；至少我发现有一位美国总统令人难以忍受。
20世纪30年代一位英国报纸、杂志的专栏作家曾这样评价：中国很少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如果你在国联行政院，在他和日本代表辩论时观察他，你也许能发现他的一些秘密。他对他争论的事件每一点细节都了解得很透彻。他从不发怒。他知道你的困难之处，但他不顾这些。他极力维护他的主张，归根结底只是为了原则的重要性，因为他知道，对你对他都一样，在君子之间，热忱维护国联章程是一切的基础。
有人曾如此评论顾维钧说，没有办法不喜欢他。他是如此公允，如此怀有崇高的理想，具有有学问的声名，博得“无限的敬意”。他有时把自己的理想主义推己及人到如此程度，以致看不出别人对权力的欲望，不止一次我看出他前面设下了陷阱，而他却没有觉察。
可是他和我结婚并不是希望我走到他的事业的前面。
他娶妻子是把她当作家庭中的一件装饰品，就像托尔斯泰一篇小说中的那位丈夫一样，把妻子当作家中的一把安乐椅。当这把椅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时，这位托尔斯泰笔下的主角就会感到厌烦而又气愤。最初，顾维钧没有真正可担心的理由，我就像他所能希望的那样天真。即使我犯的错误也是那么使人安心，讨人喜欢。例如我们头一次因礼仪问题而发生的小冲突就是这样。我们要举行在日内瓦的第一次正式午宴，我已期待多日。许多年长的人欢迎我，对我很好，我很希望回敬。出乎我意料，我丈夫和王管事没有和我商量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这使我略感不快。我丈夫宽容地让我把餐桌装饰一下，我打算穿紫色衣服，因此要在餐桌中央放一大束紫罗兰。餐桌摆好，座位名片也安排就绪，当我带着花进来时，瞥了一下我座位两旁客人名字，使我吓了一跳。请了那么多日内瓦讨我喜欢的绅士，我丈夫偏偏在我座位两边摆上两个我不喜欢的人。一个人令人讨厌，另一个则眼中根本没有我。我迅速地按我的脾气亲自下手了。我重新安排了座次，把两位讨我喜欢的男客人排在我两旁，把那个令人生厌的和那个势利眼“充军”到“西伯利亚”。然后我去换上我心爱的美丽紫色服装。我刚刚化妆完毕，我的新婚丈夫就敲我的卧室门，接着进来给我上第一节外交可了。“蕙兰”，他说，“这不是你的私人宴会。你是为中国国家款待客人，要按照他们的品级安排座次，这才符合礼仪，不致让客人有失体面。”
后来，我懂得了礼仪的重要。我认真学习外交圈子里的规矩，我变得如此擅长，以致我丈夫不再依靠使馆的礼仪专家，反倒倚仗我的指点。
那时，中国的政治就像中国本身，使西方人士感到混乱。有才干的人从一个政权转移到另一个政权，这种事曾发生过，将来还会发生。往往一个新政权执政，在前政权任职的某人就会暂时引退，也许为他的健康而出洋，也许退居家乡为他的父母守丧，静候有利时机到来。或是一个武人，想拒绝接受一个即将失败的统治者的命令，就可以托词身体不好而辞职。
顾维钧对这种演剧般的把戏也不例外。
20世纪20年代我们住在北京时，他是政府中第二号人物。蒋介石和他的手下从南方兴起，夺取了政权和我们的私邸，于是维钧审慎地退居到加拿大“垂钓”去了——正好他也喜欢钓鱼，等待对他不利的高潮减退。时间不长他又回国了。因为蒋委员长需要他的才干去做对西方的外交。
顾维钧生于使人关注的1887年，中国正在清朝腐败的政府统治之下呻吟。清朝有过几个好皇帝，可是末期的朝廷又弱又腐败。正如许多年轻有为的中国人——蒋介石是其中之一——一样，顾决心要为提高中国的地位，立足于强国之林而一显身手。维钧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途径是到外国留学，因为要想很恰当地和不同的文明打交道，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和各种国家的立国之道。因此他选择去美国。
1911年10月10日维钧正在美国上学，当时清王朝被推翻了。不久，宣统皇帝——溥仪——退位。孙中山先生当了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孙大总统——人们常称他为国父——后来和宋庆龄结婚，宋是著名宋氏三姐妹中的一位。民国成立不久孙让位于袁世凯以利于南北的统一。维钧任袁的秘书，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到中国。当时日本参加协约国一边，它借口和协约国共同作战，乘机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和铁路。实际上日本居心贪婪险恶，决意要分割强占山东。
维钧和我结婚的时候我对这一切很少了解，但我逐渐理解我丈夫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责任，并且在静坐倾听中学习到有关政治和权力活动的知识。我对中国的爱国心并没有因政治而变得复杂化。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爱中国。然而我的无知却也为我带来了好处，因为我纯朴自然，毫不做作，所以人们对我总是怀有善意。即使是日本代表团领导人，驻法大使石井子爵和驻英大使林权助伯爵对我来说都很可亲。
林爱重复的一番话是：“你的丈夫对中国来说是过好了。他超越中国20年。你也过于现代化了。中国对你们两人都不会赏识。”我重复这番话给维钧听，他点点头，而我则按我的天真想法，认为这似乎是对我们所代表的国家的批评。
事实上维钧是忙得顾不上去注意对他的年轻妻子的评论或关切了。我很少有机会单独和他在一起。他的日程填满了大会小会。等他回到家中，又马上坐到书桌旁，向他的秘书们口授演讲词或是亲自起草每天向北京汇报的电稿。我们常常一同接到邀请去参加各种宴会，但是当我打扮整齐等待他的赞许时，他往往只不过心不在焉地看我一眼而已。
我非常幸运地处于这么多真正善意和谦逊的一批人之中。伊格纳斯·帕德留斯基，那位大音乐家和他的夫人对我都很亲热。尽管他们常常大规模招待客人和举行季节中最好的舞会，他们却抽空单单在他们的住所两次邀我们夫妇去吃晚饭，并且也单单来看我们。
这是向一个新娘子表示善意的异常举动，晚饭后他专为我们弹奏。
英国外交大臣阿瑟·巴尔福，他单身在日内瓦，也是非常通达人情的。他当时一定已年过70，可仍然生气勃勃，下午还打网球。他常约维钧和我在他的自用起居室里共进午餐。那儿没有任何别的客人，所以他常常好意地鼓励我谈谈我自己的事。有一次在我感谢他如此和善而且周到时，他笑着说： “如果你们担任公职也和我一样长，你们也会厌倦宴会。幸得有你们两位年轻人在这里谈谈外交活动以外的事，真令人高兴并使我的精神为之一爽。”这是我进入新角色的一个温和的导程。如果我不是一个新娘，维钧也不那样为人所欣赏，我的经历可能会困难得多。
不过我也受惠于妈妈，我的衣着合拍，法语、英语流利。在我对历史的敏感下，我大胆地买了一本客人题字的纪念册，请这些有名人物签名。
前些日子我曾翻阅一次，看到那些花哨的题词感到很有趣。有的人甚至用我不懂的语言写诗献给我。还有一位用英语称赞我是“远东最美丽的珍珠”。如果我们仅仅是从一个被视为二等国家来的普通安详的年轻夫妇，我们肯定会被忽视了。人们定会对我丈夫抗议外国人对中国的侵略的企图置之不顾，而太太们肯定没有时间理我。然而现实是我们为人所注视和谈论。我当然不领会这些，而我丈夫大概在颇长一段时间之内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也很可能有时人们注意到并且谈论我们时，不是那样的友善。因为我发现有时我丈夫有些烦恼情绪。
是不是有些对中国不友好的人批评了我的表现？
一晚，会议即将结束，我们就要回伦敦，我问他：“是不是我有什么举止不当的地方？”他注视着我在卸妆，正摘下我戴着的钻石耳环不经意地扔在我的梳妆台上。然后他走过来。他并不伸手搂抱我而是拿起我的耳环。他望着耳环而不是望着我，说：我曾送给你我仅有的力所能及的首饰。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为众人所欣羡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来自于我的。我希望你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外什么也不戴。
我真是目瞪口呆。我所戴的珠宝是妈妈为我挑选而爸爸买给我的。而我丈夫却希望我把它抛开一边，只戴他买得起送给我的首饰。这种想法刺伤了我。他并不是为了我的钱而娶我，但是他曾经看到我戴着我的珍宝首饰，知道那是我的一部分。他这种不公平的要求使我一时找不到回答的话。他于是说： “我希望你也能取消你母亲为我们订购的汽车，我买不起一辆罗尔斯—罗伊斯汽车。”
“但是爸爸买得起。他要送给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应当乘坐一辆由司机开的汽车？别国的外交官都是这样做的。”
到这时他才把他的计划告诉我。施肇基公使就要离英去美国，他有一辆小英国汽车要卖给我丈夫。他也有一套司机制服要送给维钧。价钱不贵，我丈夫的收入足以购置。我瞪着他： “一辆旧汽车？还有一套旧司机制服？”他不说话。我走近他说： “妈妈已经把罗伊斯的钱付清了而制服也为未来的新司机在登希尔订下了。你不要指望我坐旧汽车。”
他安详地说如果我想坐就用那辆罗伊斯，但是他也要交通工具，他要买下施公使的汽车做他自己的交通工具。
我说： 我在和你结婚以前从来不懂得政治，但是我并不傻。我知道别的国家怎样看今天的中国，他们把它看作一块可以进行经济剥削的地区。我曾经在爪哇生活。在那里荷兰人看不起中国人，除非你有足够的钱可以不理睬他们。为什么我们不坐爸爸花得起钱买给我们的好汽车？我有珠宝饰物，为什么别国的外交官妻子们在盛大集会中用她们所有的一切装扮她们自己而我却要把我的珠宝弃置一旁？如果我们和旁人同样做法，这将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
我丈夫没有说话，他也许正像托尔斯泰小说中的主角，逐渐承认他娶了一个有个性的人为妻的现实。
本文摘自《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出品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品
感谢关注我社官微：中国文史出版社
更多资讯，欢迎洽询热线：010-81136602/6603/6605/6606；010-81136601 010-81136698 010-81136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