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新说︱韩宣子智取州县：两千多年前的“资产运作”案
和谐的表象：一次增进晋郑友好的土地赏赐
公元前五三九年四月，郑国君主郑简公前往中原霸主晋国，朝见晋平公。在接下来的外交活动中，辅相郑简公行礼的是在郑国六卿领导班子中排第三的伯石（第一是摄政卿子皮，第二是执政卿子产），他也是郑国卿族丰氏的宗主（以父亲子丰的字“丰”为氏）。伯石在整个活动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恭敬谦卑，辅相的礼仪没有出现任何差错。晋平公对伯石赞赏有加，当场授予他简策，说：“你的父亲子丰昔日对晋国有功劳，我听说之后一直不能忘记。我要赐给你晋国州县的土田，来答谢你先父旧日的功勋。”伯石马上下拜行大礼，接受了赐地简策后退了出去。
这次晋平公和郑卿伯石之间的互动看似和谐美好，仔细推敲起来却令人疑窦丛生：
首先，位于晋国南部的州县与郑国不仅不接壤，中间还隔着一条黄河，晋平公为什么要把这么一块根本无法实际占有、有名无实的“飞地”赐给伯石？
其次，晋国赏赐州县的理由也是非常蹊跷。且不说《左传》等传世文献对于子丰的旧日功勋没有任何记载，就算子丰真的对晋国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重大功勋，那么，既然当时的晋国先君都没有赏赐子丰，为什么作为后辈的晋平公突然这么主动地赏赐他的儿子伯石？
第一层内幕：大国“文斗”与代理人之争
要解开这些疑团，我们得从当时的国际形势说起。七年前，武力争霸接近一百年的两个大国——晋国和楚国在战略层面达成共识，停止分不出胜负的争霸战争，像郑国这样长期被晋、楚轮番蹂躏的中间小国也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过，晋、楚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停止，只是从“武斗”变成了“文斗”，而郑国仍然是晋、楚两国争夺的“绣球”：晋国希望郑国继续坚定地跟从自己，以向世人展示自己仍然是中原霸主；楚国则希望与郑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体现自己对晋集团成员国的影响力，从而抬高自己的南方霸主地位。晋、楚两国都有求于郑国，又都决定不再诉诸武力来达到目的，这就使得“拉拢渗透”成为两国对郑政策的“新常态”。
要拉拢郑国，该如何下手？楚国采取的策略是在郑国六卿领导班子里寻找一个合适的“代理人”，而他们盯上的人就是伯石。为什么呢？
首先，伯石位高权重，足以影响郑国政局。他在六卿领导班子里的排位仅次于执政卿子产，是郑国高层实权人物，也是下一任执政卿的当然人选。
其次，伯石是“有缝的蛋”，容易渗透拉拢。前五四三年，郑国六卿领导班子有了一个空缺，当执政卿子产派太史去任命候补的伯石为正卿时，伯石公开推辞。然而，太史刚退下，伯石又派人出去请求太史任命自己。就这样表演了一出“三推三就”的戏码之后，伯石才接受任命。伯石渴求权势而又贪慕美名的性情，通过这件事情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伯石和子产之间矛盾很深，因此可以通过操纵伯石来破坏郑国高层团结，植入楚国的政治意志。在那次“三推三就”事件之后，子产就非常厌恶伯石的为人，两人之间从此有了嫌隙。后来，在子产发动的一次高层整风运动中，子产故意将伯石大儿子的生活作风问题闹大，迫使“一把手”子皮出面驱逐了伯石大儿子，这无疑使得两人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
于是，就在伯石大儿子在外流亡期间，楚国执政卿王子围果断出手，在前五四一年亲自来到郑国，迎娶伯石的女儿为妻。为了防止王子围与伯石联手在郑国都城内发动政变干掉自己，子产也采取了果断行动，他冒着得罪楚国的风险下令：王子围的护卫军必须全部解除武装，就连箭袋里的箭也要全部倒掉，不然就不能跟随王子围进城迎娶新妇。
成婚之后，郑卿伯石就成了楚国第一大权臣王子围的岳父。让伯石大喜过望的是，就在同一年，早有不臣之心的王子围杀了楚王郏敖篡位成功，也就是说，伯石升级成了楚灵王的岳父。这样一来，伯石可以倚仗女婿的势力提升自己在郑国六卿班子里的话语权，而楚灵王可以通过伯石来干涉郑国内政使其偏向楚国，可以说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你娶伯石女儿，我就送伯石土地。在楚国“先下手为强”用联姻拉拢伯石的背景下，晋国执政卿韩宣子向晋平公进言，请求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将州县赐给伯石，而这样做的理由自然是服务国家争霸战略，谋求在晋、楚“文斗”中扳回一局。实际上，这次郑简公前来晋国由伯石负责相礼，伯石相礼时格外恭敬让旁人挑不出毛病，晋平公因此“感动”而回忆起伯石父亲旧日功劳，为了感谢旧日功劳而将州县赐给伯石，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是源自于韩宣子编制、晋平公和伯石事先都已经熟记于心的“脚本”，而“戏精”伯石在晋国朝堂上的出色表现也使得此次战略性的贿赂行动得以顺利完成。
第二层内幕：晋国三大卿族围绕州县的博弈
那么，为什么赐予伯石的是州县这块“飞地”，而不是位于晋、郑边境的其他城邑？这是因为，州县是晋国三大卿族韩氏、范氏、赵氏长期争夺的一块公有地产，而韩宣子提出将州县赐予伯石，在明面上自然是为了增进国家利益，而在私底下则是为了最终拥有州县而走的一步“迂回棋”。
州县是一块有故事的土地。它本来属于东迁的周王室，前六三五年周襄王为了感谢晋文公的勤王之功，将它赐给了晋国。成为晋国领土之后，州和毗邻的温曾经被合并成为一个县，后来又被分成了两个县，单列的州县先后曾经是卿族郤氏、栾氏的封邑。前五五〇年栾氏被灭族，州县又回到晋平公手中，成为公室直辖的公有地产。
这时，晋国六卿领导班子里排第一的是执政卿范宣子，排第二的是赵文子（就是那位著名的“赵氏孤儿”），排第三的是韩宣子，他们都想要得到这块刚充公的地产。在晋国君权衰弱、六卿领导班子实际控制朝政的背景下，如果他们三人能就州县归属达成一致，晋平公也只能点头同意。
在三方谈判现场，赵文子自信满满，首先发话。他说：“曾经与州县合并在一起的温县，现在是我的封地。”赵文子的言下之意是，州县跟我现有封地的关系最密切，我获得州县最合情合理。
没想到，两位宣子早就针对赵文子的这条理由做过准备，他们反驳说：“自从郤称将温县和州县划分为两个县之后，州县已经单独传了三家了。晋将一个县分成两部分，这种情况不止州县，有谁能按划分前的情况去占有治理它？”
赵文子一向以德行高尚而闻名，他看到自认为很有把握的理由已经被另外两位正卿驳倒，担心如果陷入不讲道理的争吵甚至暴力冲突会有损自己的名誉，于是决定要名不要利，以高姿态退出这场争夺。两位宣子连赵文子那样的理由都没有，知道这样争下去除了撕破脸武斗不会分出胜负，于是说：“我们不可以对别人义正词严，然后自己又参与争夺州县。”于是两位宣子也都表示放弃，三方谈判就这样不了了之。
前五四八年范宣子去世，赵文子当上了晋国执政卿。赵氏族人赵获说：“现在您大权在握，可以争取州县了。”赵文子说：“你退下！那两位说的话，是合乎正义的。违背正义，是会遭祸的。我连自己现有的县都治理不好，又再多要个州县做什么？难道是为了招揽祸患吗？君子说:‘最难办的是不懂道理。’如果懂了道理却不遵循它，那就没有更大的祸难了。我们家族内部谁敢再提州县，必死！”也就是说，赵文子进一步明确了赵氏在这件事上的原则立场，那就是一直保持高姿态，要名不要利。
韩宣子资产运作第一步：将州县转移到“自己人”手中
前五四〇年，赵文子去世，韩宣子继任晋国执政卿。到这时，当年与他争夺州县的赵文子、范宣子都已去世或告老退休，赵氏、范氏的接班人赵景子、范献子在新一届六卿领导班子中分别排第二和第五，都是他的下级。韩宣子作为执政卿，有了主持国政的权力，可以更方便把自己的私事“夹带”到国事中去。
当时，楚国执政卿王子围已经先下手以联姻为手段拉拢伯石，而在韩宣子看来，这正是一个可以“公事私事一起办”的绝佳机会。原来，当时晋国各仆从国的正卿往往会在晋国卿大夫中认一个“主”，也就是今天说的“靠山”：小国正卿到晋国访问时，没有“主”的只能住在国家宾馆里，而有“主”的可以直接住到“主”家里。这种做法倒未必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潜规则，而很可能是西周时周王室为了促进各诸侯国卿大夫友好往来的制度遗存。像伯石这样贪图权势利益的人，自然是要在晋国认一个“主”的，而他攀附的卿族正好就是韩氏。
由于韩宣子和伯石有这么一层私人关系，所以韩宣子想出了一个打破州县归属纠纷僵局的妙计，那就是利用自己现在是晋国执政卿、伯石会一心一意攀附自己的“势”，以服务国家争霸战略、通过赐地与楚国争夺伯石为名，先把州县从没有归属、众人觊觎的公有资产转变为有明确归属、在“自己人”手里的封邑。这一步理由完全正当，其他有争夺之心的正卿也举不出什么正当理由来反对。由于伯石根本没有可能真正占有州县这块“飞地”，所以他在这里面所起到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保险柜”，将州县暂存起来，等待韩宣子找到更好的机会将其真正据为己有。
韩宣子资产运作第二步：将赐地转变为“土地占有额度”
前五三五年，伯石去世。子产抓住新宗主子旗（伯石小儿子）还没有树立起政治权威的窗口期，在同年访问晋国时，“代表”子旗把州县交给韩宣子，说：“先前贵国君主认为那伯石能够履行他的职责，因而赐给他州县的土田。如今伯石不幸去世了，没机会长久享受贵国君主的恩德。他的儿子不敢拥有州县，又不敢直接告诉贵国君主让他不快，私下里先把它交给您。”
韩宣子推辞不接受。子产说：“古人有话说：‘父亲砍了一堆柴，儿子背都背不动。’子旗唯恐不能承担先人的俸禄官职，更何况是承担大国的恩赐？即使您执政的时候可以平安无事，以后如果晋、郑之人不巧有了边境方面的争执，我国获了罪，到了那时，曾受晋国重赏的丰氏恐怕就要接受大的惩罚。您取回州县，是免除了我国未来可能会犯的罪，而支持了丰氏。胆敢以此请您收下。”
韩宣子于是接收了州县的土地簿册，按照常规将其交给了晋平公。晋平公接受了州县之后，又把它回赐给了韩宣子。韩宣子表示，当初他和范宣子约定过两人都不要拥有州县，这块封地他是不方便接受的。然而国君的赐命也不好违抗，正好当时宋国执政卿乐大心也接受了晋国赐予的“飞地”原县，于是韩宣子和乐大心做交换，韩宣子最后得到了原县，而乐大心的“飞地”从原县变成了州县。
这一连串的资产运作背后，是子产、韩宣子、晋平公、乐大心之间微妙的政治博弈：
子产为什么要将州县交给韩宣子？这是因为，子产通过这样做，在国际政治层面消除了晋郑关系的隐患，拉近了与晋国执政卿的关系；在国内政治层面成功切断了丰氏与晋国之间的“代理人”联系，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卿地位。至于交还州县是子旗主动提出，还是子产强迫子旗同意，已经无从知晓，笔者倾向于后者。子产把州县交给韩宣子而不是晋平公，理由也完全是摆到台面上说的：直接把州县退还给晋平公恐怕会有违抗先前赐命、蔑视晋平公的嫌疑，于是交给总领晋国朝政的韩宣子，请他酌情处理。
韩宣子为什么没有将州县直接据为己有，而是秉公办事将其交还给晋平公？这是因为，如果韩宣子就这么直接占有州县，范氏宗主范献子很可能会重提当年他父亲范宣子与韩宣子达成过的“君子协定”，指出韩氏并不比范氏更有理由获得州县（假设赵氏不重新加入争夺），进而指出韩宣子这样做是破坏旧日协定、以权谋私，因为子产将州县交给韩宣子的目的是通过韩宣子将其交还给晋平公，而不是将州县赠与韩宣子。
晋平公在接受韩宣子交还州县之后，为什么把州县又赐给韩宣子？从《左传》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晋平公并不甘心做一位傀儡君主，他虽然没有能力彻底改变当前晋国君权旁落卿大夫的格局，却也一直在寻找机会“挑动正卿斗正卿”，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坏六卿集团的内部平衡，从而增强他作为“总调停人”的权威。晋平公将州县赐予韩宣子，在台面上说起来也合情合理：州县从很早开始就是正卿封邑，公室只是暂时托管，肯定要重新分封出去。既然韩氏、范氏两家都没有什么特殊理由取得州县，那么我当然就按照六卿排序赐给排在首位的韩宣子。而晋平公这样做的实际目的，是希望充分利用围绕着州县的争议，通过赐州县给韩宣子来激化韩宣子和范献子之间的矛盾，最好把赵氏新宗主赵景子也拉进来，总之是把事情闹大，因为事情闹得越大对他越有利。
韩宣子当然明白，就这样接受晋平公赏赐、直接占有州县很可能会引起范献子甚至是赵景子的挑战，于是他走出了关键的第二步，那就是灵活诠释晋平公的指示精神，把到手的州县理解为一个国君恩赐、不好推脱的“土地占有额度”：既然和范宣子有言在先，约定韩氏、范氏都不得占有州县，那么韩宣子就通过与宋卿乐大心进行置换，让州县重新变成赐予外国执政卿、服务国家战略的“飞地”，而自己则最终获得了一个价值相当、而范献子完全没有旧账可以翻的原县。
最后，对于宋国执政卿乐大心而言，反正都是有名无实的“飞地”，帮助韩宣子完成扩大封地的资产运作，可以达到讨好晋国执政卿的目的，对国家、对自身都有益无害，何乐而不为？
老谋深算韩宣子：“资产运作”的祖师爷
从上面的剖析可以看出，“韩宣子智取州县”是在晋、楚两大国“文斗”大背景下，由晋国高官韩宣子策划实施，涉及晋、楚、郑、宋四国君主和正卿级高官的“资产运作”大案。通过辗转腾挪的资产运作，将大额资产合法合规地转移到私人名下，这是自古以来高官贪腐的常用伎俩。就笔者目力所及，记载在先秦儒家经典《春秋左传》里的“韩宣子智取州县”可能是古代文献中最早的高官复杂资产运作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