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睹了器官捐献的全过程:他让三个人获得重生

2019-01-03 08:43
广东
▲三位受捐者通过语音感谢汪向明(01:53)
汪向明脑死亡后,家人代他捐出了一肝两肾;

他的肝受体是一个56岁的基层医生,手术之后,这个医生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病痛折磨;

他的其中一个肾,移植给了一个40岁的女会计,因为肾功能衰竭,这个女人至今也没能要上孩子;

还有一个肾,移植给了一个40岁的男人,带着汪向明宝贵的器官,这个人已经提前出院飞去了台湾。

▍捐献者与重生者们

在采访这次器官捐献之前,我和很多人一样,对器官捐献所知不多。

器官捐献,在我此前的认知里,离我实在太过遥远,我既不需要移植器官,也没想过要捐献,而那些新闻里报道的捐献者,神圣伟大,应该是教科书里出现的人物。

采访的初衷,是因为高敏,高敏是深圳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广东非常有名,她是中国最早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至今已有近二十年。10月16日,通过深圳红十字会,我联系到了高敏,我们的采访时间始终无法敲定,因为不知道下一个捐献者,会在什么时间出现。

▲器官捐献协调员  高敏

2018年10月29日凌晨1点,我接到高敏的电话,她说自己正赶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凌晨六点,那里会有一台器官捐献手术。不敢再睡,我立即开始着手相关采访准备工作,凌晨五点,我打车前往医院,内心非常复杂,因为第一次,我要见证一个人的死亡,虽然同时也有人会因为他,而获得重生。

▍一个生命消失了 

凌晨五点半,我抵达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电梯直上七楼,电梯门刚一打开,我就听到隐隐的啜泣声,在ICU门口,捐献者汪向明的父亲、妻子,还有两个弟弟已早早等候在那里,而高敏,正不断俯身安慰着他们。

汪向明脑死亡的时候,才39岁。

汪向明在老家是镇里的贫困户,妻子因为身体原因,一直到近几年才要了一个女儿,现在才3岁,他的父亲在2017年的年底,从高空坠落,受伤严重,到现在脚上打着钢板,走路得依靠拐杖,而汪向明的母亲,精神有些问题,早在2007年时就离开了家,去向不明。这个贫困的家庭一直在面对伤痛离别,而这一次,他们又要送走汪向明了。

2018年10月29日凌晨五点五十分,ICU的门缓缓打开,医护人员推着汪向明出来了,一直盯着门口的家人都站了起来,父亲拄着拐杖,哭着急急想要迎上去,被高敏一把扶住了,妻子捂着嘴,竭力不让哭声太大,两个弟弟眼眶含泪,有些恍惚地注视着躺着的汪向明,在这一刻,他们依然无法接受汪向明就要离开了。

本来,我准备了很多问题想要问问这家人,但是这一刻,我一个字也问不出来,即便是不得不对着他们拍照,也觉得心有愧疚。

2018年10月23日,医生告知汪向明的家人,汪向明已经脑死亡了,全家人在悲伤之中集体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除了遗体,愿意捐献出汪向明所有可用的器官!

对于汪向明的家人来说,做出捐献器官的决定,过程艰难且痛苦。

老家的长辈们是坚决不同意的,在他们看来,汪向明远在异乡去世,已经令人难过,现在还不能“完整”回乡,入土为安,实在太过残忍。面对老人们的指责,汪向明的妻子也几经犹豫,说服了父亲,说服了另外两个姐姐,但却无法说服自己的心。

10月23日晚,汪向明的妻子给深圳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打了电话,电话中她迟疑不定,她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心太硬了?”然而脑死亡并不是临床判定,而是有严格的医学标准,高敏非常理解家人的内心,从无法接受到接受,是一个漫长而悲伤的过程。 

高敏赶到了广州医院,汪向明的妻子迟疑了:“我还想抢救,万一他又醒过来了呢?”

10月24日晚,高敏又接到了电话,这位妻子说:“你再回来吧,我们想通了。”

10月25日上午,高敏欲动身前往广州,电话又来了,妻子说:“你要过来吗?我还想再想想。”

下午,终于妻子在电话里说:“你过来吧,医生跟我讲了,救不回他了,要不救其他的人吧。”

10月25日晚间,高敏再一次跑到医院,手续办理顺利,汪向明的家人在器官捐献同意书上签下了字。

从无法相信,到艰难接受,再到意向捐献,犹豫不定,内心痛苦挣扎,最后下定决心……这其中的灼心之痛,除了当事者,别人永远无从体会。

OPO的专家再一次进行了脑死亡鉴定评估,因为抢救的时候经过心肺按压,后来又长时间依靠药物和呼吸机维持,汪向明的眼角膜和心脏都不适合移植,而一肝两肾则顺利经过电脑分配,找到了合适的受体。

汪向明的弟弟说:“后悔吧,难免会有一点点,但是他这么年轻,能在这个世界上多救一个,是一个。”

这恐怕是我听过最有血有肉的回答,毕竟骨肉至亲,于心难忍,但是他们更想在不得已的时候,能够尽最大可能救下更多的人,弟弟说,想到哥哥的一部分生命,会以另一种形式活下来,会觉得心中有个念想,他还说,哥哥离开了,但他能让更多的家庭变得幸福,这就是安慰。

医护人员将汪向明推出了ICU,前往手术室。家人一直护送他到了手术室门口,看着手术室关上了门,这一关,即为生死之隔。

凌晨六点整,手术正式开始。
手术室内,高敏对手术台上的汪向明说:“在此我代表深圳红十字会、广州红十字会、还有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全体的医护人员,以及未来因为您的无私奉献,重获新生的人,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

全体医护人员对着手术台上的汪向明集体默哀致敬三分钟,并深深鞠躬。

整个器官获取过程很顺利,汪向明的一肝两肾被立即送走了,三个器官受体的移植手术也将马上开始。
家人对棺中的汪向明遗体做最后的告别,老父亲最后一次为儿子整理衣服,他摸着汪向明的脸说:“听爸爸的话,要听爸爸的话……”
汪向明年仅三岁的可爱女儿,她还不知道爸爸已经离开了,现在由外婆在老家带着,只是每天都会打电话问妈妈:“爸爸呢?”
▍他让三个人获得了重生  

2018年11月7日,除了已经出院去到台湾的肾受体,还在医院的肝受体和另一个肾受体,都通过语音的形式,对汪向明的家人表达了内心的由衷感谢。

(语音已加入文章开始的视频中。如果汪向明的家人能听到,但愿能给你们的心中带去一丝温暖,至少,这意味着汪向明没有真正死去,他的一部分生命正以另一种形式,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得以延续。)

因为器官捐献的双盲制度,在我的这次采访中,三个受捐者是匿名的。

▲肝脏受捐者

移植了汪向明肝脏的基层医生,病了十多年,一直到2018年,他的身体快撑不下去了,一直担心会等不到器官,甚至都交待了自己的后事,现在手术顺利,恢复良好,再过几天他就能出院了,他说,再休养一段时间,就要回到医院继续上班了,他有两个六七岁的孩子,以后一家人可以好好在一起了。

▲其中一个肾脏受捐者

移植了其中一个肾脏的女人,在手术前,已经有一年没办法正常工作了,每个星期有四天要做透析,过程中有时血压会低,会心衰,几度危及生命,她说那个时候觉得日子总在痛苦中循环,看不到希望,现在得到了这个宝贵的器官,以后一定要好好生活,要出去走一走,因为透析的时候,什么地方都去不了。

受捐者都迫切地想要知道捐献者的信息,因为这来之不易的救命器官,对于他们而言,拯救的不仅止一条人命,而是一个家庭,他们说:“希望他(捐献者)的家人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下去。”

而捐献者汪向明的家人则说:“我只希望他们(受捐者)要平平安安的。”

▍你有试过等待器官的焦灼吗  
在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采访到了汪向明器官捐献手术的主刀医生焦兴元主任。

焦兴元是广州器官移植三区的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是他的导师,广东最早的器官捐献工作,就是焦兴元做起来的。现在让焦兴元最为焦虑的,是中国的器官缺口极为严重。

▲广州器官移植三区主任   焦兴元

焦兴元提到此前广州雅居乐一个老板,他的老婆肝功能衰竭,始终没能等到肝源,最后去世了,但最令人扼腕的是,就在她死去的第二天早上,医院就找到了一个肝源。

器官移植和别的病不太一样,很多病人等不了,如果你想跑到国外去找器官,就更无可能,器官移植是电脑就近分配原则,而且他们首先会给本国人,其次欧美人,一个中国人是不可能在国外拿到器官的,没有器官,就算再有钱的病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向死亡。

中国的器官缺口到了什么程度呢?

这么说吧,一百万个人里,只有4个人捐献器官,

以肝移植为例,30个人排队等待,最终只有一个人能等到器官,

而肾移植中,150个人排队,只有一个人能够等到器官,

更多的病人,都在漫长而痛苦的等待中,死去了。

当然,能够排得上队的这些病人,都还必须是经济条件尚可者,毕竟,器官移植费用不低,在广州,肝移植需要50万,肾移植30万,肝肾移植都只有一小部分被纳入了医保。

在2011年以前,中国使用死刑犯器官作为移植的主要来源,直到2011年3月,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中国开始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2015年,黄洁夫在OPO联盟研讨会上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非自愿死囚器官,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渠道。”

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这在几千年来信奉“入土为安”的中国人心里,几乎是不可触碰的禁区,很多人觉得只有“完整”才能入土为安,即便土葬改为火葬后,这种思想仍然难以逾越。

▍大量的可用器官被浪费  
中国现在普遍采用的脑死亡标准是DBCT,就是脑死亡了,心脏也停掉了,才视为脑死亡,这也是因为国情需要,很多人无法接受心脏还在跳动的时候,就签下器官捐献同意书。但是DBCT有一个危害性,就是心脏停跳以后,肝肾器官因时间过久,导致器官质量不行。

除此,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的犹疑,也直接导致了大量器官移植的失败。

深圳一个22岁的大学男生,坐摩托车的时候急刹车摔倒了,因为没戴头盔,把后脑勺摔碎了,他的妈妈把电话打到了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那里,询问了捐献的相关事宜,但是一连好几天,高敏每次和妈妈联系的时候,她都说要再商量商量,高敏非常理解老人家的心,但没两天,当这位妈妈打电话说同意捐献的时候,医院已经宣布男生死亡了,长时间的缺血缺氧,肝功能衰竭,已经没办法再捐献了。

2016年,一个妻子煤气中毒送去了医院,因为她生前曾说过死后要捐献器官,老公为了完成她的愿望,联系了高敏,就在高敏赶往当地途中,电话再度打来,这位妻子心脏停跳了,她所在的是基层医院,没有很好的器官维护,器官不能再捐献了,她的老公很伤心,说:“我不光把她弄丢了,现在连她的遗愿也没能帮她实现。”

在焦兴元看来,公民身后器官捐献供体主要是在基层医院,但这些医院要么是小医院,要么在边远山区,一个供体即使出现了,在他们看来就只是个病人,不会有意识去做好器官移植工作,也不会做器官的维护,更没有资质去完成器官移植手术,这也导致了很多可用器官的浪费。

截至2018年9月9日,我国公民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达614608人,实现捐献19380例,捐献器官54956个,这个数据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之下,占比极微。

像汪向明这样的无私捐献者,终究只是极少数。

▲器官捐献者  汪向明

生病并不可怕,每个人都会遇到。

但当病情发展到需要移植器官,但却没有器官时,才是最可怕的。

事实上,器官捐献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只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器官捐献的意识,

没有等待过器官的人,无法理解等待器官的绝望焦灼,

那么,

如果是你,你愿意身后捐献器官吗?

特别鸣谢:

捐献者汪向明及其家人

三位受捐者及其家人

深圳红十字会

广州红十字会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深圳红十字会器官协调员 高敏

广州器官移植三区主任 焦兴元

非常感谢以上单位和个人对本次采访的大力支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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