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印象记︱柯嘉豪：设计记忆宫殿，注重佛教对物质的影响
如果说一个人钻研什么专业就会表现在气质举止上的话，那么柯嘉豪（John Kieschnick）教授的温和、从容、谦逊确实符合他的身份，因为他的研究方向是古代中国佛教。但如果你在学术会议上提起柯嘉豪教授，对方一定会立刻眼前眼睛一亮、大声地说：“啊！他很有名！他简直太棒了！”那个样子像是在谈论一位摇滚巨星。毫无疑问，谦和低调的柯嘉豪教授有着如雷贯耳的名声，他的书则是研究古代中国绕不开的经典。在今年即将出版的《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二卷中，“六朝”里的“佛教”部分就是由柯嘉豪教授撰写的，许多人都说他是全美最优秀的佛教研究学者之一。因缘际会，我是先了解柯嘉豪教授为人，再了解他的治学的。
当时柯嘉豪教授住在斯坦福附近，我每次在一层的客厅里先教哥哥一小时，再教妹妹一小时，哥哥的中文非常好，略有一点腼腆，我便常常向他问东问西，有一天他用中文跟我说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我在台湾念的小学很小，班里就我一个外国人，同学觉得我的名字Antonio太难念，因为‘tonio’读音像‘斗牛’，就管我叫斗牛。我爸爸放学来接我，他们就大喊：‘斗牛！你的秃头爸爸来啦！’”我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他一看我笑，也极开心地笑了起来。
那时我心想，这个男孩在名教授家庭长大却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实在难得。十几岁的男孩子，正是叛逆期的时候，但Antonio完全没有很多美国少年吊儿郎当的样子，文质彬彬。妹妹Clara心灵手巧，还会端自己烤的饼干给我吃，有时候我在教妹妹，哥哥在楼上弹吉他，院子里的植物随着夏日的熏风缓缓摇动着。两个孩子的聪明友善和天真快乐，让我感到这对父母涵养极高。我常常想，这真是可爱的一家人，他们的平和与幸福是如此具有感染力。
在与柯嘉豪教授和他的家人相识几年后，我在博士期间阅读了他著名的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一书，书中讨论了佛教的传入如何影响中国的物质文化，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固有的生活方式，角度非常新颖且具有启发性。柯嘉豪教授在书中说，虽然“佛教怀疑感官享受和弃绝物质世界的态度总是无处不在”，然而如果我们“抛下这众多繁奥的教义和义理，转而看一看佛教被实践的方式”，就不难发现物质性物品在佛教中的重要性。他在本书中译本的序言中提到，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希望将来西方学者写中国通史时，除了提到佛教思想、信仰以及仪式等方面的激荡外，也会多加一段笔墨，强调佛教曾影响了中国的物质文化。同时，我也希望本书能提醒佛教史学者多留意佛教的流传与物质文化间的关系。此外，我自然也希望此书能对西方研究其他宗教的学者有所启发，因为之前探索宗教的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宗教与物品之间的关系”。
在书中柯嘉豪教授不仅提及了舍利、造像等与佛教紧密相关的物品，还讨论了许多看似与佛教无关，并且在佛典中也没有被特别提倡的物品，并对其与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度开掘。以我们最为熟悉的椅子为例，柯教授在书中引用了朱熹的《跪坐拜说》，此文讨论了古代坐礼从上古到南宋的变迁，但朱熹虽然指出了坐礼的差异，但却“不知其自何时而变”，更不知其因何而变。而同样的问题苏轼也已经讨论过，即从前的人是席地而坐的，而如今都坐在座位上——这种转变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椅子的出现。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席地而坐，并没有使用坐具的习惯。在上古时代，坐姿是一个人身份、地位和修养的重要衡量标准，而坐时提高膝盖或者脚向前伸都是粗俗无礼的表现，正因如此，古人不可能接受垂着脚坐在椅子上的姿势。而坐姿在佛教中却是非常常见的，古代印度人使用椅子的习惯，从印度的寺院传到了中国的寺院，最终传到了中国的民间。因为坐在椅子上的姿势并不符合儒家礼教的规范，所以“坐”的普及在中国经历了几个世纪之久。而在椅子普及之后，室内的陈设也从低矮变得高大，窗户的位置、屋顶的高低，乃至于人的衣着、生活习惯和心里状态都会随之改变。柯嘉豪教授在书中说：“椅子的历程可视为佛教影响中国社会的范例，说明传到中国的佛教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信仰系统，而且同时包含了许多我们平时想不到的因素……椅子的历史显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漫长过程中，除了教理及仪式以外，佛教也带来了各式各样的器物及生活习俗。”通过探索宗教物品在信仰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严谨地考证外来宗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体现了他见微知著的治学风格。正是因为柯嘉豪教授对椅子问题的“迷恋”，他的太太Regina送给他的结婚礼物，就是一把精美的椅子，柯嘉豪教授倍感自豪地把它放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柯嘉豪教授另外一本学术著作是1997年出版的The Eminent Monk: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以《高僧传》、《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作为主要的材料，研究中国中古时期僧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僧人在当时社会中的形象，有众多令人耳目一新之处。书中从僧人的苦行(Asceticism)，幻术(Thaumaturgy)、学术(Scholarship)三个方面，阐释了高僧典范的塑造过程及其意义。在“苦行”一章中，柯嘉豪教授指出，僧人的清规戒律和他们的牺牲行为对于他们建立自我认同感至关重要，正是这些“苦行”行为，将他们与社会上的其他人群区别开来。在“幻术”一章讨论了僧人使用咒语、预知未来等能力，指出这些幻术增加了《高僧传》的趣味性，也证明了佛教的灵验，并且和苦行一样，将僧人与俗人区分开来。而在“学术”一章中则指出学术活动对僧侣生涯的重要性和其与“修行”的冲突。柯嘉豪教授在书中讨论了离经叛道的“酒肉和尚”、法术高明的“异僧”和满腹经纶的“学问僧”等涵蕴深厚的形象。台湾《新史学》上的文章《评The Eminent Monk: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指出，本书至少有三个贡献：第一是还原僧传作为宗教传记的特质；第二是厘清经典传统与社会实践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第三则视为僧传对的高僧典范建立可行的分析范畴（即苦行者、通感者和学问僧）。
柯嘉豪教授不但是古代中国佛教方面的专家，对中国宗教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广泛的了解和敏锐的嗅觉，这也许与他本人丰富多彩的背景有关。柯教授出生于香港，父亲曾在香港路德教教会学校做校长，他说学校的名字似乎叫“协同中学”，我查了一下，这所学校依然存在，还有很多著名校友。虽然一岁时就离开了香港，但柯嘉豪教授对中国问题有着天然的兴趣。他本科时读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校期间修读了一门印度宗教课，从此以后把对宗教和中国的兴趣融合在了一起，开始研究中国佛教，而在这之前，他在高中就开始学习汉语了。一般来说汉学家的名字是本名的音译，我曾经暗自纳闷“豪”字是什么来的，问过他才知道，他的名字就是汉语老师取的，柯来自他的姓氏Kieschnick，嘉来自他的名字John，而豪则来自他的中名Henry，把中名也包括的汉学家似乎不多。柯嘉豪教授即使是在汉学家中，也算是对中国的风土人情非常了解的了，他在本科时就曾经到西安交大交流过，也曾在北京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更在台湾执教十年之久，能说一口流利而略带台湾腔的国语。
2018年，我旁听了柯嘉豪教授在斯坦福的中国宗教课，深感他的课就如同他的作品一样内容丰富而逻辑严谨。这门课的时间跨度从商周时期一直到今日，学生大多是对中国文化了解不深的本科生，这样的通识课对教学方法是很大考验。在第一节课的一开始，柯嘉豪教授就祭出了他精心设计的“记忆宫殿”（memory palace），即用一幅图代表一个主题，如一张甲骨文的图代表早期的占卜、一张天坛的照片则代表祭祀，等于把每一个话题浓缩成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标志，而每一堂课前，我们都要“看图说话”，说出之前讨论过的每幅图代表什么话题、有什么关键词。这样一门课的内容就被巧妙和精炼地串在了一起，学生绝对不会有“狗熊掰棒子”、边学边忘的情况。我曾经看过一个介绍“记忆宫殿”的TED Talk，知道这是一种在欧美很流行的高效记忆方法，而这一概念被柯嘉豪教授巧妙地运用在了他的课堂中，他开设的另一门课程“物品中的宗教生活”也使用了“记忆宫殿”，而这门课程是斯坦福宗教系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即使是在为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上，柯嘉豪教授也会提出非常发人深思的学术问题。例如在介绍“妈祖文化”时，除了介绍妈祖信仰的源起、历史、至今仍然存在的巨大影响力外，柯嘉豪教授还给我们放了一段“妈祖坐头等舱”的新闻（2017年三座妈祖神像从中国厦门飞赴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当时照片风靡一时），同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同样的神像有很多，为什么人们会倾向于认为一些神像比另一些神像更加灵验？神灵的神力到底是怎么分配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让人联想到某些庙或者某个教堂被认为更加灵验。这样的开放性问题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很能促使学生进行深入思考。柯嘉豪教授有时他会把学生分为两组，让他们进行辩论，有时候会让学生们想象自己是新闻记者，让他们寻找有趣的话题作为选题，并说出自己打算从什么角度展开文章。在我这个很注意借鉴教授授课方式的博士生看来，柯嘉豪教授的课程是我见过的设计最合理且内容最生动的。
柯嘉豪教授不仅关心古代佛教这一个领域，他对中国宗教的深刻理解也包括许多通过生活经历所得的第一手资料。他曾经告诉我，小时候他看到父亲有一个随手买的塑料弥勒佛，曾经心里好奇这是什么，也许在那时，就已经与佛教结缘了。在中国宗教课上讲到民间宗教的时候，他曾对我们说过这样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当初他在台湾教书时，儿子年纪还小，而太太正怀着女儿，因为租住公寓的厕所马桶出了问题，就请房东安排修理。房东来查看过之后，神秘地打电话叫他过去，严肃地请他坐下，郑重其事地说：“你太太正在怀孕，此时动工修理东西很不吉利，会惊动胎神，我看过了黄历，过几天让我的表弟来修。”好在他们很快就要出门旅行，因此也并没有介意，至今提起，他仍然感谢那位房东的善良好意，而这个经历，能够充分说明“胎神”和“黄历”在台湾民间宗教中的重要地位。
说起柯嘉豪教授的授课风格，就不能不说起他的眼神，我们几位同学常在私下说起，柯教授明亮敏锐的眼神是他的一大特点，他上课时非常注意学生的反应，目光中充满对学生敏锐的观察和热情的鼓励，如果你没有充分的准备，会几乎不敢直视柯教授观察你表情或者鼓励你发言时的眼神。柯嘉豪教授讲课的语调绝无咄咄逼人的感觉，但会把字字句句都送到学生耳朵里，经常能够用言语表情逗笑大家，课堂讨论中如果涉及到什么年轻人喜爱的话题——明星、游戏、社交媒体，他还会认真地把不知道的东西记在小本本上。
柯嘉豪教授非常鼓励学生与他进行交流，小到一次作业、大到论文，还有考试之后如果对老师的给分有所疑问，他都鼓励学生直接到他的办公室里交谈。每一次见到他，他的态度都非常谦虚和蔼，常常表扬学生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是对于原则性问题，他从未有一丝含糊，比如他绝对不会对日渐严重的学生上课玩手机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于你交给他的东西，他也会非常细致地把所有的错误和缺陷都罗列出来，在这些方面，你可以感到他非常严格。我曾经问过好几位柯教授的博士生，他们无一例外地都用和蔼、幽默、认真、一丝不苟这样几个词形容他，2018年万圣节时，一位学生甚至用装扮成他的方式来向他“致敬”。盛名之下，每当你提到他的成就，他却总是连连摆手，有时还会脸红，非常可爱。与柯嘉豪教授接触时间久了，很容易产生出由衷的亲切和信任，他对学术的精纯专一和他个人虚怀若谷的气质常让我想起诗僧皎然的一句诗——“心似澄江月正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