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我的父亲马叙伦

我的爸爸马叙伦早在共产党创建时期就与党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为争取民主革命胜利、推倒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活动中，始终不渝地和党并肩战斗，他也一直得到党无微不至的关怀。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爸爸回到北大任教。不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爸爸被推举为北大教职员会的书记和主席，随后又担任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的主席，领导全市教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所有对外披露的文字，大都出自他老人家的手笔，

当时，军阀割据、内战频繁、民穷财尽。北京各校教育经费大量拖欠，公教人员生活无着，反动政府熟视无睹。爸爸以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的身份，代表教职员对军阀政府进行了多次的索薪斗争。

1921年6月3日，国立大专以上院校和公立中小学教职员及学生约万人组成浩浩荡荡的请愿队伍到长安街新华门内总统府索讨欠薪。走在队伍前头的是八大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我的爸爸马叙伦和联合会书记李大钊同志。他们不但私谊深笃，在争取民主进步的共同奋斗中还结下了同志情谊。正当他们率领队伍临近总统府时，徐世昌的部下予先布置的大批军警向请愿队伍挺枪发起了冲击，我爸爸和大钊同志、沈士远教授均受了重伤。游行中的北医学生急忙将他们送进首善医院去救治。爸爸头部受伤过重时时作痛，医治数月，迄末奏效，因而不得不脱离职务，请假回杭州休养。

1922年8月，王宠惠组阁，任命爸爸署教育部次长。宦海险恶，政局多变，任职不到四个月，就随王宠惠内阁的倒台而去职，于是爸爸又回到北大去教书。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贿选总统曹锟下台，黄郛组织“摄政”内阁，易培基担任教育总长，爸爸二次出任教育部次长。是年11月，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内阁改组，爸爸留任次长并代理部务。当时国民党已在北京公开活动，但共产党人的活动仍被军阀禁止。一次，内务部得到密报，以共产党首领“李寿长”在各校积极活动，咨请教育部查明追捕。爸爸知道“寿长”是李大钊同志的字“守常”的音讹，当即将咨文压下，并急速密告大钊同志及时隐蔽，得免于难。

像这种急难中掩护共产党领袖的事，以前也有过。爸爸在他所著《石屋余渖》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往在北平，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从上海来，住东城脚下福建司胡同刘叔雅家。一日晚饭后，余忽得有捕独秀讯，且期在今晚。自余家至福建司胡同，可10余里，急切无以相告，乃借电话机语沈士远。士远时寓什方院，距叔雅家较近。然无以措辞，仓卒语以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盖不得披露陈独秀姓名也。时余与士远皆任北京大学教授，而独秀曾任文科学长。故士远往告独秀，即时逸避。翌晨由守常乔装乡老，独秀为病者，乘骡车出德胜门离平。”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谋我河山的狼子野心日益扩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也空前高涨，爸爸投身于这一伟大历史洪流，发起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并担任主席。在由他领衔发表的《宣言》中说：“九一八以来，丧失了东三省，断送了热河，民众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国策底下，忍气吞声地待上三、四年，……奈何东北四省未曾收复一角，整个华北又将拱手让人了。……愿意以赤血洗白刃而为民众的前驱，作救国的斗士……我们宁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接着文化界救国会与党领导下的北平学联共同发起组织华北民众救国联合会，爸爸被推举为主席。在这以前，上海文化界已经成立了有马相伯参加领导的救国会，恰巧二位有声威的领导人都姓马，舆论中流传有“南北救国，唯马首是瞻”的美谈。由这时起，爸爸不但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而且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频繁的爱国活动和被军阀打成重伤的后遗症，爸爸病倒了，回到杭州去休养。卢沟桥一声炮响，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发动了全面灭亡中国的战争。战火烧到淞沪，爸爸搬到上海法租界的斗室避居。化名“邹华孙”，抱着残病之躯，从事他《谈文解字六书疏证》的著述工作。

1937年12月，以王克敏为首的汉奸们组织了华北临时政府。爸爸的朋友汤尔和出任伪教育总长，派人持亲笔信邀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爸爸义正词严地对来人说：“我是为抗日救国而被迫离开北大的，现在敌人全面进攻，国难严重，我岂能回到敌人刺刀下去混饭吃？我是绝对不去的，要你们汤总长珍惜晚节，我不回信了。”1940年爸爸在北大教的学生陈公博以汪伪立法院院长兼上海市市长的身份，几次托人问候爸爸，并要求约期晤谈，爸爸断然拒绝，认为“非吾徒也，”应该“鸣鼓而攻之”。

困居上海的时期，爸爸既不任伪职，又不肯教书，尽管他过去薪俸优厚但平生不蓄私财所以生活十分困苦。1944年除夕，爸爸有诗自况：索逋如梭炊断烟，娇儿犹噪过新年。　怜他不知《人间世》，我且高歌《秋水编》。

正当“炊断烟”的时际，外面喧嚷陈公博派人送大米来了。爸爸当即出门制止卸车，对来人说：“盛情已领，大米我不收！”爸爸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真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永远是我们女儿的楷模。

1945年8月10日，传来了日寇乞降的喜讯，爸爸“喜动衰顽自觉狂”，衷心希望今后的中华民族，跻身于四强之一，没想到国民党遣兵调将向华北、东北进军，内战一触即发，和平成为泡影。爱国热血沸腾的爸爸，作为坚强的民主战士，毅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投入了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中去了。为了斗争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爸爸和文教界进步人士，于1945年12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立即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改革内政、实现民主、停止内战、还政于民、制订宪法、撤退驻华美军等八项要求，揭起了反独裁、反内战的战斗旗帜。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人民团体代表上海市民公推以爸爸为首的9人代表团，奔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呼吁停止内战，挽救和平。谁知反动派却早已安排好对代表团的行凶计划，上午7点，火车驶进下关车站，代表们走出月台，就立即遭到数百名暴徙包围，在他们的胁迫下，爸爸和雷洁琼大姐被推进一个候车室内，其他代表被推进另一个候车室。室外暴徒喊打之声不绝，室内暴徙咆哮骚动，准备行凶。紧急关头，阎宝航同志赶来保护爸爸，对暴徒说理晓喻。这批丧心病狂毫无理性的暴徒，逞凶肆虐将爸爸、雷洁琼大姐和阎宝航同志打成重伤。暴行延续长达五六个小时，爸爸和其他受伤代表才被送到中央医院治疗。

事情发生的当夜，周恩来同志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于拂晓两点偕同董必武同志、邓颖超同志赶到医院，到爸爸病床前探视慰问，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激忿地对爸爸说：“血是不会白流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病痛中的爸爸受到了安慰与鼓舞。

下关暴行揭穿了反动派的假两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忿怒，也更坚定了爸爸的斗志。他在纪念闻一多，李公朴的文章中说道：“我的历史上一部分和李、闻两先生相同，我自然予备着接受一颗子弹，但我也予备着送还他们一颗原子弹。”

爸爸的行动受到特务们更加严密的监视，他忿怒地写信给行政院长张群提出抗议：“至伦立身，本末不移，贫富威武，无动于衷。达观早成，生死一致。自令以拥疾之躬，待命陋巷之内。捕杀不辞，驱胁无畏，穷以私剑，投诸浊流，皆系于政府，与伦无与焉。”临危不惧，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足使敌人为之胆颤而心寒。与此同时，爸爸也做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准备。1947年10月3日，爸爸为我们兄弟姐妹写下了一个遗嘱：

余如遭逮捕，必无幸生，求仁得仁，无所归怨。余虽不见夫已之亡，汝曹必能见之，则犹吾见也。余之遗体，若如毁弃，不必寻求，皮囊盛血，本无足珍。苟得见归，即付诸火，期于悉成灰烬，播散海陆。汝曹欲寓纪念，可于吾母墓前立石，仅是书姓名，勿事增华也。”

1947年底，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也为了爸爸的人身安全，在党的关怀帮助下，爸爸秘密离沪，转移到了香港。在港期间，爸爸与王绍鏊同志筹划成立了民进港九分会。1948年，爸爸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号召，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于11月23日搭船离开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担任了人民政协筹备处副主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爸爸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1952年改任高等教育部部长。1954年，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並任常务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爸爸领导并主持了“改革学制”、“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等一系列重要工作，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信任与支持。同时还担任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爸爸以古稀高龄，加上从事革命斗争时被反动政府残害的两次重伤，1954年4月，头痛加剧，他请假一个月去外地休养。毛主席十分关怀，马上回信说：“函读悉，休养甚好，时间可不限一月，以病愈为度。”休养以后，仍不能每天到部视事，教育部的重要公务都由杨秀峰副部长亲临爸爸家里商议决策，充分体现了党对爸爸的尊重与体贴。

1957年起，爸爸身患脑软化症，长期卧床，神经系统功能逐渐衰退，生活不能自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是不断地来探望他。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爸爸突然发高烧，进入昏迷状态送往北京医院。周总理得知后，马上赶到北京医院探视。适值护士戴着胶皮手套为爸爸通便。护士请总理暂时离开，可是敬爱的周总理不嫌脏臭，一直站在病床前默默地注视到操作完毕。最后详细地询问了病情，并一再叮嘱：“你们一定要时刻注意马老的病情，千万不能有丝毫马虎！”

在长枪、匕首、红袖标的年代，多少正直的人都在劫难逃，大家也都为病床上的爸爸担心，因为他是任何风险都无法担承，离开鼻饲管就能停止呼吸的人了。正在那个炎热而惊心动魄的八月里，突然有一天从电话里传来周总理的声音。他给警卫员发下来紧急指示：“绝对保卫马老的安全！”那是什么样的政治气氛啊！承担着繁重艰巨任务的总理，竟首先想到了卧床将近十年，命在垂危的爸爸，正是由于总理和党的高度关怀，才使爸爸能在身患不治之症，在病榻下延续了13年之久，于1970年5月4日以86岁高龄而寿终。

在隆重的追悼会上，总理原定要亲自参加，因即将召开四国三方会议，当天正和西哈努克亲王商谈要事，无法脱身，亲自给我们家属打来电话表示歉意和慰问。我们受到极大的感动。参加追悼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李先念，郭沫若、周建人等同志。

1985年4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爸爸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说道：“马叙伦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坚持真理，思想进步。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时期里，他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为新中国的创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人民无限忠诚的公仆，是同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

大会前，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在接见爸爸的子女和亲属时，对我们说：“‘下关事件’我记得很清楚马老挨打最重，因为他和共产党最亲，反动派也讲点统战，代表团里面的上海民族资本家，就没怎么挨打。所以恩来同志一听说马上和董老，还有我赶到医院去看望……”

爸爸一生为争取祖国的民主、进步、光明富强而奋斗不息。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日起，他就和党并肩战斗风雨同舟直至晚年在党的领导下看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他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1958年6月5日，他在病榻上写下了最后一张墨迹：“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这不只是对我们儿女后辈的勖勉，也道出了老人的心声。我们正是按照爸爸的教导，以他老人家为榜样，在为实现祖国的现代化和统一大业的宏伟目标中，努力贡献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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