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汪辜会谈”:开创海峡两岸政治对话的先例

2019-01-02 15:38
北京

编者按:2019年1月2日上午,《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及一系列政策主张,这是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此后,两岸关系趋于和缓并不断发展。1993年,第一次“汪辜会谈”的举行,正式打破了两岸不谈的僵局,标志着台湾当局长期坚持的两岸“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时代的结束,为两岸关系拉开新的序幕。本文讲述了两次“汪辜会谈”幕后的故事。

作者简介:唐树备,1931年生,上海市人。早年从事新闻工作。1971年后,历任外交部领事司处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领事部主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总领事,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临时代办。1988年任外交部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1989年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1991年兼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八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九届政协全国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先后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曾亲历“九二共识”达成、“汪辜会谈”、“唐焦会谈”、“汪辜会晤”等两岸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大陆与台湾的曲折关系。

口述 | 唐树备

采访整理 | 杨玉珍

1993 年4 月27 日,汪道涵先生(左)和辜振甫先生在新加坡举行海内外倍加关注的“汪辜会谈”

“汪辜会谈”的背景

1987年,台湾方面蒋经国宣布放开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两岸近40年来的隔绝状态被打破。因为到了这个时候,1949年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的老兵年纪都大了,他们很多人在大陆有父母,有妻子,有孩子,原来国民党一直不让他们回来,现在因为年纪大了就都特别想回来看看。放开探亲以后,台湾的老兵就都陆续过来了。这些老兵在台湾大都有一些积蓄,有的希望把这些钱送给大陆的亲人;有的没有结过婚,就想在大陆找个妇女结婚;有的没有孩子,也想在大陆领养个孩子。

按照台湾方面的规定,台湾老兵到大陆探亲,要先由大陆方面开一个证明,证明他在大陆有父母,或有孩子、有太太,这样台湾才批准探亲。另外,老兵要在大陆登记结婚,大陆方面规定要先由台湾方面出具一个证明,证明他在台湾没有结过婚,要领养子女,大陆也要了解他在台湾有没有子女,抚养能力怎么样,等等。

这里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台湾和大陆有关方面出具的证件问题。因为台湾的证件上是“中华民国”字样,而大陆的证件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双方历来的做法是在政治上互不承认对方的证件,而是采取“视情采证”的办法。什么是“视情采证”呢?比如我过去在外交部搞领事工作,台湾有人想到大陆去,拿了一本台湾“护照”。台湾“护照”在政治上我们是不承认的,因为它有“中华民国”字样,但因为他有这个“护照”,我们就承认他是中国人的事实,就可以给他办一个证件到大陆去。即政治上不承认对方的证件,但承认这个证件所体现的事实,根据具体情况来务实地解决问题,不因两岸政治上的分歧影响两岸老百姓实际问题的解决。

台湾的证件到大陆来,我们是“视情采证”,大陆的证件到台湾去,台湾也是“视情采证”。但是到了1991年,台湾成立了“海基会”,他们做了规定,大陆的证件一定要经过“海基会”的承认和盖章,才能在台湾使用。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大陆的证件在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不能使用,要经过“海基会”的认证才能用,这是违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原则的。尽管双方政治上是对立的,但我们还是互相承认大陆和台湾是一个中国。现在证件不能用了,要到他那里认证以后才能用,这就产生了一个到底把大陆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还是视为外国来对待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两岸之间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就需要谈。

第二个情况,开放探亲以后,由于台湾当局拒绝两岸“三通”,奉行单向的开放政策,限制大陆民众与台湾的正常交往,在沿海地区就出现了大陆居民私渡去台打工的现象。特别是在福建一带,台湾有人有组织地把大陆的劳工弄过去。因为台湾方面缺少劳动力,老板经常招不到人,大陆客过去,他们很欢迎。到台湾以后,有的大陆偷渡客被台湾当局抓住,就要把他们送回来,但送回来的方式很粗暴。有一次他们把大陆的几十个工人装进一个船里,让他们待在船底,然后把舱盖封住,船到大陆时,人已经被闷死了。当时大陆方面十分愤怒和不满,台湾舆论也有许多批评,所以这种问题必须通过两岸谈判来解决。

第三个情况,当时经常发生走私现象,很多挂着外国旗的走私母船在台湾海峡中间停留,由小船把东西走私到大陆来。大陆海关去追这些走私母船,它们就往台湾那边跑。大陆海关的船追过去,台湾有关方面就横加拦阻,说这是我的管辖范围,你不能过来。

总之,开放探亲虽然是件好事情,但是也带来了很多新问题,要由双方来讨论解决。这应该说是两会开始商谈的一个由来。

再说说两会成立的问题。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大陆方面一直主张两党谈判,但是台湾方面一直不愿意两党来谈。鉴于两岸之间确实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他们就提出成立两个由双方授权的民间中介机构来进行两岸事务性商谈。

1990年,台湾派后来任“海基会”第一任驻会副董事长的陈长文先生来大陆,转达了台湾当局的意见。当时国台办主任王兆国先生和我陪着他见了吴学谦副总理。吴副总理告诉陈长文,大陆方面认为还是应该举行两党谈判,但是我们也愿意尊重他们的意见,可以先成立民间中介机构。后来,台湾方面先成立了“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1990年11月21日成立,1991年3月9日正式挂牌运行),我们随后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1991年12月16日成立)。海基会第一任董事长是辜振甫先生,海协会的第一任会长是汪道涵先生。

国共两党是中国的两个政党,国共谈判,是中国两个政党之间的谈判,这是不言自明的。但两岸两个中介团体的谈判,搞不好,会出现“两个中国”的问题。因此,大陆方面首先提出,两会商谈,要首先确立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两个团体的商谈,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一个国家内部统一前的特殊关系。

台湾方面开始不同意明确这一点,但后来经过各方的努力,双方终于确认“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要共同谋求国家的统一”。在上述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同意在事务性商谈中搁置对“一个中国”政治含义的分歧,求同存异,从而为两会的接触、商谈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九二共识”的两会共识。

当时,邱进益先生是海基会的驻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他作为台湾方面主持两会商谈的负责人,在推动达成“九二共识”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

两会成立后,经过一年多的接触和磋商,确定于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

1993 年4 月29 日,汪道涵与辜振甫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

“汪辜会谈”能够成功举行,除了大陆方面的积极努力外,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1992年,国家主席杨尚昆到新加坡访问。因为李光耀一直很关心两岸的事情,杨主席就跟他讲,两岸要统一是我们的目标,但现在谈统一,条件似乎还不太成熟,我们可以先谈经济合作交流的问题,先从经济谈起。

李光耀问杨主席,我可否把你的话传达给台湾方面,杨主席说可以。后来,李光耀到了台湾,见到了李登辉,也见了郝柏村(当时李登辉是“总统”,郝柏村是“行政院长”),就跟他们讲了大陆领导人的意思。台湾方面当时没有表态。

回到新加坡后,李光耀告诉中国大使,说他已经把杨主席委托的事情办了,但是台湾没有回应。过了一段时间,李光耀又找到中国大使,说李登辉有回应了,他同意两岸谈经济,但不是由两党来谈,而是由两会来谈,由汪道涵和辜振甫来谈,地点定在新加坡。

在去谈判之前,海协会给汪道涵会长起草了一个发言提纲,时任国台办主任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汇报,获得原则批准。提纲里面包括大陆怎样保护台商的正当利益,怎样加强两岸能源、高科技方面的合作等。比如项目合作方面提到,大陆要搞三峡工程,台湾如果愿意,可以来合作;高科技的合作则谈到两岸合作研究、出版物交流和零配件的标准化问题。此外还有青少年交流、新闻界交流,等等。

谈判在经济议题上进行得很辛苦。大陆方面虽然阐述了诸多的合作意向,但台湾方面却什么都不肯落实下来。究其原因只有一个,李登辉虽然嘴上同意谈经济,但实际上他并不想真的加强两岸的经济关系。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通过两会在国外的商谈,在国际上制造两岸是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影响。

比如谈到台商投资保护的问题,海基会要求我们签订台商投资保护协议,保护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利益。我回应说,我们一直对台湾投资持鼓励态度,1988年国务院已经发表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简称“22条”),我们愿意听取台湾的意见,争取使“22条”更加符合台湾老百姓和台商投资的需要。

我们同时也提出,大陆既然同意保护台商投资,台湾就应该开放台商到大陆直接投资,而不是只容许间接投资。如果台商以美国商人、日本商人或者香港商人的名义来投资,那么投资保护应是我们和这些国家和地区要商谈的问题而不是和台湾要商谈的问题。

我们还提出,如果要大陆方面更好地保护台商来大陆投资的权益,台湾方面就应当逐步取消对台商投资大陆的限制,不能我一边保护,你一边限制,这样就成了相向而行了。

还有,我们保护台商到大陆投资,相应的,大陆到台湾投资也应受到保护,两岸之间应是双向的,是平等互利的。

但是,海基会在台湾“陆委会”的限制下,不同意开放台湾商人到大陆直接投资,也不同意逐步取消对台商投资大陆的诸多限制,更不同意开放大陆到台湾投资。台湾的做法是既想让我们单方面保护台商间接到大陆投资,又要继续对台商投资加以限制,台商可以去大陆投资,但大陆不能来台湾投资。由此看来,李登辉的目的不是想解决问题,而是跟我们纠缠。

还有“三通”问题。 之前陈长文到大陆来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谈过这个问题,但他说现阶段还不适合“三通”,所以“汪辜会谈”的预备性磋商里没有把“三通”作为议题来谈。汪辜会谈时,汪会长在他的讲话里提了一个建议,叫“定点直航”,就是厦门和金门,马祖和马尾,或者厦门和台北、高雄之间,可以定点直航,这并不是全面的“三通”。这个建议提出来后,台湾“陆委会”竟发表声明表示抗议,说预备性磋商里没有这个议题,大陆违反了“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的共识。我则回应说,“定点直航”也是经济议题,也是在谈经济,根本不违反预备性磋商的共识。

“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时,我和邱进益还谈到了“劳务合作”的问题。我说,劳务合作不是我们主张或不主张的问题,台湾需要劳工,而大陆的居民也愿意去台湾打工,双方有这个需求。但由于双方没有劳务合作协议,结果两岸民间私下组织大陆人到台湾打工,出现了偷渡现象。大陆方面从保护大陆民众的正当权益出发,反对他们私自去台湾打工,我们也管过,但是管不住,很难管。比如说大陆沿海的老百姓到台湾海峡捕鱼,到了海上,在台湾来的人的接应下,就过台湾去了,我们怎么能管得住呢?遣返问题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希望通过劳务合作从根本上把遣返问题解决了。当时邱进益也同意把“劳务合作”写进共识里面,商定汪辜会谈时要谈,而且也公布了,但是“陆委会”反对,硬是把这条取消了。

汪辜会谈的三天里,其实主要是就两岸经济交流和合作的问题在争论,最后讨论来讨论去,就有了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关于其他具体的经济合作问题,比如能源合作、高科技合作等,都没有定下来,只在协议中立了个题目,说以后再谈。

“汪辜会谈”一共签了四项协议。有两个已经在预备性磋商中谈好了,即《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我和邱进益已经草签。还有一个是比较好谈的两会制度,即《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只有一个谈经济、科技交流和合作,还包括文化、新闻交流的一揽子协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谈得最艰苦、最困难。

签署协议后,汪道涵与辜振甫互赠签字笔

通过协议的签订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大陆方面是非常真诚地希望能和台湾在经济合作上做点事情的,但是台湾方面不配合,所以最后在经济合作方面没有形成具体的协议。但不管怎么说,台湾方面同意要加强经济交流,而且写明这种交流应当是“互补互利”的,这也算开了一个好头,这应该是1949年以后两岸第一次在经济问题上达成的协议。

虽然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但两岸经过几十年隔绝之后,经过两岸民间高层间的相互接触商谈,双方都同意要加强经济交流合作,而且还约定一些具体问题以后再谈,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除此之外,这对想来大陆投资的台商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汪辜会谈”是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举行的,当时大陆改革开放的热潮一浪盖过一浪,大陆各地努力吸引境外投资,在“汪辜会谈”的鼓舞下,台商投资出现了一个高潮,这恐怕是李登辉原来没有想到的。李登辉眼看台商到大陆的投资对“台独”势力不利,便在1994年公开提出“戒急用忍”政策,企图阻挡这个势头。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他失败了。

所以,江泽民同志对“汪辜会谈”有一个重要评价,说“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是有成效的,它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汪辜会谈的“幕后花絮”

“汪辜会谈”虽然进行得很辛苦,但其中也有一些有趣的“幕后花絮”。

汪辜会谈前,我们给辜振甫先生准备了三样礼品:一样是吉林的野山人参,一样是一把绝版的宜兴茶壶(只做一件,然后模子毁掉),还有一样是文化部录制的一套名家演唱的京剧录像带。我们知道辜先生特别喜欢京剧,自己也喜欢唱,据说每礼拜都要在家里唱好几次京戏,吊嗓子,通过唱京戏来练气,强身健体。当时要送的录像带中有一出京剧是《智取威虎山》,送的时候就很犹豫,因为这涉及历史上的国民党,有些敏感,但录像带里的这段唱段又非常好听,从京剧艺术的角度讲,如果删去就太可惜了,而且删去后,整套录音带就不完整了,思量再三,就整套送了吧,因为它只是艺术嘛!

“汪辜会谈”签协议的时候还有一件趣事。因为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要在协议书上签字,就涉及到坐的时候谁在左、谁在右的问题。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左为尊,如果会谈是在大陆进行,当然好办,让客人在左,显示对客人的尊敬就是了。可是现在是在新加坡,两边都是客人,怎么办?台湾方面就提出来换位置。

当时一共签四个协议,最后就决定签两个后,由两老对调一下位置。应当说,两位会长在签协议的过程中换位,牵动面不大,但是两老身后各自都有十来个工作人员,还有汪会长和辜会长的夫人,如果这样换起来,场面肯定会特别乱。我就提议,要不后面的人就不换了吧,邱先生也同意。所以后来就出现了很有趣的场面,汪会长后面站的是海基会的人,而辜先生后面站的是海协会的人,这倒无意中体现了两岸是一家人的形象。

两岸协商处处都体现平等,各方既有自己的坚持,也照顾到对方。比如在协议的字体方面,因为大陆用的是简体字,台湾用繁体字,所以每个协议都分为繁体字和简体字两个版本,双方均在两个版本上签字。还有一些词的用法,比如说大陆把电脑叫“电子计算机”,而台湾叫“电脑”,所以一个文本中用“电脑”,然后是括弧“电子计算机”,另一文本是“电子计算机”,然后括弧“电脑”。协议落款处还涉及日期的问题。大陆是公元纪年,而台湾是“中华民国”纪年,这该怎么办?后来协商的结果是,协议文本在汪老的签字下方用了公元几年几月几日,而在辜老签字的下方,只有月日,没有年份,但在协议文本外框的留白处,写着台湾用的纪年,但没有“中华民国”字样。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也为以后两岸商谈创造了惯例。

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提,就是谈判之前,民进党跑到新加坡会谈地点——海皇大厦去闹事。“汪辜会谈”开始的那天,他们一行十几个人分散在会场的大楼前,每个人的西装里穿着T恤,T恤衫在背上都写了字。等汪老的车队一到,他们就立刻排成一排,将外面的西装外套一脱,露出了每个人T恤背上的字,连在一起是“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新加坡警察发现后,很快将他们驱散了。

“汪辜会谈”一个多月后,李登辉提出加入联合国

虽然“汪辜会谈”迈出了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但是会谈结束后一个多月,即1993 年6月,李登辉就提出要加入联合国。大陆方面对此当然坚决反对,随后两岸之间展开了外交上的重大较量。

为了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大陆方面发表了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就台湾问题发表白皮书。这本由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台办一起起草,中央批准的白皮书,通过中国驻各国大使馆发往了世界各个国家,阐明了我们对台湾问题的鲜明立场,与李登辉的分裂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既然李登辉在发展两岸关系上没有一点诚意,为什么还会同意搞“汪辜会谈”呢?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岸之间确实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以及他想在国际上制造两岸是对等的政治实体,妄想为他随后发起的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活动“鸣锣开道”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李登辉想借机巩固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势力。

蒋经国逝世后,李登辉接任“总统”。但实际上,在国民党内部,李登辉的力量是不太巩固的。当时台湾是以党领政,党来领导政府,李登辉当时只是“总统”,不是国民党主席,只有当了国民党主席,他才能有更多的权力,所以他必须争取国民党内传统势力的支持,地位才能更加稳固。

按照大陆学界的分析,当时国民党内部有两股势力、两种政治倾向:一种是从大陆过去的国民党传统势力,一种是以李登辉为代表的本土势力。传统势力的特点是“反共”,但反“台独”,主张一个中国。本土势力中虽也有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甚至主张两岸最终统一的,但以李登辉为代表的这股势力在主张“反共”的同时更主张“台独”。在李登辉内心深处,他主要是想把台湾从大陆分割出去,将台湾变成另一个“国家”。

李登辉上任后,为了争取国民党内传统势力的支持,所以不得不讲“一个中国”,不得不搞“汪辜会谈”。当时他曾对国民党传统势力吹嘘说,我六年以后要把你们带到大陆去!这当然是他瞎说了,只是为了骗取支持。后来,李登辉逐步把国民党的传统势力排挤出了国民党的领导核心,他就公开说他从来没有讲过“一个中国”,否认有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

“汪辜会谈”结束后,海协会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汇报材料,经汪老和王兆国主任审定后,由兆国主任代表国台办就会谈的结果向中央作了汇报。汇报中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签订的几项协议台湾到底能不能执行的问题(其中主要是《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因为这涉及到经济合作的问题)。

“汪辜会谈”虽然是一个民间性的会谈,但背后是两党在主导。国共两党历史上签过协议,但是有的没有执行,那么这次能不能执行?国台办给中央的报告认为,协议能不能执行取决于李登辉的政治倾向:如果他往民进党方面靠拢,这个协议就执行不了;如果他与民进党拉开距离,这个协议就可以执行。“汪辜会谈”后李登辉立即推动加入联合国,表明他向分裂中国的方向发展,因此,“汪辜会谈”重点讨论的经济方面的协议由于李登辉的破坏,最终没有得到执行。

中央一贯要求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当我们与代表台湾当局的海基会打交道时,当然希望两会能达成更多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协议,并使这些协议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但由于李登辉的一意孤行,两岸协议最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到,除了台湾当局,我们更应当利用两会达成的协议或两会高层交流创造出的有利形势,去直接做台湾人民的工作。就台商来大陆投资而言,由于大陆各地直接做台商的工作,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台商来大陆投资的势头越来越猛。为了使台商的投资环境得到不断改善,不仅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从法律上加强对台商投资正当权益的保护,大陆在土地取得、工资水平、原材料价格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也日益凸显。

因此,尽管“汪辜会谈”达成的经济方面的协议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但这并没有影响两岸经济合作的发展。不仅如此,在台商的压力下,台湾当局也不得不逐步放松了对台商投资大陆的限制。

为推动“汪辜会谈”协议执行举行的“唐焦会谈”

所谓“唐焦会谈”,是我跟时任海基会驻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焦仁和先生在“汪辜会谈”之后进行的一些后续问题的协商。虽然李登辉在1993 年6 月提出加入联合国后,我们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两岸事务性商谈仍在继续。

汪辜会谈时,与我谈判的是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先生,为什么后来换成焦仁和了呢?原来,会谈结束后,邱进益回台湾就辞职了,原因是“汪辜会谈”的一些情况让他感觉很不舒服。当时我去新加坡参加会谈前,王兆国主任就跟我说,树备,会谈就两三天的时间,你到新加坡后,由你根据中央批准的方案灵活掌握,来回请示来不及了。所以在新加坡的时候,我能够比较从容地处理会谈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但是邱进益先生不行,“陆委会”台湾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把他管得很紧。在我和邱先生会谈的过程中,海协会的同志发现,海基会的人经常跑到厕所往台北打电话请示。邱进益回台北以后公开说,他好像是在担架上面,意思是说,在谈判时他像被“陆委会”绑手绑脚。正因为如此,台湾舆论称之为“海(基会)陆(委会)大战”。所以,邱先生在“汪辜会谈”后心情不很舒畅也是可以理解的。尽管邱先生很希望为两岸关系发展做些事情,但后来还是离开了海基会。

唐树备先生与邱进益先生(右)

接替邱进益先生的是焦仁和先生。他原来是李登辉的机要秘书,据说李登辉的一些讲话就是他起草的。焦先生也希望为两岸发展做点事情,所以我们主要围绕两岸均关心的《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的三项事务性议题展开商谈:一是大陆劫机犯的遣返问题,二是违反有关规定私渡去台的大陆民众的遣返问题,三是两岸的渔事纠纷。

1995 年1 月21 日,时任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焦仁和先生(左)抵达北京参加“两会”负责人会谈,时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唐树备先生在机场迎接

开放探亲以后,两岸往来很多。当时大陆有一些贪污分子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就想跑到台湾去,他们用的手段就是劫持飞机。这个事情在1992 年底,特别是1993 年达到高峰,当时大概跑了十几个。那时,因为大陆机场的安检设备不是很完善,机上的反劫机手段和经验也不多,劫机分子就利用这些漏洞企图蒙混过关。比如,有的劫机分子在飞机起飞途中,拿出块包裹着的肥皂冒充炸药,试图劫机去台湾。为了乘客的安全,飞机就不得不飞往台湾。

当时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劫机犯,还因为台湾当局不肯把这些劫机者遣返大陆,他们想以此作筹码,要大陆同意按照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法来遣返。大陆方面当然不会同意,两会一直为此在进行谈判。后来大陆民航部门加强了安检,到1994 年以后,这种事情就很少了。台湾的“筹码”没有了,两会终于就协议文本达成了一致。

第二个是大陆偷渡人员的遣返问题,上面已经说过了。经过磋商,两会也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后来焦仁和先生准备和我把上述两个协议都签了,但“陆委会”后来竟不同意。

第三个议题是两岸的渔事纠纷。当时两岸渔民在台湾海峡捕鱼的时候,偶尔会有碰撞,双方渔民有时火气很大,难免就会发生打斗流血事件。当这些纠纷发生在台湾海峡的台湾一侧时,台湾方面的公权力会介入。台湾当局便想以此为借口,主张通过两会谈判,划分台湾海峡的管辖权,要大陆方面承认台湾的“领海”。

管辖权问题属于政治范畴,不应当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讨论。后来,我和焦仁和先生以及我的同事们绞尽脑汁,找到了保留双方可有各自解释空间的措辞,解决了这个难题。我们一致同意共同召开记者会公布,但公布后,台湾“陆委会”竟然还是不同意。

三项协议从1993 年开始谈,谈到1995 年,但由于“陆委会”的从中阻挠,最终都没签成。1995 年,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美,在国际上进行“台独”分裂活动,两岸关系跌至冰点,两岸商谈不得不暂停。

去台湾,我准备了四套西装

为了“唐焦会谈”,我去了两次台湾。1994 年去,是事务性商谈,1995 年去,是跟海基会协商进行第二次“汪辜会谈”。双方商定了会谈的时间、地点、议题,但由于李登辉访美,第二次“汪辜会谈”搁浅。

1994 年,我第一次访台。应当说,自1949 年以后,我是第一位以民间团体负责人名义访问台湾的大陆高级官员。得知我访台的消息后,台湾的一位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说,唐先生你不要来,你来很危险,他们要打你。我对他说,不管怎么样,按照两会达成的协议,我是要去的。

我去之前把最坏的情况都预想好了,因为到了台湾以后,没有办法跟大陆联系(那时还没有手机)。走之前,我叫海协会的同志起草了一个报告,大意是说,如果“台独”分子骂我们,我们不理他;如果烧五星红旗,我们也不理他;但是如果打伤了海协会代表团的人,我们就发表声明后回来。上面批了这个方案。去之前,我准备了四套西装、衬衫和领带,预备“台独”分子朝我扔西红柿、鸡蛋后,我可以随时更换。

到了台湾,一下飞机,民进党组织了几百个人聚集在机场门口。他们高声叫喊“唐树备滚回去!”,“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并且烧五星红旗。台湾“ 中国统一联盟”则组织了几百名老兵来欢迎我,说“欢迎唐树备!”

我走出机舱,前来迎接的焦仁和先生告诉我,他们准备了三条途径离开机场:一是正常的机场出口,一是飞机场旁边的特殊通道,还有就是坐直升飞机直接飞抵酒店。由于正常的机场出口有民进党在闹事,“中国统一联盟”的老兵们正在和他们对着干,后来都打起来了。这条路不能走了,我们只好从第二条路出去。当我坐上汽车离开机场时,看到准备载我们的两架直升机也起飞回去了。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当局当天出动了3000 名警察守护在机场、去旅馆的路上,以及旅馆下车处到电梯口,以维持秩序并保护我们。

我到台北当天,李鹏总理叫他的秘书打电话到我家里,问唐树备怎么样,有没有事?我爱人说没有消息,应当没事吧!我结束谈判回京,在列席中央召开的一个小规模会议时,江泽民总书记看见我,说你回来了,我每天看电视,看你在台湾怎么样!

第二次去的时候,民进党知道我可能不会从机场正门出去,几十个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便闯入了我出机舱的地方(这个地方应当是机场的限制区,没有特别的证件或台湾有关方面的允许是无法进入的)。我一出机舱口,他们几十个人涌上来,肩并肩地跟着我,一路走一路叫“唐树备滚回去!”我在同行的海协会同事的卫护下,对他们的小动作视若无睹,不予理睬。

1998 年举行的“汪辜会晤”

到了1998 年,两会商谈因李登辉访美已停止了三年时间。海基会方面一再要求恢复事务性商谈,海协会认为,事务性商谈时台湾方面总是拿管辖权等政治性问题干扰商谈进展,在《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列为以后另行商谈的一些具体经济合作的议题也一直无法提上议程。因此,经与时任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和汪老商量,由国台办请示钱其琛副总理批准,主张两会进行“政治(经济)对话”。

1998 年10 月,受海协会邀请的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赴上海、北京的“参访”活动终于成行。辜先生是近50 年来第一位踏足祖国大陆的由台湾当局正式授权的代表

作为启动两会接触的第一步,海协会发函邀请焦仁和先生来厦门参加一个经济研讨会,见面以后再商量两会怎么恢复的问题。信发出以后,台湾方面提出反建议,主张由辜振甫董事长率团来访。海协会当然欢迎。就这样,1998 年10 月,辜振甫率海基会代表团来大陆。

这次辜振甫来,和上次“汪辜会谈”不一样,“汪辜会谈”是有议程的,我们谈什么,事前都有准备,有三次预备性磋商。而这次呢,是会晤,是见见面,不是正式谈判。

我们主张政治、经济对话,台湾方面不用这个词,他们提出进行建设性对话。“汪辜会晤”就在上述各自用词不同、但心照不宣要谈政治等问题的情况下,于1998 年10月14 日在上海和平饭店7 楼举行。

汪老在会晤时阐明了大陆方面对“一个中国”内涵的意见,主张两岸就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和“三通”问题进行商谈。辜老也代表台湾方面,阐明了对一系列政治问题的立场。

汪道涵手书“台胞之家”

双方在会晤后达成了四点共识:一是两会决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对话,由两会负责人具体协商作出安排;二是进一步加强两会间的交流,包括两会负责人等多层次的互访;三是涉及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两会将加强个案协助,相互委托;四是辜振甫先生邀请汪道涵会长访问台湾。汪道涵对此表示感谢,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到台湾访问,加深了解。

“汪辜会晤”以后,我和夫人梁文凤陪同辜振甫夫妇一起坐飞机到了北京。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跟辜先生见了面,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交谈。钱其琛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与辜先生进行了交谈。辜先生说大陆“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钱其琛说不是“打压”,是很多国家愿意与中国发展关系,愿意和我们建交,这是一个趋势。台湾目前的国际处境,不是大陆“打压”的结果,而是形势发展的趋势使然。

辜振甫访问大陆后,大陆方面继续推动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1999年6 月27 至29 日,两会在北京商谈,就落实四项共识交换了意见,并就汪道涵9 月中旬或10 月初访台达成初步共识。可是,李登辉竟在10 天后,也就是7 月9 日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公然抛出“两国论”,使一度缓和的两岸关系又一次跌入低谷。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的目的,他公开说是为了阻止汪道涵到台湾去,实际上是因为2000 年他即将下台,他怕继任的领导人背离他的分裂路线,所以先把分裂中国的“两国论”抛出来,影响台湾民众,希图继任以后的台湾领导人不要偏离他分裂中国的这个大方向。

“汪辜会谈”“汪辜会晤”的历史意义

“汪辜会谈”已经过去20多年了,虽然其中一些谈判成果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它毕竟打破了两岸不谈的僵局,正式标志着台湾当局长期坚持的两岸“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时代的结束,开启了两岸中国人终于可以坐下来通过平等协商、争取和平解决双方政治分歧的制度性协商新时代。在大陆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汪辜会谈客观上促成了台商到大陆投资的大趋势,推动了两岸经济关系逐步走向密不可分。尽管通过和平谈判来最终解决两岸政治分歧的道路是曲折的、复杂的、甚至是长期的,但“汪辜会谈”毕竟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而“汪辜会晤”,也揭开了两岸政治经济对话的序幕,这是1949 年以来获得双方授权的高层第一次正式面对面的讨论政治的对话。尽管双方意见有很大差距,但它开创了两岸政治对话的先例。政治对话和政治谈判,是争取两岸和平解决政治分歧的必由之路,“汪辜会晤”对两岸政治对话的尝试和实践,当然有它的历史意义。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已列入中共十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成为中共中央现阶段对台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汪辜会谈”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原刊于《纵横》2013年第4、5期,责任编辑:杨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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